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英雄、有名臣、有仁君、有清官、有忠臣，当然，也有小人、有奸臣、有暴君、有贪官、有吏。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几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清官褒奖有加，但贪官千夫所指。

而李家，自然也曾出现过真小人、伪君子……

虽然清官不等于好官，也不等于有为之官，但清官至少不贪污，不会损害百姓的利益。所以，我们还是喜欢清官，而于永发，则是不折不扣的“宦臣”！

相比较于永发而言，那些真正的清官，则能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甚至乃为老百姓，而延续至今！

孙叔敖，华夏历史的第一位清官。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以贤能、清廉闻名于世。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

孙叔敖在任宰相期间，三三下，升迁和恢复职位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权势时不悔恨不叹息。

孙叔敖作为宰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但他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衣帛，连马都不食粟。

据史书《韩非子·外储说左》记载：他为相时乘的是木栈车，驾车的是老母马，吃的是粗米饼、青菜汤，冬天穿山羊皮袄，夏天穿粗布葛衣，一年四季，面带饥色。

公元594年，楚庄王二十年前后，孙叔敖患疽病去世，年仅38岁。作为宰相，家里竟穷得徒有四壁，连棺木也未准备。据说他死后，其遗孀和儿子孙安搬出官府，寄居郊外，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以农耕为主，靠打柴为生，自食其力。

足见其清廉。

西门豹，战国时，魏国著名政治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功勋。我们太熟悉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至今流传。

西门豹在邺县当县长的时候，当地有一个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习俗，叫河伯娶亲。西门豹铲除这股歪风、邪风之后，而西门豹带领老百姓兴修水利，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

而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张汤，西汉汉武帝时的著名吏。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谋反之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当然，如此张汤，下场自然很惨。元鼎二年，也就是张汤担任御史大夫的第六年，张汤自己被人举报，罪名是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泄露国家机密，破坏经济改革。

结果，张汤被迫自杀。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俸禄所得和皇帝所赐，没有其他产业。

他的兄弟和儿子想厚葬，他的母亲却反对。张汤母亲说：我儿身为天子之臣，竟被小人诬陷而死，何必厚葬，又岂能厚葬？

最后，一辆牛车一口薄棺，埋葬了张汤。张汤是清官。

黄霸，事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三朝。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

黄霸断案却崇尚仁政，反对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为了解民间情况，黄霸还常派官员微服私访，并亲自以平民身份，深入民间，关心百姓疾苦。

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

公元676年，狄仁杰任大理丞，刚正廉明，执法不阿，由于聪明过人，又熟悉典章法度，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而且没有冤诉者，成为朝野和民间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铲奸除恶的青天。

随后，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纪劾百官。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

以“中华神探”的头衔闻名中外的狄仁杰，其实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可以说，太宗之后，玄宗之前，称得政治家的只有狄仁杰。他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一生忠君爱民，谨慎自持、从严律己，是武则天最为宠信的大臣。

徐有功，唐代最著名专司审案的官吏，是历史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清官。

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而名留青史。

《新唐史》对他有“虽千载未见其比”之赞誉。有关徐有功刚正不阿、守法护法的事例很多。他任法官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人数以万计。他既不为己谋利，也不为君主之私欲所动摇。正因为他是一位守正不阿清官，才能在种种诬陷冤告中傲然挺立。

公正、忠诚、无私、才干和勇气，是徐有功成为古代最优秀法官的主要原因，因此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包拯，在华人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连从来不读书的也知道。龙图阁直学士包拯，在民众心中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象征。

据正史记载，包拯权知开封府时，曾大开正门。民众但有冤情，可以直接堂控诉。办事人员做不了手脚，一贯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纷纷收手。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包公比阎王爷还铁面无私。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

海瑞生于公元1514年，死于公元1587年，享年73岁。海瑞的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海瑞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和有个性的清官。

海瑞的清廉恐怕中国人都知道。海瑞的清廉举世闻名，绝对真实，而且清澈见底，清的不能再清。

海瑞晚年，官位很高，右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部长。但海瑞去世时，连丧葬费都没有。据说他的同事去主持海瑞的丧事，看见海瑞住处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因而禁不住为之悲泣不已，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做官做到如此，可以说是一清见底了。

而且海瑞是一生坚持他的清廉。他当知县时，饭桌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酒肉之类的，则极少食用。

据说有一次，海瑞给母亲贺寿，买了两斤猪肉，这件小事瞬间红爆朋友圈，海瑞一夜之间成了网红。当时的总督胡宗宪都忍不住大惊小怪，发朋友圈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海瑞买肉了，买了两斤猪肉，两斤耶。严嵩点了32个赞。可见海瑞的清廉到了什么程度。

汤斌为官一生，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

汤斌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帝赞誉。于成龙去世时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别无余物，市民痛哭，塑建雕像祭祀，谥号清瑞。

康熙：“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康熙破例亲自撰碑文并题写“高行清粹”匾额给予褒扬。

古代行政体系是以皇权为核心的，目的自然是维护君主**。因此，历朝历代都会通过分化事权的方法来削弱相权，稳固皇权。但是，分化事权，又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国家又不得不适当集权。唐宋时期的中央机构不断调整，反复在分权和集权之间徘徊，这正是两者矛盾的反映。

而李安然也很清楚，想要彻底解决麻烦，就得让李家划分等级制度！

唐朝初期，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别掌握草拟、审议和执行，尚书之下设置六部，进行具体的行政工作。三省的形成，就是对相权分化的结果。

在秦代，中央为三公九卿，三公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别掌握行政、监察和军事，其中丞相就是秦代的宰相，在行政拥有很大的决策权。

汉代时，为限制三公，汉武帝重用身边的秘书、内臣，形成了内朝，内朝最重要的大臣就是尚书令。内外朝的形成，相权一分为二。到东汉时期，尚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渐成为了最高的行政官员，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尚书台，于是尚书成为了宰相。而三公则沦为了虚职。

到了魏晋时期，将尚书台改为尚书省。为了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另外设置中书省掌握草拟、诏令，尚书省则沦为了执行机构。南北朝时期，又增加门下省，负责审议诏令，以此来限制中书省。

如此，相权就一分为三了。需要注意的是，尚书省虽然沦为执行机构，但是在唐朝初期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往往会兼任中书省、门下省的一些职位，如此就拥有了参与决策的资格了。

传统史学界认为：三省六部制的形成是古代政治制度成熟的表现。

三省六部制中的机构都是国家事务机构，并不涉及皇室事务，而秦代的三公九卿既管国家事务，又管皇室事务，体现了强烈的家天下色彩。三省在权力相互牵制，避免了权臣的出现。

不仅如此，三省六部制名义还可以限制皇权。三省制出现后，皇帝颁布诏令必须经过中书省，如果绕过中书省直接发号施令就是违法行为，因此“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的说法。而经过中书省的诏令，就需要经过门下省来审核，门下省就有可能驳回皇帝的诏令。

这种现象在历史是时有发生的，例如627年，唐太宗发布征召中男（十六岁到二十岁的男子）入伍的诏令，但是该诏令被中书省的长官魏征数次驳回，最终未能实行。

三省相互牵制固然是好，但是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行政效率低下。三省的长官可能在一件事情出现争执，于是迟迟无法出具体的措施。尤其中书省和门下省，两者地位重要，共同分享决策权，如果两高官官意见不合，那么政令就无法出台了。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唐朝的皇帝也想了很多办法。一个办法就是皇帝举行朝议，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终进行决策。参与朝议的主要人物有皇帝及其秘书集团、三省的重要官员，以及三公等其他官员。三公也就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他们早已沦为虚职，主要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些建议。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让三高官官合署办公。唐太宗时期，设置了一个新的政务大厅——政事堂，由三高官官在此办公，如此，三高官官就能够实现良好的沟通，有利于提高效率。政事堂最初设置在门下省，在唐中宗时期迁徙到了中书省。同时，从唐中宗时期开始，尚书高官官失去参与政务讨论的资格。

最初，在政事堂办公的官员只有三高官官，也就是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后来，皇帝也自己也派遣一些代表参与其中，也就是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他们和三高官官一起办公，地位相等，也被视为宰相了。由于皇帝不断派遣代表驻扎在政事堂，使得政事堂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宰相越来越多。一般而言，唐朝同时存在的宰相有十多名，在710年竟然多达27名。

如此，政事堂的机构越来越庞杂，分权越来越细，皇权自然更加得到了保障。723年，唐玄宗将政事堂改名为了中书门下，并设置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作为其具体的行政机构。这实际就是将尚书省管辖的六部迁徙到了政事堂，尚书省的执行权就名存实亡了，中书门下成为了最高的行政机构，掌握决策、执行大权，相权再次集中。中书门下的形成，也标志着三省六部制开始向二府三司制过渡了。

唐朝最初的宰相就是三高官官，政事堂形成后，宰相的数量增加，其官职称号也非常复杂，有参知政事、平章政事、同掌机务、参知机务、参掌机密等，最多时候，名号竟然多达40多个。到了唐肃宗时期，正宰相的名称确立为了平章政事，此政策一直延续到了宋朝和元朝，一直到朱元璋废宰相为止。

宋朝初期，继承了唐后期的制度，最高行政机构就是中书门下，其宰相为平章政事。从唐朝后期以来，由于藩镇割据和财政危机，因而军事和财政机构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对宋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唐玄宗在边疆设置了十镇节度使，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精锐部队。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限制节度使的军权，唐玄宗以宦官担任监军去指挥、调动军队。唐代宗时期，设置枢密使，同样以宦官担任，宦官开始掌握部分兵权。

到了唐后期，利用手中兵权控制了朝政，枢密使也就是掌握全国兵权的人物了。到了五代，设置了枢密院，成为了正式的军事机构。宋代，继承了五代制度，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务机构，和中书门下并称“二府”。

唐朝后期，北方经济破坏，财政收入不足。于是唐朝派遣转运使在江南地区经营财政，并将地方的粮食、钱财运输到中央；同时，推行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而管理财政的官员就是盐铁使。

因为国家财政的依赖很大，转运使和盐铁使得权力就不断提高。到了后来，就干脆将管理户口的户部、管理盐铁的转运使、管理财政支出的度支合并为一个机构，并称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总览天下财政。而转运使则是三司在地方的机构。

如此，北宋初期的机构也就分为了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合称“二府三司”。二府三司体制形成后，中书门下的兵权、财权都已经被剥离，再一次实现了分权。

另外，北宋还在平章政事之外另外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以分割宰相行政权。其他机构内部也同样分权严重，如三司内部时而就废除三司使，让盐铁、户部、度支相互牵制；枢密院内有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等相互牵制。比起三省六部制来，二府三司的分权现象更加细致。

然而，严重的分权也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同时，机构冗杂，官员过多，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

在宋神宗时期，精兵简政成为了改革的一大政策而精兵简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裁汰官员，减少机构。元丰年间，宋神宗恢复了三省六部实权，如将三司并入了户部，剥夺了枢密院的兵权。如此，三省六部制又重新复活了，并且一直影响到了明清。

南宋时期，继续在元丰改制的基础进行改革。为了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南宋又再次让三省合署办公。1130年，宰相开始兼任枢密使，到1205年，“以宰臣兼使，遂为永制”，于是宰相就同时掌握行政、财政和兵权了。南宋的精兵简政，使得机构减少了一半以，大大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提高了行政效率。

不过，带来的弊端同样明显，南宋就开始出现了北宋未曾出现的权臣，例如贾似道。

唐宋两代，在中央制度不断变革，在集权和分权之间不断徘徊，最终还是走了一个大大的轮回。即便如此，唐宋的机构变迁对后世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三省制最终在明朝被废除了，但是六部最终延续到了清朝，成为了具体的行政机构。在中国古代，权力集中于皇帝是历史大趋势，但是行政效率却是一个问题。例如，明朝将君主集权发展了新的高度，但是行政效率却下降到了谷底。

如何才能在分化相权的同时来提高效率呢？唯一的方案就是皇帝勤政，清朝不就是这样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