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倒台,朝堂受到牵连的人有很多,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十二卫和御史台都遭到了李渊的清洗,凡是与世家牵连太深的人都被暂时停职关押,这些官员需要经过筛选调查,确定其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实之后再行考核复职。
李元喆想要精简官员队伍。
大唐立国以来封出去的官爵是在是太多了,仅是长安便有从七品下以品级官员及拥有爵位、勋转的人便超过三千六百余人,封荫品级妇人及散官两千余人,皇族官爵四百七十余人,宫内各级内官一百三十余人,可以说整个宏大的长安北城就是官员勋贵的集中地,这还不算没有再长安定居的外放官员和各级爵位的拥有者,根据吏部、兵部和礼部的名册记载,大唐正式在册的有职位的官员人数大约在五万四千余人,军方在职的有品级将校卫长四千七百余人,不在职或是等待补录的人员有将近一万人。
这些人不管在职与否,都是要靠朝廷来养活的。
尽管大唐现在的官员薪俸还是以职田收入为主,朝廷要发放的官饷不多,但依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要说给官员发放工资福利是朝廷该做的事情,可这些官员之中却是有近万人是不工作的,而且大唐目前只有两千来万人口,实在是用不了如此多的官员,而且李元喆打算收回这些官员手中将近三百万亩的职田,改发工资,不得不裁掉相当一部分的官员来减少行政开支,方便提拔新的官员来、
于是这些和世家牵扯较深的官员就倒霉了,顿号子还不算,直接连收入都没有了,有劣迹的还要到各地的劳改农场去种地劳作。
不过李元喆也不是那种卸磨杀驴的人,凡是为大唐真正立过功勋的人只要没有犯大错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爵位和财产可以保留,只不过是不再担任实值官职而已,该得到的福利一分不少。
按照李元喆和李渊的设想,朝廷各级部门进行了彻底的人员调整,能者,庸者下,一批品级较低的干练吏员得到重用,代替了他们原本的司坐了实权位置。
令人惊奇的是朝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就完全恢复了职能,并顺利与河东道、关中、陇右和河南府的军管系统进行了对接,这几个地区的行政管理能力也开始慢慢恢复。
后世流传着一个段子,说是很多人根本不敢请长假,因为很容易被领导看出来没了他们部门依然能够良好的运转。
虽然这是一种焦虑心态,担心自己被淘汰,但大多数时候现实就是如此无情,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同理,李渊父子一番操作下来,那些混吃等死、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就像是被照妖镜照到了,立刻献出了原形。
这时候朝廷的人才发现没了那些平日里高高在的官,他们反倒是更轻松了,工作效率一下子提升了好几倍。
当然,这种情况也引起了官员们的焦虑,生怕自己随时被人顶替掉,办事的时候变得很是谨慎,以至于不少反对皇帝土地和税收政策的人也不敢再闹腾了。
他们算是看出来了,皇帝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成一盘菜,他们甚至敢确定一旦自己没什么政绩,等到下面的官员露头的时候,自己会被毫不犹豫的换掉。
有老头子在朝,李元喆可不管官场的风声鹤唳,他带着近卫军抄家抄的不要太爽,还要对当地的驻军进行培训,完全没有心思去考虑朝堂的问题。
抄家是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尤其是抄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归自己所有的时候,人就会沉浸在财富暴增的快感之中。
在抄家的快感中,李元喆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大唐北方的四道二府,把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琅琊王氏以及所有参与叛乱的士族祖地全都走了一遍。
他之所以亲自去抄家也不仅仅是为了享受抄家带来的快感,还因为他要亲自到各地去安排各级军管机构,以至于他不得不随时带着两万多人到处跑。
新的行政体系肯定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士族官员,而那些驻军又多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存在,要他们管理地方治安、收收税、监监工、传达一下朝廷的政策什么的没问题,可处理公文和断案是不可能了,必须要找一些有文化有经验的人来做这些细致的工作。
在各地组建军管机构的同时,李元喆每到一地都会约谈当地的读书人和不良人、三班衙役之类的人,清退那些口碑不好的,挑出一些有文化、懂官府运作和刑侦的人组成驻军机构的智囊,配合驻军建立学校,处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李元喆没有给这些人定品级,但开出来了待遇很好,因此招到了不少基层人才,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各地的驻军机构渐渐接过当地的管辖权。
当然,李元喆也会留意一些好苗子,让人把他们的信息记录下来,等到明年考核的时候再提拔起来。
还有一个李元喆必须亲自动手抄家的原因,那就是他根本信不过民部和刑部派来的人,且不说这些人不少是雁过拔毛的混蛋,只是三省六部那贪婪的嘴脸就让李元喆恶心。
世家倒了,但士族并没有完全退出统治体系,李元喆还需要这些人来做权力的过度,在自己手中没有足够的人才可用之前,这些士族出身的人还有很大的用处,这也导致他们还会下意识的限制皇权,三省六部的许多人不想李元喆掌握太多的财富,提出要把世家的财富充如国库。
李元喆不是什么那种权利欲很强的人,但大唐现在还没到放权的时候,他现在要做的就是集权,而不是让人绑住手脚,所以直接对那些人说了一句:滚粗!
不止不给他们钱粮,他还把民部的财权给收走了,除了基本行政开支,民部没有调动朝廷一分钱的权利。
李元喆的改革来的太过剧烈,他需要用收缴来财富去平抑大唐可能出现的问题。
他不是那种有雄才大略的人,但他明白该如何用利益去团结自己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