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王说道：“问孙东谋，圣祖三次亲征准格尔，是否多余？是否不该？”

孙东谋的额头碰地有声：“回皇上的话，圣祖天纵英明，臣，臣鄙陋……”

钟王说道：“问孙东谋，朕觉得写字做文章，也十分之‘琐碎繁细’——是否可以通通交给臣子去办，朕从此不须学写字、学做文章了？”

孙东谋的额头已经碰得青了，语不成声：“臣荒唐，回皇上的话，臣荒唐，臣荒唐……”

钟王说道：“孙东谋，旨意的话已经问完了，你有什么话回奏吗？”

孙东谋惊魂不定，喘了几口气，颤声说道：“总是臣不读书，所上折议……愚钝鄙陋，粗疏荒唐，臣……知错了，嗯，这个，圣学渊深，非臣等可窥，醇亲王所奏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事，臣……附议。”

钟王点点头，是满意的神情，说道：“好的，我会代奏。”

小伙子自觉差使办得漂亮，昂首阔步地出了詹事府，兴兴头头地回宫缴旨了。

可怜孙东谋汗湿重衣，几乎站不起身。整个詹事府的人都呆若木鸡，居然也没有人上来扶他一把。孙东谋好不容易自个站了起来，丧魂落魄，走了几步，一个趔趄，竟然又摔了一跤。这时才有人赶快过来，将他扶了起来。

詹事府里这番疾风骤雨，将言路上还存着异样心思的守旧派彻底打蔫了。

孙东谋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但这番刁横狠辣的“问话”，逼得人无地自容，比什么处分都吓人。而且，出于詹事府大堂之上，“杀鸡儆猴”的“立威”意味极其明显。

朝野上下，都有共识：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上位者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继孙东谋而起的，遭受的，肯定就不是痛骂，而是暴打了。

也是关卓凡运气好，最早跳出来发难的，只是一个詹事府的右庶子。

言路所谓“翰詹科道”，“翰”是翰林院，“詹”是詹事府，“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御史道。其中，六科给事中和御史道都属都察院。在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三者中，翰林院地位最高，都察院权力最大，而位置最尴尬、最不重要的，就是詹事府。

詹事府最早是太子的辅佐机构，康熙废储之后，“太子”二字便不存于清朝政治，詹事府的本职消失，蜕变成一个纯粹的清秘之地。在功能上，詹事府和翰林院其实是重叠的，分翰林院的一点活儿来干，有资格进翰林院但暂时进不去的，在这儿先打打杂。

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

原时空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改革官制，实行新政，第一个被裁掉的，就是詹事府。

如果孙东谋供职的地方是翰林院或都察院，就不好派人跑进去大庭广众地指着鼻子骂了。

这种方式的打脸，左右人等也会疼痛，连带着整个部门跟着丢脸。丢翰林院和都察院的脸，打击面太宽，难免使人起狐悲之念。遭受池鱼之殃的许多人地位重要，其中还有立场和己方接近的，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

可如果不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当众对孙东谋“下手”，威慑力就不够。

詹事府就是这样一个不过不失、恰到好处的场所。

钟王来办这个差使，几乎是最好的选择。近支郡王的身份，对外可以强调，这道旨意代表皇族也即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同时，年纪轻，办这种差使不算**份；年纪更大、地位更高的王爷，未必肯办这种差事。

还有，钟王口齿伶俐便给，如果换了别的人，比如醇王，就算肯干这个差事，分量也更重，可是说话结结巴巴，气势上未免不足，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当然，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的折子是醇王上的，不能由他自个来骂人。

孙东谋其实没有什么背景，真正有背景的人，反倒站在后面，观风望色。

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倭仁，以自己同为“弘德殿行走”，有瓜田李下之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荫，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支持醇王；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诸公请自行其事”。

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反对派就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大树可以依靠，行动起来，自然犹犹豫豫，瞻前顾后。

等见到朝廷的疾声厉色，清楚再做仗马之鸣的后果，便偃旗息鼓了。

这一关，关卓凡过的意料之外的轻松。

关卓凡认真分析，认为除了自己事先的种种布局和事后的凌厉态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美国平叛大捷，这个时候，也即1865年前后，本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和原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原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失败者的心态；本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半个胜利者的心态。

关卓凡以为，原时空的排外，除了观念的守旧，很大程度类于生物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失败者的自我本能防护。

因为恐惧而抗拒，自我切断和外界的沟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强化出来的优越感，维持本体平衡，构筑防护罩，以使自我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谓也。

或者叫：“排异反应”。

其实，中国的保守，大多数时候，只集中于“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对外一向是开放、包容的。

中国的器物文明，兼容并蓄，有无数的外来因子。这个传统，直到明末，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

晚明的士林，对“格物”、“火器”、“兵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后人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儒生，居然有许多人醉心“设计火器”和“研究战法”。纸面上的“新式火器”层出不穷，“新战法”也时有所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对满洲的军事失利不断，人们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转战局。

一个是，彼时，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直接的碰撞，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

当然，没有基本数理知识和工业经验打底，这些设计，“新式火器”也好，“新战法”也罢，绝大多数荒腔走板，没有实用价值，也基本没有走出过书斋，走下过纸面。

但至少，那个时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进技术，仅仅视作“奇技淫巧”。

彼时的中国，面对科学技术已经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态依然是平和的，依然还是强者的心态。因此，可以从容吸取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种吸取的力度还非常有限。

西方对中国领先的幅度还有限，中国也并不真正了解这种领先的意义。毕竟，在发生中西对抗的时候，依靠地理和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术领先带来的优势。

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器物文明，彼时的中国，并不会发生“排异反应”。

彼时的中国，还没有经历自己无法理解的失败，还没有遭受这种失败带来的强烈刺激。

当终于剧痛于这种强烈刺激，不同体质的个体，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应激反应”。

日本的“应激反应”：抛弃这具为自己带来痛苦的躯壳，挣扎化蝶重生。

中国的“应激反应”：缩进这具躯壳的更深处，作茧自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这种失败发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国又将如何反应？

历史无法“如果”，关卓凡只能庆幸，自己做了一个历史投机者能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加入美国的内战，并成为胜利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