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这么说，想是这么想，但创造机会也并不是易事。按照此前高务实的想法，原本历史上的倒高三人组，其实也并非一开始就是铁板一块。

这里头，真正和高拱有着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的，只有张居正。虽然高拱和张居正目前正处于蜜月期，且此前也多数处在政见相近的情况，二人的政治目标也颇为一致，或者至少说是颇为类似，但他们二人有一个永远无法开解的矛盾：即便大家都是改革派，可是谁主谁从？

后世有些学者囿于历史偏见或狭隘地域观念，强行把高、张对立起来，认为张是改革家，而高则是“奸相”、“佞臣”。这种“褒张贬高”的倾向即使在高务实穿越前还有一定影响。而事实上，高、张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互相保护、互相帮衬，不仅在政治上倚为同盟，在学术上也有颇多共同之处。然而可惜的是，从个性而论，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恐怕都认为隆万大改革的英雄人物，只需一人足以！

高务实自穿越后没多久就打定主意帮助高拱，这里头自然有很大一部分原由是因为自己穿越成了高拱之侄，而如果要“更好更快”的拯救大明，这个身份十分有用，高务实不想抛弃。但他自问也不是完全由屁股决定了脑袋，因为高拱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值得他倾力维护的。

从历史来看，在政治上高拱开创了明中后期“隆万大改革”的先河。之所以能称之为开创，是因为高拱有三个“首先”。即首先奠定了隆万大改革的理论基础“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变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政治纲领挽颓习以崇圣治疏高疏于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张居正陈六事疏于隆庆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纲领付诸实践，他的改革还为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础。有这三个“首先”，开创一词，高拱当之无愧。

而在学术上，高拱则是明代实学思潮的先驱者。嘉、隆、万三朝本是阳明心学和经世实学的勃兴时期虽然心学逐渐变味了。但高拱通过批判此时心学空虚寡实之弊，全面阐发了其实学思想，即“天地之间惟一气”的元气实体论，提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他的实学思想对明清之际整个实学思潮的鼎盛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宋元明清气学发展得高度来看，高拱既是明代气学阵营的重要代表，也是构成从张载到王夫之气学发展的中间环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历史地位。

而且高拱绝非一个只提理论而短于实践的理论学者，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实干派。尤其是高拱在隆庆后期职掌吏部继又提任首辅后，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吏治方面，实行进士举人并用，破除举官舞弊陋习，创建人事档案，建立任官梯队，完善地区回避制度，州县正官年轻化，精简机构，健全考核制度，打击行贿受贿等。

在军事和边政方面，破除兵部“一尚二侍”旧体制，建立“一尚四侍”新体制，兵部司官精选久任，选拔边才充实兵部司属，建立边帅休假之制等。

这些改革很快取得了显著功绩：在西北迫使俺答称臣纳贡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在西南和平解决安氏内乱在南方取得“岭寇底宁”之效等等。

而在法治方面，高拱也有上佳表现。他督令观政进士讲求律例，实行刑部司官久任之法，强化州县正官问理刑名之责，弭盗安民，严惩酷吏，pnn重大冤案等。

在理财方面，高拱加强钱粮官员的任用，完善税粮征收措施，推行清丈改革，实施一条鞭法这功劳在后世全给了张居正，力行惠商政策，整顿币制等。

在漕政方面，高拱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整治方案：疏通漕运，开凿新河破除海禁，恢复海运。

总之，高拱的改革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著效果。后世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历史学系的创始人嵇文甫先生就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然而，“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嵇先生不仅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也阐明了高、张在学术和事功上的传承关系。后世史学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是创始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改革只是隆庆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合称为“隆万大改革”的论断，就是对嵇先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高务实对于“保高倒张”是没有什么内疚之意的。在他看来，反正你俩的政治目标实际上差不多，执政能力搞不好高拱还强了一线，至于对皇帝的教导能力高拱教导出来的隆庆皇帝虽然能力谈不上多强，但至少他至始至终都对高拱保持着足够的信任，也肯放权放手让高拱做事张居正教导出来的万历皇帝虽然实际上能力并不差，却最终变得性格扭曲，不仅打倒并鞭尸了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最后还因为国本之争，闹得君臣不和，双方几为寇仇，天下喧然。

所以，三人组里头，第一个完全不用考虑拉拢，只需要考虑打倒的，就是张居正！

不就是政治人物之间的互相倾轧嘛！当年好歹也在县委混过、镇党委干过的高书记不屑的撇撇嘴：我干这个事没有心理压力。

那么，李贵妃和冯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