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李诵”在继位之前，做了整整25年的太子。

待到805年他成功上位的时候，这位皇储君已经44岁了。

李诵是个明显不符合时代情绪的帝王。对于这个外忧内乱，即将分崩离析的国家来说李诵实在是太过传统，也太过“中庸”了。

身为太子的25年中，他亲眼见识过藩镇叛乱为这个国家带来的祸事与灾祸，但这个迂腐的帝王依旧根深蒂固的坚信儒家“仁义治天下”的道理。

大臣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心善”，然而众所周知这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除了妇人之仁，没什么大本事”。

坦白讲，李诵作为帝王，照比某些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的废料依旧还是要好上不少。

他是个虚心好学的好学生，对木工锻造等各项技艺均有涉猎，但最擅长的是写字。他的一手好字宫内罕逢敌手，每逢德宗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太子书写。

然而时逢乱世

乱世之中“平庸”也会成为罪过。

单纯平庸也就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李诵竟然还是个病秧子。804年，他忽然中风失去语言能力，而同一时间，垂暮之年的唐德宗也同时一病不起。

临终前，唐德宗李适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再看一眼太子。只可惜太子此时也重病不起。

直到老王病逝，两人都未能碰面。

当德宗病逝后，唐顺宗“李诵”按照遗诏登基。可以想象在满朝的“法家导师”眼中，他们对这位44岁，病恹恹的中庸帝王是什么样的态度。

而上位之后，这位新晋帝王所展现出的能力，也完全符合大臣们对他的预期。

因中风失音外加行动不便，他必须提拔宰相为自己分理朝政。一生坚定信仰“儒家学派”的李诵自然会选择一位孔夫子眼中的完美圣人。

他选择了这个时代中，“儒家学派”的扛鼎之人“王”与“王叔文”。

后世将这2人并称“2王”。

坦白讲，身为当世大儒的2王的确拥有兼济天下的决心。然而无论出身，亦或者政治背景全部不堪大用。

饱读史书的李诵认为自己是效仿先人之举，如同刘皇叔一般从荒山中找到卧龙凤雏，然而满朝文武却并不这么想。

这两人甚至不是进士。

皇上的这一举动，几乎等同于招了两个文盲进来。

或许正是因为来自民间，2王亲眼见识过藩镇割据对于底层人民的伤害。

他们效仿儒家先贤，一生开设宗门，教授门徒，不收金银，不贪功名，过的是和底层百姓无异的平凡生活。

正是因为从来没有浸泡过“权利”这口大染缸，两人身上没有任何长安官场上的虚伪与骄奢之气。

一生清廉正直，饱读圣人之书，使得他们拥有比绝大多数官员更要崇高的使命感与政治抱负。

入宫之后，当他们看到满朝文武尽是“法家学派”的鸡鸣狗盗之辈，一种“众人皆浊我独清”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他们或许缺乏经验和谋略，但是绝不缺乏锐气与破釜沉舟的武勇。

顺宗上位之后，两人立刻就笼络到一大批满腔热血的赤诚儒生，着手对宫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儒家学派”与“法家学派”源于内核的不同之处彻底暴露无遗。

法家上位之后，无论是“建立严苛的历法”，亦或“不择手段的肃清敌人”，“将人民视为牲畜”，他们如同中心耿耿的猎犬，始终是在高效的为统治阶级服务。

律法只为平民而立。

贵族是审判者，始终站立于法律之外。

而这群儒生的“改革之刃”一经挥出，却直刺既得利益者的心脏！

2王摆出了一副玉石俱焚的架势，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皇亲国戚，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

之所以选择他，有三重原因。

1，此人一贯横征暴敛，被长安百姓恨之入骨，扳倒他能够完美的完成“儒家学派”核心思想中的第一步：“使民爱君”。

2，道王李实乃是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真正的皇亲国戚！

从他身上开刀可以向天下人表明我“儒家学派”是这漫长黑夜中真正的光芒，我们不畏惧强权，而这这次改革，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3，最后，此举也是向满朝的法家弟子们正式宣告儒家学派的归来。

国家处于危难，但我们依旧拥有唐人的脊梁，以及身为父母官的基本原则！

我们不会像那群偷鸡摸狗的法家弟子一样，贵族的金银原价奉还，百姓的铜子三七分账！

7日之后，王叔文以顺宗李诵的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将他贬为通州长史。诏令一下，整座长安城立刻沸腾起来。

数千民众日夜不停的守候在李府的门前，将石子鸡蛋藏在袖口中，等待他走出大门的那一刻。

绝望中，最后还是王叔文派遣禁军将他护送出城。

已经被击败的敌人没有必要继续羞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身处一个大染缸中，他变成这副模样也并非完全都是他的罪过。如果李实能够在通州经过洗心革面的改造，2王看在他的姓氏上也会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如果说扳倒李实仅仅是让长安人民欢欣鼓舞，2王的第二个目标，则会彻底引爆这座城市。

他们要革除长安城中60年来延续至今的弊政！

宦官为宫廷采买生活必需品，这项举动被称为“宫市”。然而长安百姓心知肚明的是这群宦官全部都是打着才买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

玄宗年间，宦官们尚且还知道拿着宫里的批条向商户低价购买。

到了代宗年间，批条都不拿了。

需要什么，宦官们会以“大唐李家”的名义直接抢夺。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到了德宗年间，当“法家学派”上位的时候，这群宦官不但会抢夺商品，更是还要征收“进宫钱”与“车马费”。

百姓不单需要承担宫中所需的日用品，更是还需要承担“将自己的货品”运送进宫的“车马费”，“过门费”等一笔又一笔“陋规”。

这已经不是“不公”，而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

上梁不正，下梁必歪。

看到宫中宦官如此，差役们也不能闲着。

宫中差役同样打着宫里的牌子终日敲诈勒索，长安百姓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但是德宗却置若罔闻。

原因其实很简单

这完美符合法家学派“驭民之术”的基础方针。

法家导师们认为人民不可富裕，一定要让他们贫穷，让他们失去所有选择，必须依靠国家才能生存。

如此，才能成为顺民。

消除弊政的法令一经公布，长安百姓自是一片欢腾。

然而此时的儒生们却并不清楚，他们已经同时得罪了皇族，宦官集团，以及宫中占绝对主力的法家学派。

一场风暴即将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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