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历史系分成历史跟考古两块。

历史专业那块，苏亦是半生不熟，或者说似熟非熟。

好些历史专业的授课老师都不认识。

在考古专业这边，却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考古大本营，苏亦可以很自信的说，没有一个先生他不认识。

就算没见过，也曾听过他们的故事，再不济也在论文上见过他们的名字。

因此，在北大考古专业蹭课，总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

就算宿先生没对他做强制性要求，苏亦也舍不得缺席考古诸位师长的课程。

十年以后，北大从76年开始复课，专业课一直到78年，其实变化不大。

旧石器时代考古由吕遵锷先生讲，新石器时代考古则是由李仰松、严文明两位先生轮流讲。

相比较严文明先生，李仰松先生存在感似乎并不高。但这位先生，也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如果学习民族考古的话，这位先生是绕不开的。

因为李先生是我国民族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可以说是受林耀华先生影响极深。

提到民族考古肯定不能忽略，梁钊韬、童恩正、汪宁生几位先生。

尤其是，汪宁生这位先生对云南民族考古的研究影响太大了。

苏亦读研的时候，没少读对方的着作，有时候，你不读不行。

嗯，跑题了。

还是说回李仰松教授，前世苏亦对他的着作翻看的并不是很多，也有涉略，主要是云大研究民族考古的师兄安利的。

他本科去中大蹭课的时候，中大民族考古的教授基本上都是北大本科毕业的，是不是李先生一系的就不知道了。

两个人同时开设一门课程，在历史系很常见，比如，中国通史就由多位老师轮流讲，宁可、张光达两位先生都在讲。

世界通史，也是由周怡天跟朱龙华两位先生讲。

其实不止考古专业诸位师长有口音问题，历史专业这边也有，比如周怡天先生，讲课口音也重，苏亦蹭课的时候，也颇为吃力。

讲世界史的先生都如此，考古专业的师长有口音问题，也再正常不过。

至于商周考古，不用想肯定由邹恒先生讲。

商周考古第一人，并不是说说而已。

秦汉考古则是由俞伟朝先生讲授，作为苏秉琦先生的弟子，他开的课跟苏秉琦先生是重叠的。

七十年代的时候，苏先生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

秦汉考古自然是由俞先生讲授。

至于，隋唐考古，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跟宿白先生划等号。

其实，这门课全程应该叫“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这个时间段的历史考古都被宿先生包圆了。

嗯，还有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是李仰松先生讲授的，在北大，只要跟民族考古有关的，都是李先生在讲授。

还有苏亦最为熟悉的古文字学，这门课就是高铭先生讲授。

说到高铭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带出一个博士生。

北大考古专业这些先生之中，没有成为博导，应该就只有高铭先生一人。

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足为外人道也。

直到后世，北大考古古文字学，高先生的学生并未能一直传承下去，他的学生，基本上没有人留校北大。

不是不想留。

硕士，想要留北大，难啊。

还有一门古代建筑课程，光听这个熟悉的名字，也知道是由宿白讲授，这门课程整个北大考古系也只有宿先生能讲授。

早些年，北大考古专业古建筑课程虽然是挂着梁思成先生的名字，但梁先生太忙了，大部分都是由宿先生代课，这一代课就代到现在。

还有考古照相，是由赵思训先生讲授。

这个年代，连北大都专门找一个老师来开一门考古照相，就能知道它的重要性。

赵先生开这门课一直开到退休，一生只讲一门，真爱无疑。

还有另一门重要的专业技能——考古测量课，是由张剑奇讲授。

最后一门考古绘图，其实缺人的。

短时间内找不到专门的老师过来开课，其实，宿先生肯定是会的，但，宿先生是领导，都开了两门课了，还要开一门，根本就忙不过来。

要知道北大考古教研室大部分的日常工作都是宿先生在负责，苏秉琦先生还在考古所任职，每周都要北大跟考古所两边来回奔波。

在提到考古绘画这门课程的时候，马世昌还有许婉韵几个老大哥老大姐都下意识望向苏亦。

众人都觉得这门课程，由他来讲述，再合适不过了。

苏亦不接这茬。

他跑过来北大读研，可不是为了留校讲考古绘图。

考古绘图就不需要技术含量吗？

不是。

很有含量。

在没有高科技设备辅助的年代，是必备技能，就是到后世，这门技能也不能缺，就算你不绘画，你也要会看啊。

比如最简单的探方剖面图。

还有遗址关系图。

当然，考古绘图不仅仅是田野发掘的时候需要绘图，田野调查阶段也是要绘图的。

这些流程，苏亦都弄个遍，不过前世辅助工具比较多。

现在嘛，手绘比较多。

测绘仪都不普遍的年代，田野调查的时候，测绘靠啥？

目测啊。

反正，没有宿先生强制要求，苏亦肯定是不会去碰这门课程。

不然，多无聊。

自己一个被美术学院公认最有绘画天赋的靓仔跑来北大教考古绘图，自己估计会被关山月老爷子打死。

可以说，北大诸位先生之中，俞伟朝跟邹恒两位先生身上的争议就挺多的。

高铭先生曾经评论，邹恒自以为是，俞伟朝华而不实，只有严文明做学位扎实、严瑾。

然而，这是从学问的角度来说。

严文明先生自然是厉害，仅仅是学术成果方面来说，严先生似乎比两位两位先生要扎实，尤其是这位先生还以颠覆前辈学术观点而着称。

从国内考古学建立起来，走过百年的道路，从最开始梁思永先生他们颠覆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认知上错误之外，这种大的颠覆并不多。

基本上，后世的考古学理论都是在前辈建立起来的大框架下修改些边边角角，能够颠覆前辈创立下来体系以及认知，这样的学术功底，想想都阔怕。

严文明先生做到了。

可想而知，他的学术功底之扎实。

在这点上，苏亦认为高铭先生评价并不全错，至于他评论俞伟朝先生华而不实，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俞老师就是一个多能手，涉略极广，好像啥都喜欢研究，从早年的秦汉考古，到后面的楚文化再到组建水下考古队伍。

尤其是去历博任职以后，社会职务极多。前世，苏亦读研的时候，有师长提到俞先生有人觉得他离开北大可惜了，也有师长觉得俞先生离开北大去历博是明智的选择，更加能发挥他的长处？

那么俞先生是研究博物馆学出身的学者吗？并非如此，他早年读的是北大博物馆专修科，然而，俞先生其实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

苏公晚年的大小事情都是俞先生在操心，大到生辰寿宴小到家里保姆，事无巨细，在有些事情方面操心的程度都超过苏公的儿子苏铠之先生。

说了那么多，完全就是想说明俞先生是苏秉琦先生的高足，完全继承苏公的学术衣钵，然而，同样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张忠培先生跟俞伟朝先生两人在对其老师苏秉琦先生某些学术认知是存在争议的。

经过十年以后，国内考古系统留下两个着名的老人，那就是夏鼐先生跟苏秉琦先生，他俩都是考古所的老人。

这两位为建国后新中国考古学的建设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完全就是奠基人。

这两位老先生之间，有学术争议吗？

肯定有。

但这不是苏亦现阶段要关注的重点。

俞先生其实是个好人，这点，在日后跟余先生相处之后，苏亦更加的坚定。

在某些事情上，俞先生是固执的。

然而，邹恒先生比俞先生更加固执。

或者说是高傲。

邹先生的傲是真的傲，这种傲跟金克木先生的傲还不一样，老先生是冷眼看世界的傲，邹先生的傲都体现在表面上。

或许是性格的原因，邹先生身上的争议其实挺多。比如之前曾经提过关于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抄袭邹先生的讲义事件，这件事，弄到后面影响就挺大。

还有后来关于二里岗诸多问题上的争议，邹先生提出来的郑州商城“郑亳都”说，就充满着争议，可以说争议很大，甚至还跟郭老的某种观点是相左的。

因为在郑亳说之前，已经有个隞都说。

韩维周（郑州商城的发现者）、赵全嘏、安金槐、郭沫若、陈运和等考古历史专家都认为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中期“仲丁迁隞”的隞都。

似乎邹先生的很喜欢跟郭老杠上，似乎这两位有什么恩怨似的。

其实，并非如此。

郭老一直被邹先生当作是自己学术的精神导师，当年，他就是听了郭老的讲座，看了对方的《青铜时代》以及诸多着作，才喜欢上文史哲，才决定转系学考古的。

关于郑州商城上的学术争议，研究在考古学术史上是一个有趣的部分。

当初，苏亦看这些相关论文的时候，也看得很上头，那么苏亦是持哪种学说呢？

很可惜，他没自己想法。他知道哪位先生有哪种学说，偏偏他没有，因为他压根就没研究商周考古。

跟号称商周考古第一个人邹先生较劲，他前世的段位，还做不到。

就算是李伯谦先生也只是在夏文化方面跟邹先生较劲。

邹先生性格固执，充满自傲，并非说说已，甚至后来在北大考古专业编写教材的时候，邹先生还曾经类似的话，我的这版就不改了。

这版是哪个版本？

就是他曾经编写的商周考古教材。

然而，考古教材可能不改吗？

不断地有新成果出来，七十年代的编写的教材放在后世是肯定不够用的。

提到邹先生，苏亦下意识就想起到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听说这位先生挺高傲的。

这种傲气，在面对地方系统的考古人员的时候，表示的淋漓尽致。

这个方面，商志谭教授就曾经吐槽过，估计五十年代商教授在考古所进修的时候，没少吃过苦头吧。

商周考古其实是邹恒跟李伯谦两位先生轮流讲。

这两位是有师承关系的。

跟邹先生接触，别人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傲，但邹先生的傲是有资格的，他是北大考古首位副博士研究生，之所以是副博士，而不是博士，那是因为当年采用苏式教育学位制度，不然，邹先生早就把博士读完。

这个方面，俞先生他们也是如此。

论读研，这些先生都是前辈。

不过李伯谦却不是邹先生的研究生，李先生61年毕业留校，研究的方向跟邹恒先生相近，再加上，本科的时候邹先生曾经教过李先生，这两位是有师承关系的。

然而，就跟邹先生喜欢推翻精神引路人郭老的学说一样，李先生跟邹先生也是存在学术之争。

这两位先生曾经就“关于夏文化上限问题”的讨论，成为一场着名的师生学术论争。

当时，李伯谦对老师邹恒先生“二里头四期都是夏文化，覆盖了整个夏朝的历史”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因而提出“二里头文化应该属于夏朝的中晚期，也就是二里头遗址是后羿代夏事件之后，夏的都城所在地”。

这些争论，当做学术史研究还挺有趣的。

然而，身在其中的当事人，就不会感觉到有趣了。

谈及这场论争，李伯谦曾说过:“我爱吾师，更爱真理。”

他认为，尊重老师和服从他的每一个学术观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考古工作者最基本的素养是实事求是，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语)。

话虽如此，但做起来却极难。

在古代，用大逆不道，欺师灭祖来形容也不过。不过在学术方面跟老师有争议，在历史上其实是很常见。

如果闹得不大的话，可以说是弟子对先生学说的补充，闹大了就变成学术之争。

这事对邹先生晚年会有何影响？

其实是有的，还不小。

这场师生学术之争，现在并没有开始。

弟子不必不如师。

不是说说而已。

学术的进步，就是靠这些前辈在前面一点一点的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