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看过夏鼐先生的传记。

知道夏先生乡音重，甚至，他还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夏先生之所以说话声音小，那是因为夏先生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没法说话太大声，再加上，难懂的温州官话，坐得稍微远一点就听不清楚。

不仅如此，夏先生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写黑板的时候，一手拿粉笔一手拿黑板擦，字迹很轻，转身就擦掉，同学们都很难做记笔。

所以上夏鼐先生的课，做笔记就更打仗似的。

因此，夏鼐先生学问大，但，他的课也是真难懂。

未来，夏鼐先生跟宿白先生成为考古专业首批博导，到时候，苏亦要读博的话，估计，也不敢选夏鼐先生当导师，不然，多可怕。

不过夏鼐先生是54年才过来北大考古专业讲课的吗？

夏鼐先生跟北大的关系可以提到更早的时候，46年的时候，胡适担任北大校长跟夏鼐先生闲谈的时候，就提到北大打算创办考古跟博物馆专业，最后没成。

49年的时候，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还打算邀请夏鼐先生过来北大当教授，不过最终夏鼐先生还是接受梁思永先生的邀请加入考古所，成为考古所的副所长。

直到辉县发掘结束，51年2月开始，夏鼐先生就到北大历史系讲考古学通论。

甚至，当时北大还没搬到医院，还在沙滩红楼那边，听说，夏先生第一次到北大历史系的时候，时任历史系主任郑天挺不在，在办公室值守的胡钟达先生根本就不认识穿着朴素的夏先生，难免有些怠慢。

闹出笑话。

然而，夏鼐先生跟北大考古专业的渊源不止于此。

考古专业创办的时候，北大根本就没人知道考古专业应该怎么办。

就连应用的各种仪器都是夏先生亲自领着学生去东安市场购买的。

应该怎么办考古专业，应该设置哪些课程，北大这边都没人知道，这一切都是夏鼐先生给出具体意见。

因为夏先生曾经在伦敦大学留学，专门学考古学。

此外，苏亦还听到一个关于夏鼐先生的故事。

夏鼐先生也是阴差阳错做了考古，他当年考取了去英国留学的名额，名额只有一个但只能学考古，他就给梅贻琦写信说：我能不能明年去，我不想学考古。当时他的兴趣在中外关系史，结果人家回复他明年去也可以，但今年的考试作废，明年重新考。

夏鼐后来在日记里写：考试就像打牌一样，这次抓了一手好牌，你能保证下一把还是好牌吗？所以还是学考古去吧。

有时候，翻翻夏鼐日记，看看大佬的日常，也挺有趣的。

就在苏亦意外，故事快要告一段落的时候，高铭的话并没有停下来。

“这样一来，同学们就不干了，都开始跟系里面反应，闹的还挺凶的。当时，翦先生是系主任还挺重视这事的。所以专门召开座谈会。”

“当时，翦先生亲自出面跟同学们对话，告诉大家，考古专业初创，我们是第一班学生，以前没有这个专业，也没有这些课程，所以北大只能邀请各个单位的专家过来上课，人家能来已经很给面子了，因为这些专家都不是一般人，让我们用心学习。”

“实际上，这些专家学者都是翦先生亲自去邀请的，大家是给翦先生的面子，不然，这些先生完全可以不来北大。所以，同学们也表示了解，都知道我们这一班背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因为全国只有我们这一班学考古，就是为了给新中国考古是失业发展培养考古人员的。”

“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被安排到陕西半坡遗址实习，这个过程，就不跟你们讲了吧。”

“别啊，高老师，听得正精彩呢。你可不能不讲。”许婉韵说。

马世昌也说，“听着高老师给我们讲咱们北大考古专业的历史，了解咱们考古专业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现在挺有意思的。”

苏亦忍不住说，“高老师，我想把你的故事给记录下来，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整理成文章，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史料，对往后咱们考古专业的学生学习考古学史以及考古学术史，应该挺有帮助的，你看行吗？”

他这一出来，高铭先生有些诧异，一时半会没说话。

俞先生却说，“你小子这是打算给高老师写传记呢？”

苏亦解释，“也不是，就是觉得高老师的故事挺传奇的，值得让我们这些后辈知道，不过现在条件不成熟，我只是一个建议，不知道高老师意下如何？”

最终高铭先生摇头，“现在不合适，大环境不明朗，留着这些东西，容易出问题。”

苏亦恍然，点了点头，“是我疏忽了。”

俞先生突然说道，“其实，当年咱们北大历史系也有一个助教，喜欢把一些事件给纪录下来，他在北大那些年记录了好多本这些事件，不评论只记录，有点类似于史官记载史料，不过大部分都是咱们北大的事情，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被记录下来了。”

“当时，翦先生也鼓励他这些行为，后来，因为这些本子给他还有大家惹下不少的麻烦。最后这些本子都没有了。这位助教也不在了，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不然，这些本子还留下来的话，未来可以放在咱们北大的校史馆，应该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原始史料了。”

说完这个，俞先生充满叹息。

苏亦觉得直呼可惜。

也对这位助教超前的意识充满了敬佩。现代人喜欢写日记，在考古界，《夏鼐日记》最为着名，然而，那只是夏鼐先生的日记，像这位助教一样记录着自己的所知所闻，以及一些极为重要关于北大的历史事件。再过几十年，这些本子，对后人研究这个年代的历史，绝对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这点，翦先生当年就意识到，俞先生也认识到，可惜这些珍贵的东西最终也没能流传下来，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那么为什么苏亦会提及把高铭先生的这些故事整理成文字，未来有机会发表呢。

因为他知道未来几十年，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像十年时间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会发生。

然而，高铭先生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时代的经历者，对这些东西，始终持有观望状态，慎重一些没有什么不好。

苏亦也意识到自己鲁莽了，再次道歉。

高铭先生却摆了摆手，“我还在故事还在，如果未来大环境明朗的话，你想什么时候写东西都可以，到时候随时找我。现在不方便整理成文字，但说说过去发生的事情，让你们这些小辈知道我们的老前辈都为考古事业做出了那些贡献，我觉得是应该的。所以，想要听故事，没有问题。”

于是，苏亦三人的期待中。

高铭先生的故事又接着讲。

“其实，当年给我们讲课的先生很杂，之前提到的先生只是个别的，还有不少的先生没有提到。不少，先生的特点，也没跟你们说。”

“比如历史专业这边，邓光铭先生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们熟。当时，胡仲达先生上古代世界史，杨人楩跟张芝联两位先生分别讲近代和现代世界史，这两位先生学位很好，都曾经留学海外，见多识广，讲述世界史的时候，旁征博引，分享着他们的求学经历，再加上两位先生口齿清晰，我们都比较喜欢。”

终于有一个苏亦熟悉的世界史大佬了。

张芝联先生啊，历史系现在的副主任，室友刘立言跟王凯旋的导师，法国史大拿，没想到他还曾经给高铭先生他们上过课。

真的是北大名师璀璨的50年代，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满级大佬。

当然，高铭先生也不仅仅讲述世界史的老师，也讲中国史。

“比如邵循正先生讲近代史，效果一般，主要是邵先生身体不好，说话声音很低，这点跟夏先生比较像。但是，邵先生的讲义发的很及时，而且还附有极为丰富的参考资料，比较方便大家自学，这点，我觉得挺好的，很合适我，因为就是自学出身的。”

“此外，还有余逊先生，一年级上的时候，他讲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大家不感兴趣，因为比较难，不过余先生古文修养特别好，他都是边背诵边讲解，我很喜欢，结果大部分学生都不接受，反映不太好。一年级下的时候，他讲中国史秦汉部分，起初，大家都担心会跟历史文选一样效果差，结果，一节课下来，大家都服了，因为余先生对秦汉史非常熟悉。”

说到这里，高铭先生突然停顿一下。

“余先生患有高血压，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很疲惫，那年暑假他刚满50岁就突然发脑血栓，此后一直卧病不起，再也没能重登讲台，若非如此，余先生学术着作不会那么少。”

谈及余孙先生的时候，不管是高铭先生还是俞伟朝先生都充满遗憾。

也是对已逝先生的一种怀念。

高铭先生回忆诸位先生，并不面面俱到。

他只是挑自己印象深刻的先生来说。

这即是高先生的故事，他也是他先生们的故事。

“还有张政烺先生，大一上，中国史（一）上古史部分就是由他上的。张先生上课的时候，是冬天，他穿个棉大衣，经常话到嘴边说不上来就敲脑袋。再就是找不到黑板擦的时候，就用棉大衣的袖子擦。”

“那个时候讲课搞得很死，一定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讲，尤其是古史分期要按照战国封建那一套来讲，讲稿必须上课之前在教研室讨论，极大限制张先生的学问发挥，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是魏晋封建说的提倡者，他的讲稿都是经过中国史教研室讨论通过的，而不是张先生的学术主张。”

高铭先生说完，俞先生补充，“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很大，是考古大家，但他讲课效果并不是很好。就算如此，张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依旧知道我们学习，因为张先生踏实，不花哨。”

高铭先生也说，“张先生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师长。”

北大中青代的老师，都敬佩张政烺先生。

因为张先生的品格，让人敬佩。

一个上课会敲自己脑袋，用棉大衣擦拭黑板的师长，却学位如此之大，不为世俗名利，只为教书育人，最终却无奈离开北大讲台。

这样的师长，值得北大诸位先生的视之为榜样。

张政烺先生的故事，苏亦也不是第一次听过。

他讲课背对学生，脸朝黑板，自言自语，语速很慢，口音很重，想不起来，就使劲敲脑瓜，脑瓜里装的东西太多，有时不敲不出来。

相比较，在百家讲坛，口若悬河，信马由缰的那些教授学者完全就是两个极端。

大家都知道张政烺先生口才不好。

然而，北大中青代的师长却极为推崇张政烺先生。

不是没有原因的。

感受到苏亦对张政烺先生的故事感兴趣，高铭先生补充一些具体的细节。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两年专业课，一门是中国考古学史，另外一门是史前考古学。而中国考古学史则是张先生跟其他几位先生合开的，张先生主要讲金石学部分，讲得很多。因为讲了很多人名和书名，大家都很陌生，接受起来就更加吃力了。都纷纷要求尽快发讲义，后来讲义也发出来了，宋元明部分先发下来，宋代以前的部分很晚才发下来，清代以后的部分就没有讲义了。也因为这门课程让大家真正见识到张先生的学问有多渊博。”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张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史料，当时已经把原始社会部分疆外了，他就带我们去参加北京历史博物馆，参加原始社会陈列。我记得那天特别冷，大家是坐着学校的卡车去的，而当时历博的展览室则是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东西朝房，完全没有取暖设备，冷得要死。然后张先生穿着棉大衣，一直坚持着给我们做讲解，当时，张先生也都冻坏了。”

苏亦脑海之中，自然而然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穿着棉大衣的老先生带着一帮学生在故宫的朝房里面，来回走动，不断地跟同学们讲述着各种展览的知识。

不断地搓着手，不断地哈着冷气。

讲到最后嘴唇都发紫，却还在坚持着讲述。

说不定这个过程之中，还下意识敲着自己的脑袋。

这一幕，如何不让人记忆犹新呢。

难怪，高铭先生跟俞先生对这位先生都推崇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