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自己的封禅大典也快到了。“封禅”是天下安定、国库充裕、百姓富足的时候进行的盛事。

封禅时，帝王带领一支由后妃宫人、文武官员、皇亲国戚、蕃邦使臣、各类侍从等组成的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

据史料记载，汉光武帝所带封禅仪仗由数千人组成。当封禅仪式结束，“文武百官在下山途中，竟绵延二十余里”。

而到了唐代，封禅规模较秦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身（唐高宗）于麟德二年（665）从东都赴东岳封禅时，

“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

场面可以说是十分壮观。“议者以为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而到了自己孙子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封禅时，一路“千旗云引，万戟林行”，“万方纵观，千里如堵”，玄宗自诩为“张皇六师，震詟九宇。旌旗有列，士马无哗，肃肃邕邕，翼翼溶溶，以至岱宗”。各路人马咸聚泰山，当玄宗到泰山备法驾登山时，“仗卫罗列岳下百余里”，极尽铺陈排场之能事。

除了仪仗警卫，随行的还有“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牁、乌浒之酋长”，真是一场国际性的盛会。

每次“封禅”，都要提前数月或数年宣布，同时组成专门负责封禅大典和仪式的一套班子，进行人力、物力、财力和军力调配。

沿途食宿，由地方供给；封禅队伍的安全，由大军负责；封禅一切费用，由国库提供。

整个封禅往往行程千余里，往返近两个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举全国之力去完成封禅，此次前身也是准备了好几年，可惜因为自身的身体原因只能一再推迟，最好由自己来完成。

有时李治也扪心自问，我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去封禅是有意义的吗？

不过就后世的观点，封禅作为一种礼仪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国家信仰的表达方式，不仅具有帝王嬗代而促动社会变迁的重大政治意义，而且凝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文理念和思维定式，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发展亦具有巨大影响与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地位。

封禅大典举国瞩目，它不仅仅是一种礼仪化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是一个时代王权的政治焦点，是朝廷内外、举国上下的大事，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统治阶级的精神以及意识形态和整体思想文化观念。

何况就此世敬鬼神的观念来看，那就更有意义了。自己穿越过来当上了皇帝，还是应该祭拜天地，感谢天地的。

前身虽然举办过一次了，但自己没有举办过啊，自己穿越过来当上了皇帝，还是应该祭拜天地，感谢天地的。顺便能给大唐打一个鸡血，振奋国民的精神。

而且如果说，去泰山封禅是兴师动众，来回遥远，耗费国力的话。那么从洛阳去嵩山就避免了这一点。嵩山距洛阳远较泰山近。在此行封禅礼，既可避免远赴泰山造成的巨额财富耗费，又可避长途跋涉的艰辛。

想想到了中晚唐时期，国势衰弱，想封禅都难了。唉！

更何况封禅在文学上也很有意义，独创了一大类封禅文学，包含了碑文、诏书、奏议、问对、玉牒、玉册、赋、诗、论说、游记、颂等十余种文体。

可见，由于封禅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它不仅丰富了唐代文学的类别，也从某种层面上赋予此类文学较其他文类更多的政治文化内涵。

就在麟德二年十二月（665），前身“命有司祭泰山”，将与皇后武则天率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节赴泰山行封禅大典。这是李唐建朝以来国家最大规模的祀典，激起了大批文士表达为国效力的决心和激情。龙朔三年（664），学士薛元超即献《封禅书》，后来他成了文宗和宰相。

而且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王勃、卢照邻也都曾参与。

麟德二年（665）十二月，时已闲居12年的骆宾王为齐州父老作《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乾封元年，卢照邻作《登封大酺歌》四绝句描写了这一盛事图景。

麟德二年十月，苦于“龙门高远”的王勃献《宸游东岳颂》，他虽没有因此被赐封，却引起了自己儿子，此时还没有当上太子的沛王李贤的注意，沛王爱重其才，召为署府修撰。

可惜后来他写的其他文章太激进了，引起了前身的注意，就直接被贬黜了。

前身平时对炫耀文采的都不怎么感兴趣，封禅时也会下令写许多文章。

想到这里，李治想起了那个号称文才天下第一的武状元，现在可是还有初唐四杰的三人还活着呢，就敢这么自夸。

虽然从官位上看，员半千历史上活得久，做的官也很大，但名气就差远了，哪怕有第一个武状元这样的加成，和初唐四杰的知名度也不在一个线上啊。

这次就看看他水平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