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朱元璋的确是一个网罗人才的高手,他遍撒人才网,不仅抓到小鱼之才,大鱼之才也纷纷落网。
朱元璋无法按捺心中的喜悦,图大业的野心也是与日俱增。
对于人才朱元璋曾形象地比喻说:“锋利宝剑可以刺穿犀牛和大象,但用它砍石头必会受损;
骐骥可以奔跑千里,但让它拉犁耕田必将摔倒。”
他强调人尽其才。刘伯温、宋濂、朱升等博通经史、长于谋略,朱元璋将他们留在了幕府,让他们发挥智囊作用;
胡深等是精通兵法、骁勇善战的人,被任为将官,让他们统兵征战四方;
汪广洋、叶琛、章溢等善于办事的人,则被派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
这样,大家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干,朱元璋的事业自然也就蒸蒸日了。
朱元璋对俘虏得到的人才,也能唯贤任用。他坚持“神武不杀”的宽大处理政策。
这充分说明,朱元璋虽然布衣出身,却很重视人才。
正如学棋要拜高师一样,求才也要求比自己更能的高才,这是成大事的人必须要有的认识。
妒贤嫉能的人,是很难成大业的。
从朱元璋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高级人才的重视,只有觅得高才,留住高才,善用高才,才有可能得到天下。
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对反元有利,只要有助他得到天下。
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地把人才招至麾下,这样保证了事业的顺利进行。
虽说朱元璋重视人才,但是由于当时的地主、儒士大多都参与过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因而对朱元璋的招降心存疑虑。
朱元璋考虑到这一因素,因而特地宣布“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讲明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
在朱元璋的感召下,不少曾经在元朝做官的地主、儒士和多年隐居的名贤,也都前来投奔他了。
朱元璋在推行求贤纳谏的同时,也采取奖励提拔的政策,一些地方官吏得到升迁。
朱元璋这时已经认识到,君听不听谏言,臣能不能谏言,是关系国家的存亡问题。
因此,朱元璋总是不断地告诫群臣,人君深居高位,就怕听不到看不见外界事物。
若有忠谏之士,毫无隐讳地谏言,君的威信会日增,天下也会长治久安。
反之,昏庸之主,拒绝纳谏,必然导致亡国。
朱元璋在用人问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选用其所能,这也是广招贤才的主要目的。
尽管他对谏言一般采取了鼓励态度,但也不是完全如此,有的就是因为谏言而受到了严厉的斥责。
尤其是到了后期,朱元璋当政久了以后,就产生了狂妄、傲慢、多疑的心理。
因此,后期对求言纳谏者与当初的态度是明显不同的,从而发生了许多纳谏者的悲剧。
叶伯巨是宁海人,通经术,当时是陕西平遥县训导,应诏书,结果却是异常地悲惨。
叶伯巨就当时的国家大方针,既揭露出了问题所在,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有理有据。
然而此书一,下诏求言的朱元璋竟然勃然大怒。
他不但斥责了叶伯巨,而且还把他捉来,下了刑部大狱,最终叶伯巨惨死在了狱中。
其实,朱元璋最愤恨的是叶伯巨说的分封诸王一事,这件事触动了朱元璋的内心,也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一件事。
因为那个时候,燕王的强势已经逐渐显露了出来,对此,朱元璋感到极为担忧。
另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刑部主事茹太素的,他也是应诏书。
朱元璋命令王敏读给他听,“有才能的人,数年来幸存者只有百分之一二,而今当政者手下率领一些迂腐儒士、平凡世俗的官吏,能把国家治理好吗?”
此话一说出口,即刻触犯了朱元璋的尊严。
大怒的朱元璋还没有听完,就把茹太素在朝廷杖打一顿。
后来,由于茹太素的刚直不屈,有好几次濒于罪死,但最后都得到了宽宥。
直到后来有一天,朱元璋举行便宴,赐茹太素酒,吟诗道:“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茹太素磕头致谢,当即回敬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恻然把茹太素降了职。
后来,朱元璋还是以借口犯法的罪名把茹太素处死了。
茹太素的刚正直言,揭开了朱元璋的疮疤,从而触到了他的痛处,使自己丧了命。
尽管朱元璋害怕当受骗,喜欢敢讲真话的人,但他更害怕自己的心思被别人猜中,因此他总是变幻莫测。
如果一味地实话实说,梦想因此可以得到皇帝的青睐,甚至可以加官进爵。
有时往往也会适得其反,可能连宝贵的性命也得白白搭了。
大礼寺卿李仕鲁就是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他崇尚正学厌恶异端。
因此,他曾多次书,要求皇帝崇正学辟异端。但是,朱元璋却始终不予理睬。
这一天,李仕鲁在朝堂再次复奏,希望以满怀忠诚,刚正的言辞,使皇帝感动和醒悟。
他摇着朝笏,慷慨激昂地奏道:“陛下深溺佛教,无怪乎臣说的话总是听不进去。
今天交还陛下的牙笏,请赐还臣这把老骨头,放归田里!”
李仕鲁一边说着,一边把牙笏放到了地。
李仕鲁一定没有想到,一句“深溺佛教”深深地刺痛了从佛寺走出来的朱元璋,当即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怒吼道:“打死他!打死他!”
随后,众多武士闻声而来,一顿拳打脚踢,将李仕鲁当即打死在了殿。
大理寺少卿陈汶辉,曾经也附和李仕鲁的奏呈,屡次以辟佛相争。
当他看见司被当廷打死后,惊恐得晕倒在地。
退朝后,在路过金水桥时,陈汶辉一头扎到水中,追随他的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