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整个婆罗洲做校园，炎黄大学是真心的又大又有钱。就在去年，三十倍的利润的吸引下，各地唐人街华人也投资了凤凰公司，仅仅过了一年，所有唐人街华人都拿到了应有的高额回报。

要不是眼见为实，说不定还以为那是个骗子公司。而到了今年三月份，凤凰火箭升空成功发射了七颗电视通讯卫星的时候，那些已经得到了回报的唐人街华人们纷纷把手里的钱换成了数字币再次以积分的模式投入。由此可见，凤凰公司是如何吸引人？

当然，这也有一系列的背景。不提周启仁在《自然》和《数学新进展》铺天盖地的科技成果，凤凰制药的辉煌战绩，炎黄联盟的成立、欧美市场和中东石油的开发、各类电子元件和彩色电视机的大规模量产、三万五千英亩的东方大学成立、复仇者联盟和神盾局从英国转战到南洋.......。但就是这样，现在炎黄大学的价值也被大大低估了。

这一刻，林玉堂博士终于认真的开始思考——他们这些华人在米国的价值。于是他就询问起炎黄大学的未来方向。

林玉堂问道：“大老板，现阶段的炎黄大学研究生导师是哪里来的？”

周启仁握着林玉堂的手输出生物电，开始改造脑域：“基本都是英国过来的大学教授，我们有各种科研任务和研发大纲，从欧洲转学过来的研究生进校就可以开展工作，边学边研发边生产........”

“你是说？来的欧洲学生直接做研究？”林玉堂再次大吃一惊。

其实根本没必要吃惊，正常的研究生都要经历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才能独立做课题，而那些得到周启仁或者是各个领路人灌输知识的小分机，完全能胜任一些小项目。

林玉堂又问道：“大老板，那他们的工资待遇呢？”

接受了智脑的改造，也知道了周启仁的真正身份，林玉堂对周启仁说话的语气越发恭敬了。

周启仁一脸装比道：“不怕跟你说，在南洋我们有坚挺的数字币，两人握手间就可以在买到任何想要商品，这种交易方式有点像心灵沟通，每个凤凰公司员工心里都有杠秤，按劳所得的数字币存储在他们的脑域中。”确实，凤凰公司员工的诚信程度，在全世界都是一毛一样的。

周启仁说得很玄幻，林玉堂迅速衡量了一下，现在他们对十多万在米华人管控得越来越苛刻.......

林玉堂继续问着问题，心中却慢慢琢磨起来：“在米国还有很多没读过书的单身华人，他们也能回去接受教育吗？”

周启仁微微一沉吟，就决定道：“活到老学到老，所有来南洋的华人，不分老幼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霓虹为了偿还南洋80亿美元战争赔款，最近越来越多霓虹女工人下南洋打工，只要他们愿意回南洋，以后都不再单身。一切都是生意，只要我们手里有钱，多少个老婆都可以娶到........”

“华侨”的存在是一种世界现象，从东南亚到加勒比海的广大地区都有他们的踪迹，美籍华人只是其中一部分。截至1930年，已有800多万华夏人离乡背井，迁居各地。

这些海外华人在民众极为贫困的当地社会里，时常顺利地成为店主、商人和银行老板，从而引起本土人对他们的忌恨，受到迫害和零星的暴力骚扰，与犹大人在欧洲的长期遭遇如出一辙。

华夏人常被称为“亚洲的犹大人”。海外华人从事的职业和犹大人极为类似，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度里，过着自己独立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这也和犹大人相同。华夏人的技能和组织本领，使他们成为许多贫穷郭家的有价值的外来户，而家境富足又使他们成为整治上受打击的对象。

所以，这些郭家的正付对华人的态度，一直就是爱憎兼具的。许多拉丁美洲郭家对华夏移民的态度，向来是时而鼓励，时而限制。时至前世1966年，所罗门群岛正付还就是否驱逐所有华人问题进行过辩论。

华夏人体形虽然比米国人瘦小，但在农业、铁路修建和其他繁重的体力劳动方面很能吃苦。而且，他们对薪水的要求低，生活俭朴，能从米国人认为是微薄的收入中省下钱来。正是这些品质，使得华夏人被白人视为竞争对手，对其又恨又怕。

最初的华人移民几乎都是男性。这和其他种族的情况一样，表明移居米国只是尝试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许多人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旅居者。早期来美的华人，约有一半并没有留居下来。由于他们本来就有在米国赚了钱就回国的打算，部分是由于在米国令人不愉快的经历造成的。

米国人对待华夏移民的态度是苛刻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华人既不是白种人，又不是教徒。而在当时，这两条缺一不可，无论哪一条都足以构成致命的弱点。华人的长相、衣着、饮食都不同，并遵循着对米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习俗。

无论是从文化上或生理上，他们都被看做不能够被同化的种族。米国人视其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工资却很低，将会降低米国劳工的生活水平。米国工会长期不遗余力地站在排斥华人移民的前列，想把华裔居民赶出米国。

只有最重、最脏和最低下的工作才给他们干。铺设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穿越谢拉山脉后进人犹他州那段太平洋中央铁路路轨的劳工，多数是华人。那些试图淘金的华人，个个都被米国西部淘金营地的白人给赶跑了。

剪掉华夏男子脑后拖着的长辫子，是个很时兴的恶作剧，而这对那些不幸的华人男子来说，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满青王朝的法律，没有辫子，他们不得回国。刚到旧金山的华人移民，往往被当地的街头流氓“护送”到唐人街，路上遭到他们的无端辱骂和殴打，被扔以碎砖块和烂水果，简直是一片爱尔兰醉鬼狂欢的气氛。

而在这些骚扰之后，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更为严重的暴力威胁，魄暴徒在西海岸和落基山脉地区，不时地焚烧和洗劫唐人街，所到之处滥杀无辜。

除了受到街头无赖和歹徒的袭击之外，华人还受到体面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打击。1882年的《排华法案》大大地削减了华人移民来美的数量，其他新的法律先是禁止在美华人归化为米国公民，接着又把公民身份当做从事多项职业甚至拥有土地的先决条件。

1854~1874年有一条法律禁止华夏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遭到抢劫、伤害和攻击时，法律是不管的。

华夏赴美移民的大门几乎彻底被关闭，这给在美的华人带来了深远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早期的华人移民差不多都是男性，所以对绝大多数在美的华人来说，过正常的社会或家庭生活的一切希望就全部落空了。

许多华人在国内有妻子儿女，终生难以见面。由于就业机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人付不起回国恢复正常生活的盘缠。来米国的旅费尚可以待抵美后做苦工去垫付，但从米国回国—是到欧洲路程的两倍多—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作为旅居者来美的许多人，就这样被永久地困在了米国。另一些本打算和家人在美定居的人，现在既不能把家人带来，本人也无法成为米国公民，真是进退两难。

举凡华人被容忍的地方，都属那里的职业急需人手而魄又不愿意去干的地方，例如矿区的厨师和洗衣工，或城里人家的仆人。早期的华人也充当田间农工，早出晚归，工资却很低。1870年，加利福尼亚州110的农场劳工是华人，而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过半数的农场劳工都是华人。事实证明，在农田里干活，华人比白人更勤劳，也更认真。在修筑铁路时，华人很苦干，集体铺轨时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名华人劳工就修建了太平洋中央铁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局限在狭小的就业范围之内，但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取得了成功，后来当机会终于到来时，他们又向别的领域扩展。而后来的华人之所以能成功，基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比别人多干活，并受过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夏人离开了或被赶出了矿区、农田和铁路。他们大多在加州的一些城市里安顿下来，也有一些人往东部搬迁。那些雇用华人的米国老板，时常受到骚扰和威胁，所以华人就业无门，只能自谋出路或者去做家仆。

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他们的主要职业就是开洗衣店。华夏餐馆是另一项就业渠道。这些餐馆大都坐落在华人社区或唐人街，竭力让人感到不是在与白人竞争。甚至时至1920年，在米国有一半以上受雇的华人在洗衣店或在餐馆干活。洗衣店的数量远远超过餐馆的数量，因为洗衣店不需要很多的本钱，也不要懂多少英语就能开张。尽管被严格地限制在这两种职业领域，华人还是借此而获得了成功。

华人的手工洗衣店成为米国一项不可或缺的行当。华夏餐馆供应的食品也是如此，炒杂碎、炒面、炒饭，虽然样样都不是地道的华夏菜，但却成了米国人喜爱的佳肴。除此之外，唐人街还开了华人食品杂货铺，提供各种符合华人胃口的食品。

即便是在他们狭小的圈子里，华人仍然继续遭受法律的骚扰。华人开办的或按华夏方式经营的企业，被课以特别税和附加费。例如，在19世纪的旧金山，对那些不用轻便马车将洗好的衣服送还顾客的洗衣店所征收的执照费，就要比一般的高得多，而且，华夏人用扁担挑着篮子送衣服的方式，也被认定是违规行为。

面对无处不在的歧视，华夏人的反应是退避三舍，尽量不惹人注目，和身处隔离区或篱笆墙之内的欧洲犹大人很相似。唐人街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并推举出头目来处理自身的内部事务，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求助于当地的米国机构。

这种情形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华侨中间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米国，华人首领故意避开法庭和整治舞台。这样做之所以可行，部分是因为米国的华人都住在自成一体的社区内，大家都来自华夏某个省的同一地区。在这些飞地上，他们原原本本地保持着华夏的传统文化价值，而这一套在华夏本土却已在瓦解。

也许早期华夏移民的最大悲剧，就是这个如此重视家庭的民族被剥夺了在美组成家庭的可能性。1882年，米国单方面地降低华夏人移美的数量，结果造成华人两性比例失调，其程度之严重，超过任何别的种族。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早期的华人无从繁衍后代。这意味着，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米国文化的时间被耽误了。在米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几乎没有，直到1940年大多数华人仍然不是在米国出生的，所以无从通过学校来学习英语和米国习俗，更谈不上像其他种族那样有第二代孩子来帮助其父母去适应米国文化了。

华人男子常被困在米国，既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又因为贫困而不能返回祖国。在一个既不为人所需而他们自己也不想待下去的国度里，数以千计本来就没有打算终生留居米国的华人，孤独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犹如在华夏一样，家族在米国的华人中势力很强大。家族的首领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社会影响。一个华裔商人通常掌握着一个家族的领导权，在商店附近为其族人提供住宿，给他们以接济、关照和庇护，也帮他们打开门路。因为在米国华人人数比较少，一些家族就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族。家族保守生意上的秘密，并限制新商店、洗衣店和餐馆的开办。不同的家族统治着不同城市的唐人街。

除了家族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起到就业介绍所、轮流借贷协会、调解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因为这种互助组织有多项功能，所以它能赢得华人的尊重或认可。没有这种组织，这些流落异国他乡的苦命人就将失去许多必需的服务和享受。各种华人互助组织最后终于合并为华人慈善总会，一般称做“六公司”，神盾局暗中高价收购了这些公司后，形成唐人街的统一声音，并为在米国的所有华人说话。

按照米国标准，这些人仍处在贫困之中，但按华夏标准，他们已经很富裕了。1938到1947年，每年从米国寄往华夏的汇款平均达700万美元。随着滞留在唐人街的华人旅侨年事渐高而去世，另有一些较为幸运的人筹集了足够的钱而返回祖国，他们的亚文化也就逐步瓦解了。

纽约唐人街有一半以上的男子在餐馆里干活，34的妇女在唐人街的服装店里踩缝纫机。在纽约的唐人街，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的比例是该市平均数的两倍。因为长时间地工作，特别是多在晚间营业的餐馆里干活，许多移民家庭在一起进餐的机会很少，整个星期也没有几次。家里没人管，孩子是在马路上长大的。

二站时劳力短缺，这为华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许多华人抛弃了唐人街的传统行当，转而投身于这些新的工作。勤奋的工作习惯和无须老板监督，这是第一代来美华工的特点。歧视性的障碍一旦拆除，这些品质就成了劳工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有利条件。在凤凰公司成立后，华人从事专业工作和经商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很多美籍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米国人。

炎黄联盟突然崛起，随着投资凤凰公司赚了一大笔的华人开始分散居住了。大多数赚了钱的美籍华人已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当中因无法去南洋而被困在米国的上了年纪的老华侨，以及那些重蹈早期华人贫困经历的新一代华人难民。

这些难民在华夏餐馆或轻工业部门干活，工时长、工资低。上了年纪的老华侨和新来的难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投资凤凰公司的华人工资高于全美平均数，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华人却特别多；二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高于一般水平，但美籍华人当中的文盲比例却远远高于全美平均数(是默的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