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鏐二话不说，挽起贺础安的胳膊就走：

“这有什么好打扰的？你是历史系的学生，树勋巷五号欢迎所有联大历史系的同学！你知道我这个春假都在忙什么吗？对了，李宗瀛你认识吧？”

李宗瀛也是联大历史系的同学，贺础安不光认识他。还知道他和程应鏐整日形影不离，关系十分要好，他点点头。

“我和李宗瀛是本来就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又都转学到了联大，我们一起租下了树勋巷五号那间小院儿，成了室友。院子不大，不过屋子挺宽敞，丁则良、徐高阮他们没事儿就过来聊聊天，放假这些天我们俩去夜市淘了好多旧书回来，还买了一些美孚牌汽油箱，弄了个小图书馆，准备等开学告诉大家呢，既然在这儿碰上你了，你就当我们图书馆的第一个客人吧！”

一听有书看，贺础安自然是心中欢喜，便跟程应鏐一同离开了农校的图书馆。

两人一路闲聊着穿过大西门进了城，话虽如此说，却大多是程应鏐一个人讲，说起在《今日评论》上发表《夜行》这篇文章的经过，程应鏐的脸上流露出感激和怀念的神色：

“我是一九三五年进的燕京大学，之后我就跟同学们一起组织成立了‘一二·九文艺社’，后来文艺社办了一本叫《青年时代》的刊物，因为刊物刚刚创办，大家想要得到名作家的支持，有人提议去采访沈从文先生，大家都十分赞同，因为我是文艺社的负责人，大家都推举我作为采访代表。我是硬着头皮去找的沈从文先生，甚至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没想到先生十分亲切谦和，毫无名作家的架子，他不但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甚至还答应作《青年时代》的长期撰稿人，我跟沈从文先生就从那时候相识了。抗战爆发后我去了山西，跟先生断了联系，去年我转学到了联大，打听到先生也到了昆明，我特意到先生北门街的家去拜访，之后我没事便到先生家去，就坐在先生屋里的稻草墩上跟他天南海北地闲聊，先生就笑眯眯地听着，偶尔点评几句，我都受益匪浅。今年年初先生当了《今日评论》的文艺编辑，就跑到树勋巷来找我要稿子，于是才登了这篇《夜行》。说实在的，我真是特别感谢沈从文先生，我经常把自己写的文章给先生过目，先生每次批注的内容都十分详细，甚至有时候篇幅都超过了正文，我如今会写一点文章，全靠沈从文先生。”

进了大西门，贺础安和程应鏐在文林街上朝东走了一段，便走到了先生坡。这个“先生坡”之所以如此命名，有两个说法，却都和科考有关。

清朝末年，此地靠近贡院，附近有许多驿馆，每逢乡试，各地赶来应考的秀才便住在此地，一说因此地为坡地，而秀才又俗称“先生”，便得名“先生坡”，一说乡试时批改考卷的先生住在此处而得名“先生坡”。而先生坡坡头一段便是树勋巷，若是走过树勋巷再沿着先生坡一路向南下坡，便到了翠湖北路，能看到美丽的翠湖。

不知不觉间，两人便走到了树勋巷五号，贺础安在门外就听见院中有两个女生正在念英文，朗诵的是美国散文家和牧师赛缪尔·麦考德·克罗瑟斯在一九二零年发表的《经验女校》中的节选《人人想当别人》一文：

“……Thenaturaldesireofeverymantobesomebodyelseexplainsmanyoftheminorirritationsoflife.Itpreventsthatperfectorganizationofsocietyinwhicheveryoneshouldknowhisplaceandkeepit.Thedesiretobesomebodyelseleadsustopracticeonworkthatdoesnotstrictlybelongtous.Weallhaveaptitudesandtalentsthatoverflowthenarrowboundsofourtradeorprofession.Everymanfeelsthatheisbiggerthanhisjob，andheisallthetimedoingwhattheologianscalled‘worksofsupererogation’……”

（人人天生想当别人，就是生活中会有许多让人烦恼的鸡零狗碎的成因。社会是一个完善的体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本应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人人天生想当别人的想法，却会引导我们去从事严格说来不该我们做的工作。我们人人都才华横溢，能力过人，会冲破我们狭小的职业或工作领域的限制，每个人都觉得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大材小用，一直在做着神学家们所谓的“分外之事”……）

听着门内的书声琅琅，程应鏐解释道：

“她们俩都是一年级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背诵俱乐部，每天都会在院子里读英文，用功极了。”

进了小院儿之后，那两个穿着旗袍、捧着书本的女同学略微看了两人一眼，微一颔首，目光又转到书页上去，朗读声再次响了起来。

此时突然从屋内爆发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声音之大甚至盖过了英文的朗读声，只听一人大声说道：

“王永兴，我怎么觉得你是在为斯巴达人辩护呢？”

“则良你这句话我可不认同啊，怎么能说我为斯巴达人辩护呢？我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啊！雷海宗先生不是说过嘛，正是公元前六百一十年的那次变法，让斯巴达发展成古希腊最强大的城邦，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斯巴达人的变法也并非一无是处啊！”

贺础安跟着程应鏐一道走近屋内，发现屋内的人他都认识，都是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李宗瀛、徐高阮、王勉、丁则良、王永兴、翁同文围成一圈在堂屋里或站或坐，正在激烈地争论着。

丁则良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也是三八年转入联大历史系的，一张娃娃脸上眼角和嘴角微微下垂，眉目之间自带些忧郁的气质，此时的他因为心情激动，眉眼微微泛红，可阐述的观点却掷地有声：

“雷先生的课我也听了，而且印象很深刻！先生说每个斯巴达人出生以后，父母就把他送到长老那里，长老要是觉得那婴儿身体孱弱，就让人将婴儿扔到斯巴达城外的山谷中，被长老允许活下来的孩子在七岁以前由父母抚养，七岁到十八岁脱离家庭生活，开始为国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吃不饱，穿不暖，为了活下去，要靠偷窃来获得食物，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孩子还被要求少说话，不能笑，甚至还要跪在亚特弥神庙跟前忍受鞭打的痛苦，不管再疼都不允许呻吟和告饶，有的孩子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到死也没敢吭一声！被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完全没有生而为人的自由意志，全都变成了只会打仗的麻木机器，这样的变法真的好吗？这样的城邦，怎么可能不灭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