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之心痛，并不仅仅出于他和恭王的个人情分。

朝野公认，文博川“正色立朝”，这个“正”，既为“严正”，亦为“中正”，意思是说，在政争面前，文祥的立场，相对中立而公正，不会因为个人的因素，轻易“选边儿站”。在这一点上，他和宝鋆，虽同为恭王的左膀右臂，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宝鋆确实是恭王的“私人”，但文祥确实不是恭王的“私人”。

以前，文祥一度希望，肃顺、恭王二人，能够同舟共济，互补有无——在文祥看来，肃顺的锐意除弊，恭王颇有不如；恭王的眼界开阔，肃顺则难望项背，若二人携手，正是天作之合，实为国家之福。

可是，事实证明，这纯属空想，在肃顺、恭王只能二择其一的情况下，文祥自然只能选择恭王。

后来，类似的“空想”，文祥又放到了恭王和关卓凡身上。

文祥亦一度以为，自己是能够居中为恭王和关卓凡缓颊的——拿洋人的话说，自己应该是恭、关之间的一道“桥梁”。

自己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瓜尔佳”这个姓氏。自己是瓜尔佳氏，恭王福晋是瓜尔佳氏，关卓凡也是瓜尔佳氏，你看，三个人都是瓜尔佳氏，这个“瓜尔佳氏”，不就是最好的一道“桥梁”么？

细论起来，自己的“瓜尔佳”，和恭王福晋的“瓜尔佳”，距离更近一些——两个人都是正红旗，关卓凡呢，则是镶红旗出身——当然，他早就抬进了正黄旗。不过，彼此就有疏离，也是有限的，两红旗其实同源：正红旗为太宗长兄代善所领，镶红旗为代善长子岳托所领，岳托薨后，两红旗一度皆为代善管领。

文祥的“空想”，既出于他为国家打算的公心，也和两红旗的传统政治立场有关。

从代善开始，两红旗就秉持着这样一条政治原则：坚持效忠皇帝的基本立场——不论在台上的是什么人；如果涉及到皇权的争夺，就力持中立，不轻易卷入争位、夺嫡之类的大漩涡。

代善支持太宗继位，为自己这一支挣下了三个“********”，之后，遇到类似的情形，两红旗就很少再做出头椽子了。世祖继位的两黄、两白之争，多尔衮的身后被黜，圣祖晚年的九王夺嫡，世宗的兄弟相残，这一系列上位者之间的剧烈争斗，两红旗都尽量与之保持距离——因为从不参与，所以从未被祸。

可是，同为两红旗出身的关卓凡，似乎并未走上这样一条中庸、平和的路子。

文祥已经看的很清楚了，关卓凡这个人，狂飙突进，真正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气魄，不是恭王能比的，倒是和肃顺相差仿佛，都是一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儿。只是关卓凡的手段，较之肃顺，高明得太多，别人对他的观感，较之肃顺，亦天壤有别。

拿“关恭合流”来说，其实并不是平等的合作，也不是文祥曾经幻想过的“互补有无”，实在是“恭”合于“关”，“恭”变成“关”的一部分。

“恭系”的人物，作为个人，有本事、有能力，愿意合于“关系”的，关卓凡无任欢迎，不但继续委以重任，信用之专，甚至比在“恭系”的时候，犹有过之，譬如许庚身、曹毓瑛，以及自己。

但是，“恭系”作为一个整体，却是不允许继续存在下去的；“恭系”的首领——恭亲王本人，更加不允许继续留在枢府之内。

这一层，刚开始的时候，文祥还看不大清楚，但是，愈到后来，愈是分明。

关卓凡一点点、一步步，将“恭系”分化、瓦解，将恭系的地盘，一块又一块，拿了过去，将“恭系”的人，一个又一个，从原来的地盘上，或者“俘虏”了过去，或者驱逐了出去，整个“恭系”，被他一口又一口地吃了下去，恭亲王本人，也终于被彻彻底底的赶出了政府！

虽然不情愿，但形势比人强，文祥最终也接受了这个现实。他也承认，一山不容二虎；也承认，对于国家而言，关卓凡是比恭王更好的选择；也承认，如果关卓凡秉持两红旗的“中庸”的政治原则，很多事情就办不下来，譬如，改革八旗，改土归流，等等。

可是，今天的情形，让文祥觉得，关卓凡对待恭王，未免“狂飙突进”的太过分了！

文祥晓得，在嗣皇帝的人选上，“上头”和关卓凡，绝不会属意载澄和载滢——因为他们是恭王的儿子，把载澄、载滢拎出来，就是走一个过场。

同时，关卓凡也绝不会不晓得恭王对于“嗣皇帝”避之唯恐不及的本意。

既如此，虽然过场不能不走，但如果肯与人为善的话，以关卓凡之能，怎么可能想不出更妥当的法子，体体面面的走这个过场？为什么一定要把恭王夫妇逼入如此难堪而屈辱的境地中？！

恭王、关卓凡之间，虽然曾有龃龉，但恭王毕竟是有大功于国家的人，何况，两人还是事实上的翁婿关系！何至于勘磨至此？

较之载漪出局之轻松、体面——他还是“罪余之子”呢，就更加叫人替恭王不平了！

文祥暗暗的吐出了一口长气。

可是——

什么才是“更妥当”的法子呢？

文祥的脑子，转了又转，一时之间，却是计无所出。

他不由得苦笑了。

还有，也是更重要的，既然不愿意立载澄、载滢，载治、载漪两个，又没有二次承继的资格，那么，难道真的要到仁宗一系之外去找嗣皇帝？

这可是下下之策中的下下之策啊！

如是，宣宗一系、仁宗一系，一定不会赞成。反对的力度会去到何等的程度，目下，包括当事人自个儿——宣宗一系、仁宗一系的亲贵，大约都无法预料。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睿王那句“花多眼乱，大伙儿的心思，也跟着乱了”，可不是玩笑话！一旦帝系偏移过甚，不论嗣皇帝出于哪一支，其他的支系，一定不服气：彼此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你那一支能做皇帝，我这一支就不能做皇帝？谁的祖宗的功劳少过谁吗？

什么，你“德才兼备”？哈，哪个封的？我还说我“天纵英明”呢！

这个念头一起，就不得了了！想一想司马氏的“八王之乱”吧！

本朝的情形，不同两晋，未必会走到那一步，可是，八旗彼此之间，离心离德，怕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才是最可虑的！

还有，如果嗣皇帝将来食言而肥，跑去尊崇“本生父”，重蹈前明“大礼仪”的覆辙，那就更加热闹了！

这几重状况叠加在一起，大清会变成一副什么模样？

真是略一思之，便不寒而栗！

文祥思潮起伏，自个儿猛吓自个儿，不过，“不寒而栗”的，并不止于他一人。

惊心动魄的场景过去了，沉重的静默之中，大部分的亲贵，回过些味儿来了，不少人，都开始觉得心底隐隐生寒。

不过，他们“不寒而栗”的对象和内容，并不同于文祥。

远支亲贵、近支亲贵的感受，又不一样。

除了睿王，其余的远支亲贵，原先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叫来见小皇帝最后一面——虽然，这一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见上，不过，意思总算到了；更加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有机会参与“议立嗣皇帝”这个恭王口中的“国家第一件大政”。

本朝以八旗立国，国初之时，诸王贝勒并立，皇权其实有限。顺治朝，多尔衮独揽大权，压迫世祖，可是，另一方面，却也开始集权于枢庭。多尔衮死后，追爵毁墓，黜出玉牒，但他手造的这个局面，却维持了下来。某种意义上，如恭王“退归藩邸”之前，密议于文祥、宝鋆时分析过的，帝系算是“因祸得福”。

康熙朝削藩，削的，不仅仅是西南三藩，其实还有帝系以外的军功宗王，在圣祖手上，皇权终于初步巩固了。

世宗登基之后，不仅帝系以外，帝系以内的宗王，一般大力裁抑，怡贤亲王允祥，算是最后一位真正掌握事权的宗王。

允祥死后，宗王不涉中枢，这条规矩，就算正式定了下来。雍正以后、乾、嘉、道、咸四朝，都凛遵无误。

这条规矩，是在文宗手上、恭王身上打破的。文宗不仅叫恭王进了军机，还叫他做了军机领班——恭王是宣宗亲子、文宗胞弟，他的身份，不进军机便罢，既进军机，便无法居他人之下。

文宗破坏祖制，并非因为他推重恭王，少了老六就过不了日子，实在是因为文宗之得位，不无机巧之嫌，自觉内疚神明，不能不对舆论有所敷衍，不能不对恭王有所补偿。

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文宗、恭王兄弟龃龉，恭王被赶出了军机处，赶回了上书房，文宗启用自己真正信任的肃顺、载垣、端华——载垣是允祥一支、圣祖一系，到了咸丰朝，虽然距离帝系已经很远了，但还可以勉强划进“近支亲贵”，肃顺、端华两兄弟，却是地地道道的“远支亲贵”。

肃顺的爵位，不过一个辅国将军，载垣、端华，可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就是说，不但远支亲贵进了中枢，远支宗王也进了中枢。

肃顺掌权的日子，大约是康熙朝以降，“远支亲贵”最风光的日子。

可是，这份风光，仅止于肃顺、端华哥俩儿，其他的远支亲贵，不仅没从肃顺这儿落着一点儿好儿，反被他一边大骂“咱们旗人混蛋多”，一边大力裁抑，弄得灰头土脸，一肚子的恶心。

所以，肃顺伏诛，不论近支亲贵还是远支亲贵，都一律叫好，彼时，不少人还有这样一个幻想：肃六塌了，恭六“复起”，咱们这班远支亲贵，是不是就可以“出头”了？

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个幻想。

表面上，恭王雍容揖让，就对一个六品的主事，也是客客气气的，同肃顺的嚣张跋扈，动辄指着人的鼻子骂，天壤有别。实际上，他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了自己和自己的亲信的手里，中枢的权力，其余亲贵，包括胞弟醇王在内，都碰不着边儿。

近支亲贵尤如此，远支亲贵就更不必说了。

因此，大伙儿很快就有这样一个共识了：恭六和肃六，其实是一丘之貉！就有区别，也不过是一个披了张羊皮，一个没披那张羊皮罢了！

直到关卓凡出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