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幕府的赋税主要分为年贡、口米、三役、运和小普请金。
足利义满在任的鼎盛时期,元中年间,御领年供口米约为两百余万石、户税钱分为金六十万两,银两万贯、如果再加幕府所主持的朱印船贸易,总计可达二百余万贯,在幕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大致相同,甚至钱帛方面的收入还要更高许多。
一般来说,室町初年的一户人家有十段田的情况下,主要赋税不算多,只需要缴兵粮米两石、然后根据所在地出产不同,缴绢帛和麻布。
正常来说,一人只需要交两丈绢布或是三丈麻布,然后服六十天的劳役,如果没有征发的话,就按照一天十文钱的价格收取小普请金,虽然仍有栋别钱、丁口钱这类杂税,但相对来说,在天下承平的年月,并不算苛刻。
问题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再次加剧,幕府好不容易从豪族庄园内解放出来的佃农,又被迫再次重新典地卖身。可是这些税收,很大程度就是跟着人头来算,就算实际户主的土地已经被其他人侵占,可赋税还是积压在原本户主的身,农民的赋税日益加重。
加普请役往往滥用无度,而且轻重不均,劳役的地点经常远离百姓的主持,路途耗费的时日往往比劳役本身还多,百姓负担日益沉重,动辄倾家荡产。
应仁之乱后,守护林立。幕府控制的领国越来越小,可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国守护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幕府批准,于是杂税林立。
幕府不能检查诸道,诸道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久受兵乱之苦的山城国首先爆发一揆,随后的数十年内,各地一揆层出不穷。
净土真宗、日莲宗这样的念宗纷纷打起驱逐守护,悉罢课役的旗号煽动信徒,推翻本国守护大名,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
长亨二年(1488)北陆道加贺一揆爆发,终于再也无法忍受盘剥的百姓揭竿而起,能登、越中、越前各国信徒群情汹涌,响应檄文,二十万大军蜂拥进入加贺国,包围国府高尾城,一揆大军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贺的通路,使幕府军和两国守护军队无法前来解围。六月九日包围者攻克该城,守护大名富坚政亲自杀。
使得当时的幕府惶恐莫名,惊呼为“日月坠入泥土,前代未闻之无法无天。”派去的讨伐军,反被一向一揆打的大败而回,若狭、越前近江以及整个东海道一揆层出不穷,眼看着脸近江、山城两国也要爆发动乱。
最终迫使幕府进行税收改革,其核心便是“万钱悬事令”为主: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客主,以见居为簿;人无中丁,俗又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
翻译过来就是,各国大名在征税前应当首先制定预算,根据各国的实际支出多少,然后再前去跟本国内的豪族和百姓协商。不管纳税人口籍贯为何,谁现在这块土地的实际所有人,谁就要实际缴纳年供,而不是根据原先账册田籍里面所记录的丁口来无端征收。
对于商户也将按照原本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来征收,以前借口劳役、绢布、加征等强行摊派、勒索的恶行全部禁止,承认普通百姓之间土地自由流通的现状,放宽对农民的束缚,恢复镰仓幕府时期的贯高法。
贯高法在应仁之乱刚刚结束的情况下,的确让税收公平了许多,但事贯高在税收时的尺度全面变为了钱,而不再是粮食和布匹为主,所以农民在出售场频的时候,不可避免要受到大名的压价盘剥。
即使是丰年的时候,也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尤其是随着战乱频发,导致钱价升的局面,无形中又大大加重了农民乃至于下级武士的负担。
盘剥大方法,永远比减税的时候多,镰仓幕府时期的贯高法,还属于是“粮钱均半”,但室町幕府改良后的贯高法则是将其他杂税全部并在一起,以浮动价格来计算粮价得出贯税,反而让赋税加重。
随着形势的发展,守护大名因为连年战乱,导致支出不断增加,原本取消的苛捐杂税,便又重新冒了出来。
首先是延德五年,关东管领山内氏杉显定为镇抚坂东八州,请求幕府允许,每贯加税二百文。幕府准许,并命各道照此加征。
长享三年,九州探题涉川教直奏请,加征兵粮什二以增给军需,结果引发九州动乱,涉川家因此遭到流放,逃亡防长投奔大内家,九州探题名存实亡,大内家以扶持探题的名义对北九州展开长期经略,造成的分裂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此外,明应之乱后,幕府又历次加征盐税、茶税等许多苛捐杂税,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这些苛捐杂税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犹有过之。
所以,明石景季带人去劝农耕桑,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也不是当众宣布几份“德政令”就能解决的,那是一个个村子内跟百姓和耆老反复协商的结果。
并且签署了勘定文状,厘清了年供数额,今年夏收的租税最多也就是三万石兵粮,而非宇喜多直家先前所想的五万石,甚至更多。
将村内穷苦百姓的栋别钱、地子钱、丁口钱等苛杂一律免除,不得强行使用“贯高法”折算损耗。作为回报,三郡百姓愿意再凑两千石兵粮奉献。
这些条例全都清清楚楚,写在了昨晚送来的条呈内,看得宇喜多直家触目惊心,虽然不满这些刁民私下聚众,可木已成舟之事,确实不好反悔。
归根结底还是儿玉党根基不深,如果反复无常,前去征收口米的奉行,肯定是要遭到土一揆的驱逐,一个不小心就是场翻天覆地的大乱。
去年的备中扰乱,仍旧历历在目,为了一场夏收,不至于闹出对立冲突,维稳为主,不足部分可以出阵抢掠来弥补。
明石景季如此退让,倒也不是软弱可欺,主要还是为借着夏收的机会进一步检地,核定田产人口,为以后的税收提供依据,并将荒地没为己有。
土地出现抛荒的情况,并不少见。豪族跑了,或者死了的,很好解决,包括原本的寺田、神田等等在内,其中荒废半年以的土地,全部收为儿玉党所有。
现有在无主土地耕种的百姓,承认其土地拥有权,按给新的安堵田契。投顺豪族、国人众的庄田,全部不动,但是要追缴部分积欠的年供,此法也算合理,双方倒也都能够认同。
公地又分为两份,五成给军中愿意转成军役众的足轻,减轻俸禄支出;两成加封给有功的武士,三成留作庄田。
有些乡里青壮极为缺乏,地分不完,克酌情分给秽多非人内的勇武善射之徒,耕田播种,扩充军役帐。
凡有垦荒的百姓,免除当年的诸多杂赋,只征收年供正粮。逃亡的在地武士,第一年内愿返回国内,投献誓书者,得近先耕种之权。
各郡年供不均,最高者甚至达到七八成,佃户、农人交完年供,手头基本就没有多少余粮。
出现荒地、佃户逃亡的原因就在这里;虽然豪族们也会拆借钱贷、粮钟,但这些东西终究是要还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终的结果就是耕地、不耕地,最终一样是没粮活,还不如找机会流亡别处,重新定居。
针对这个症结,宇喜多直家已经下令,要求治下豪族减免贡赋,发布德政令,以五五均分夏收。都宇郡内的基本都被儿玉党直接控制,因而也没有人敢反对,顺顺利利就推行下去。
至于石川家为首的那些豪族,会不会老实听令,宇喜多直家并不在意,这条德政令本来就是口惠而实不至,给自己博取一个好名声的伪饰举措。
粮种少没关系,夏收以后,粮食充足,完全可以由代官所出面,调拨部分,分配各庄。唯独耕牛、农具不太好办,各庄内牛、马本就算多,再加儿玉党入寇之时,抄略众多,让各个乡庄更是雪加霜。
“还回去想也别想,那些耕牛、驮马早就分赐给了军役众,怎能出尔反尔?”户川通安出言警告,唯恐明石景季拎不清主次。
石川久智想了想,主动说道:“中山大社,牛马还是有一些的,愿意租庸给贫苦人家使用。”与其等儿玉党开口索要,倒不如主动提出来租庸,又由己及人,道:“贺阳众的豪族国人家中,也有些空闲的耕牛,和泉守若时有意,我可出面劝说他们拿出来,一并租给庸户耕田,”
宇喜多直家道:“石川大宫当真仁义,我这里先代百姓们谢过了。”得了好处,自然不吝美言。
石川久智连连摆手,谦虚回道:“往日神社也多受香火供奉,此事当仁不让,当仁不让。”原本也是每年出租耕牛,收取庸调钱,这回少收一些也没甚太大所谓。
明石景季道:“即使有了豪族提供耕牛,以我估计各庄内,恐怕还是地多牛少,难以将用。”毕竟奉行官干的久了,熟悉郡乡风土,跟其他只会杀人放火,五谷不分的恶党不同,有许多料民的经验。
想了想,开口提议道:“和泉守,冶锻町内不妨分出些人手,专门锻打农具,而后如耕牛一般租庸给百姓使用,再由庄官出面组织人手统一耕作,或可稍解燃眉之急。”
他这个主意,却是现在逐渐瓦解的庄园经济。庄园经济,强调的就是统一协作,在庄园主的指派下集体劳作,丰收后再进行适当均分。
宇喜多直家想了想,赞同明石景季的意见:“按庄户划分话,实在太过于繁琐,不妨以乡里来作分别,不归豪族或者番头来管,而是允许百姓推举德高望重的耆老分配,这样也可避免欺压、不公,更能够服众。如果仍旧不足的话,可以请耆老们,前来经山城向奉行请求,只要言辞合理,酌情调拨。”
他更进一步联系到各军因为战乱,町宿残破,商贩往来极少,靠近大城、神社的乡里还好一些,偏远一些村子,基本已经断绝往来,补充道:“除了耕牛、驮马、农具意外,代官所可以给每个乡里都送去一些物资,粮布盐醋之类,专卖给村民。价格由代官所统一制定,适当即可。”
儿玉党军中的主力,已经从美作兵转成了备中土著。虽然给这些人分了田地,但是就此想要换取绝对的中心,并不容易,否则也不会出现临战喧哗的事情。
明石景季喝了口茶,清清嗓子:“御商专卖倒也并非不可,眼下各家大名都是以此辜榷财利,互通有无。”
宇喜多直家一笑,他的确起了效仿之心。明石景季皱眉,规劝道:“此法虽然好,各家大名的确也是如此作为。只是,和泉守有没有想过,万一那些座商如果以我等为靠山,暗地里勾结庄官,左右行市,侵掠百姓,那很容易激起一揆。”
宇喜多直家还真没在意,明石景季看出他心中只想着敛财获利,客套道:“和泉守长在军略行伍,地方勤杂小事,不能细详倒也无妨,所以才需要我等在旁拾遗补缺。”
不愧是有职故实,说起话来面面俱到。
宇喜多直家笑了笑,道:“还请监物赐教。”
“御商专卖自然要行,但也不能仍有其把持郡内民生,可适当分发给庄官一些,由其作为额外征发普请的补偿。这样,本家也能彰显恩德,保司们也能由中稍许获利。”
“甚好。”既然说道乡里的保司,宇喜多直家索性又勾回开荒垦田面,道:“各郡内山川林泽,都未解禁射猎,正好一道下达文书,允许百姓自行开荒,各家军役众有优先开垦水田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