1975年的春天似乎来的晚了一点，时令已过了“立春”气温还是升不起来，但路边土里的小草却无拘无束的探出头来，好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用它那好奇的眼光看着路过的每一个人，时而欢笑，时而沉默，时而悲伤。

每每这个季节，康大功总是要组织队里的人往南坡拉草粪的，早上一回，上午下午各三回。

队里年里头积攒的草粪必须在年外的半个月内全部送到坡上的每一块儿地里，待犁地的时候把它盖在地下供庄稼生长用。

那时队里的饲养室里养着足够的牛、马、骡子等牲畜，但康大功是不让用牲口拉粪的，他有爱惜牲口的意思，因为开始犁地的时候那些牲口还得用劲拉犁。

那草粪堆就在饲养室门外的一个大坑里，往南坡拉粪的人长年的就是那几户人家，装车子的时候都怕自己装的不够多，因为薛老喜就在南路边的路口给每一辆车子过磅，每车按重量记工分。

薛老喜就蹲在磅后那土堆上，每过一辆架子车他总是先看主人是谁，然后看一下磅上的标记随即说一声“走吧”，人们便拉上架子车往南坡上。

那车子下了磅便是一路的上坡，都是三四十度的坡度，到了一些特殊的路段都有70度到80度的样子了，这个时候这几户人家便得集中起来，大家合起伙儿把一辆车子先弄到地的中央。

每年拉粪的季节我和苏老二都把一根绳子拴在架子车上拉梢儿，一趟一趟往坡上去。

那一天天还不亮就听见父亲在院子里走动的声音了，我知道那是他在摆弄他的家什，他就要去那粪坑里装粪了。

我连忙起身随着父亲来到了那个装粪的现场，那里已经人声鼎沸了。我看见苏老二在前面扶着车杆，钟叔和钟婶儿在架子车的两边用粪叉往车里装着草粪，见我父亲拉着车走过来，他俩就加快了速度，很快他们的车子装满了，给我父亲让出一个位置，我们的架子车推了进去。

当我和父亲把车子拉到过磅地方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这时从天上飘下了雪花，但没有康大功的命令谁也不敢停止往山上送粪。

父亲驾辕，我和我姐一个人一边拉着梢，可能是因为天要下雪了，我们三人都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车子上了磅的时候好长时间听不见薛老喜说让我们走的声音，我扭头一看原来那磅后面的土堆上蹲着二骡子，只见他穿着一个新的小大衣，头和脸都捂得严严实实的。

小大衣就是那个时期最时尚的，比厥肚子小棉袄大许多的棉上衣，因为需要的布料和棉花多，一般的人家是做不起的，也不知道薛老喜家里那里弄来的比我们家多了许多的布料和棉花。

我看见二骡子在瞅着磅上的标记发愣，平时看见薛老喜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怕他，总不敢多说一句话，见是二骡子我就毫不客气地问：“多少”？

“你看是多少”？他又反问我。

“700斤”，我故意多说了70斤。

“那就700斤吧”，二骡子在那个本子上记下了“700”斤的字样。

下了磅，雪花夹着凌晨的北风越来越大，开始我们都冻得直哆嗦，越哆嗦越用力，越用力拉着车跑得越快。从村子到地里大概有三里多地，那天拉出一里多地的时候地上的积雪已经是踏在上面便发出“咯吱咯吱”一声响的厚度了。

我早已出了一身的汗，但头发和眉毛上都结了一层坚硬的冰，路上拉粪的人和我一样都是从鼻孔里和嘴里冒出一团团的热气。

到了该上金岭的陡坡了，拉粪的几户人家便自觉地把车子停在了坡下，十几个人围着一辆架子车往坡上挪。

我和父亲把车子停下来连忙加入到临时组成的团队中，那时正好轮到钟叔的车子上坡儿了，十几个人立刻将那车子围住，推的推拉的拉，车子艰难的往坡上移动。

钟叔驾着辕儿，我和苏老二在前面每人拉着一根绳子，突然那辆架子车不前进了，不知是谁在后面大声地吆喝：“驾好辕，驾好辕····”。

但那车子不但不往前走，突然又朝后面退了起来，我看见那两根车杆已经着了地，钟叔的身子卧在地上牢牢地压在那两根车杆上，他一脸的紧张，车子的右边就是那条“黑眼沟”。

不知是谁很快在那雪地里刨出了两块儿大石头很内行地垫在车子的轮子下，车子立刻稳定了下来。

我和苏老二连忙拐回去拉地上的钟叔，他躺在地上起不来，我看见他一只脚光着，就问：“叔，那只鞋呢”？

“掉了”，他回答。

“叔，像这样的陡坡鞋子敢掉”？不知是谁又问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是咋掉的”，钟叔又说。

我和苏老二赶紧到车子的后面去寻找，在距离车子五六米远的雪窝儿里我俩找到了那只鞋。原来那只鞋脚后跟的底上早已有一个核桃大的洞，连接两块儿鞋面后缝的线陈旧了，在钟叔那只脚用力的时候那缝便敞开了。

几十年来我时常想起那五六米远的雪地，满路的顽石子儿，赤着脚，用着力，拉着车的钟叔是咋走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