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医生,这是我们队里年底的分成,是我提前预支的一部分钱,您把它给收下吧,至于剩下的钱,我们一定会慢慢的还给您的,就是这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冯大力对于夏清柠是真心实意的敬佩和尊重,哪怕她看上去还像是一个小姑娘,但是从她的身上,他看到的是坚持和善良。
许多时候连他都已经看不下去了,可是夏清柠是不怕脏,不怕累,永远冲在第一个。她还带动了村子里好几个年轻一些的妇女,跟她学习了一些常见的急救知识,比如像是如何止血、摔伤之后应该怎么处理、被毒蛇咬伤之后应该怎么做,如此种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以前就只能够凭藉着自己的经验,对不对也只有试了才知道。可经过她的这一番教学,不异于一场及时雨。
夏清柠看了一眼冯大力手中的东西,尽是些一毛两毛的毛票,厚厚的一沓,说实话也并没有多少钱。
夏清柠想了想,将钱收了下来。
“冯叔,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只是我现在打头阵,像是之前所用的药材等这些东西,都是上面支援给咱们的。等再过两天就会有人过来接手,到时候人就会多起来,你也会轻松许多。”
听了夏清柠的话,冯大力扯了扯嘴角。
早在夏清柠刚来村子里的时候,她就已经告诉了他这件事情防疫中心的领导就已经知道了。只是因为夏清柠主动请缨前来治疗,加上现在也没有足够的人手,这才造成了之前的局面。现在东西也是不断的朝着五里村运来,听起来,离夏清柠离开的日子也是不远了。
五里村还算是发现的早,所以这控制病情就早,最严重的病人,也不过是发烧畏寒,脸上和身上分布着凹凸不平的红色结节,手脚略微有些行动不便,但这些并不影响他日常的生活,更别提,现在有了夏清柠这个大bug在,自然就不会坐视不理。
只是就夏清柠知道的是,最严重的病人如果不加以控制,还有可能会造成肢体的残疾。随着年纪的增长,还会有不同的并发症。如果得不到良好的医治和复建,这一批人将会变成最可怜的那一批人。
所以就她知道的的是,许多人后期因为没有资金来源,上头只有低保和补助,但相比较于药钱和康复钱,许多人的钱全部消耗在买药吃药上面,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这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麻风村最真实的写照。
注意:原型为四川大营盘村和台湾记者张平宜,以下文章来源于百度,与君共享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重生后每天都想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