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不要点开，稍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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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隶属于台湾银行的运输船，刚刚从北方开进了宁波定海港码头，并开始了紧张的卸货工作。货物除了标准尺寸的船板、索具、铅管、蒙皮、木焦油、硫磺等维修船只的必备零部件外，还有包括机器、军火在内的诸多紧俏物资。

其中，军火是要运往马当、湖口、岳州等地交给顺军的，以支援他们与清国之间的战争。而机械设备嘛，部分自用，部分同样需出口到顺国境内，以让他们可以将煤矿、砖窑场、木材加工厂等企业运转起来，生产出各类前线急需的物资，维持战争的继续。考虑到现在顺国方面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购买这些设备和军资的款项，南方开拓队方面甚至指使台湾银行出面，给他们进行一定额度的贷款，以便尽快将述这些一批又一批的物资运往湖广。

当然在这些机械设备中也有不少是宁波方面订购的，主要是一些纺织机械，由黑水县设计生产，引进的国内早期技术。不过即便是早期技术，在这远东大地仍然足可称道，可以大大提升纺纱、织布的效率，使得一匹布的成本大大降低，竞争力飞速增长。

此番本土之所以同意在宁波成立国营纺织厂，并解禁一些相应的纺织技术和设备，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欧洲人在这方面也已经取得了突破，技术再没有保密的必要：取得突破的是英国的纺织企业，他们通过自身的潜心研究、消化海峡对岸荷兰的技术，同时也对来自东岸的种种纺织方面的情报进行梳理，最终发明了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类似珍妮纺纱机的纺纱机器，同时再与早就发明多时的诸如飞梭等织布技术，一下子让英格兰的纺织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产业扩张一触即发。

而对于东岸人来说，在享受了将近五十年的技术红利后，一切终于结束了。从今往后，东岸与欧洲的纺织技术就原理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东岸领先的，无非是更优化的设计、更大的规模、更机械化的生产、更好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产品竞争的难度比以往高了很多，需要他们今后加倍努力——当然自古无不灭之王朝，东岸的纺织人已经享受了五十年的美好时光，今后若还竞争不过欧洲人的话，那么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活该他们没饭吃。

而国家纺织总局考虑到英格兰人已经取得突破（其实这是迟早的事），觉得再做技术封锁已经意义不大，反倒是束缚住了自己殖民地的手脚，于是便很痛快地批准了向包括新华夏（棉纺织）、澳洲（毛纺织）、宁波在内的三地转移纺织技术，出售纺织机械的提议，并立刻开始付诸实施。

这些机器将在定海县靠近码头的慈溪江的厂区内安装完毕。毫无疑问，这是用水力驱动的设备，为此定海县方面还额外投资了一座水库和动力水渠，用作厂区内所有纺纱和织布设备的动力源。甚至为了提升这些动力的使用效率，南方开拓队政府还打算额外在此投资修建一座半机械化的缫丝厂，不过目前尚未被正式提议事日程。

而随着南方开拓队政府投资建立这些纺织企业，这也意味着日渐人多地少的宁波府开始了经济转型，即在继续维持一定规模的传统农业（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未必足够消耗，但要稳住下限）的情况下，开始如同明末那样大量开辟棉田、桑田，发展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出口获利——出口的市场目前看来还是以远东三藩为主了，丝织品也许可以卖到朝鲜、日本等地，但棉纺织品多半只能自己消化了。

或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把这些棉布卖到清国境内去呢？咳咳，这说起来有些尴尬，正如清朝末年英国人无法解释在孟加拉生产的棉纺织品为何竞争不过中国土布一样，东岸人目前也面临着一个有些尴尬的局面，那就是走私到清国境内的棉纺织品（从本土运来）比较少，一个是综合成本比较高，另外一个竟然是质量原因。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质量原因！按照后世的史料记载就是，19世纪末年代理洋布的买办们整天鼓吹“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如大买办郑观应），但外国商人们却连篇累牍地向各国领事抱怨难以打入中国市场，即便是在中国周边用机器生产的纺织品都卖不动，原因则很简单，“手工织布业的力量是阻止每个中国人穿兰开夏棉布的主要障碍”。

但为什么呢？

按照后世兰开夏布莱克本商会的资料就是：“在18个省及其他大片土地艰苦劳动的千千万万下层中国人不穿洋布而传土布，这个事实早已为人所周知……穷人穿土布衣服，因为这种衣服比洋布耐穿三到五倍，因为它不容易那么破，还因为穿了它在冬天暖和得多。因此，当一个富商穿破了三四套漂亮的洋布衣服时，工人、农民、脚夫和船夫会对一套比较粗糙的，但事实质地较好的衣服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一定会心满意足。”

19世纪末的英国人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因为机器纺织的特性，他们很难如同手工业者那样做到极致，更何况那样一来他们在成本方面的问题更大。要知道，棉布从印度到中国，要运输费用、要保险费用、要进出口关税、要给买办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成本已经很高了，如果再下血本增加产品的机织布的用料，那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

与之相比，纺纱、织布完全是中国农民的副业，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把自己的花费的时间和人工成本计算在内的，这使得土布的成本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再加中国人对于现金的重视，他们不是很乐意花费现金购买生活用品，因此能够用鸡蛋、粮食、水果、盐、皮革、药材等物品交换到的土布就具备了很高的竞争优势，将洋布打得落花流水也就很正常了。这个时候，英国人除了如历史那样动用非经济和市场手段以外，别无他法。

东岸人这会遇到了和历史英国人一样的麻烦。因此，从本土运来的棉布，多年来往往只就地行销于远东三藩内，反倒是一些呢绒制品在清国境内会有一些销路，这一点，南方开拓队下其实早已明了，故他们此番设厂生产，主要面对的其实还是本地市场罢了，对于打入清国境内获取利润，实在是没太多信心。

当然了，纺织业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特例。在这个行当，东岸的机器纺织业很丢脸地没法和土布进行竞争，但在诸如钢铁及金属制品行业，东岸人则可以轻松地吊打满清、南明和大顺，黑水生产的铁器、钢条行销各处，就连清国都在想方设法从登莱或宁波走私回去，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

而东岸人除了在宁波解禁设立了纺织企业外，还通过专利授权、合股集资等方式，吸引外来及民间资本，投资了多家小规模的作坊式企业，如奉化溪口造纸厂、鄞县城西毡毯厂、定海砖窑厂、四明山焙茶厂、南方印刷厂、宁波煤气公司（东岸煤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鄞县水厂等等。

这些企业基本都是趁着最近几年技术解禁的风潮设立的，就如同山东那边在胶烟线两侧及烟台、威海、胶州等港口城市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样，是执委会放松对远东三藩工业发展限制的成果。虽然目前这些企业生产的多还是关系国民生活的日用品，有技术含量的企业基本仍锁死在库页岛的范围内不外传（尤其是使用蒸汽动力生产的企业），但和以前对比，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这些企业的设立，无疑对繁荣宁波地方经济，增加就业岗位至关重要。以设在定海县的沿海服装厂为例，该厂今年承揽到了为李顺政权制作三千多套呢绒军服的订单（为军官定做），同时也承接了为浙江新军第五师新招募的军士提供两千套军服的单子，为此不得不在原有基础扩大了生产规模，额外雇佣了数十人加班加点制作军服。

再比如由南方开拓队政府、奉化县政府、台湾银行及一些宁波商人联合投资25万元巨款建立的四明山焙茶厂，就雇佣了七百多工人，生产砖茶五十多种，日产量达九千余篓，通过半机械化生产的方式，将茶叶的生产成本降了不少下来，使得越来越多的宁波人、登莱人也可以买得起这种廉价的砖茶。

政府投资两万多元成立的鄞县南方印刷厂，雇佣工人三十余名，年产值超过了一万元。县里民间跟风马的从事铅印、石印的作坊也不少，往往只投资数千元，雇佣5-10个小工，就可以开一家刻字馆，利润还算不错。

慈溪县的兆兴碾米厂，投资7.5万元，雇佣工人近百名，平均每天生产大米五百担左右，年产值大概在150万元下；同样是慈溪县的公益蛋厂，采用新式机器碎蛋，每天最多可碎蛋二十万个，生产的蛋粉行销整个宁波、登莱及黑水地区，获利颇丰。

宁波府大量的闲散资金及一百数十万的人口，给这些似乎一夜间勃兴起来的工业企业提供了良好了条件，而这些自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东岸人着力经营宁波三十年后积累下来的财富。这种财富厚积了三十年，一朝去除束缚后，立刻在政府的引导下，爆发式地发展了起来，进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正如马文强在他主持的干部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时人类摆脱中世纪，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标志性产物。全新的生产模式、全新的管理制度、全新的科技早已在本土如火如荼地发展了五十年，宁波虽然无法做到如本土那般程度，但优先发展一些关系民生的基础工业，却也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也能给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财力，以便他们能够在如今越来越难以捉摸的中国大陆局势中做出各种反应。”

其实，正如马文强会议所说，本土解禁远东三藩民用工业的限制，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三藩辖区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对应的自然是开拓队政府调配资源能力的增强，因为他们掌握在手头的财富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