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太学，大门已经关闭，在门口叫了半天，门丁才打开大门。

这还是刘知易平时没少打理这些门子的结果，换个人来，还真不一定能叫开。即便如此，还非得李问寒出面来领人，门子才敢开门。太学的严格，就在这道门。

李问寒冷着脸训斥了刘知易半天才放他走。

直接去法家。

徙木斋炉亭，宋士杰等一干同学都在，今晚他们会奉陪刘知易到底，这是刘知易赴宴前，跟宋士杰商量好的。

“开始吧。”

刘知易朝宋士杰点点头。

他知道辩法的流程，互相抛问题，或者就某一个问题互相展开角度辩论。辩论基于逻辑、法理和常识进行，但还不够严谨，并没有权力、义务之类的法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仁义、道德、善恶等不甚严谨的这些含义。

宋士杰先起头，他现在已经是徙木斋的斋长了，李启升入上舍后，就退位让贤，而宋士杰也成功升入内舍，兼任了斋长。

“刘兄。最近越郡有一奇案，越郡人好南戏……”

越郡位于大夏东南，靠着大海，往西靠着楚郡，往南就是五岭。这是大夏帝国最偏远的内属郡之一，此地民风不似中原，颇有南蛮遗风。此地人喜欢一种叫做南戏的戏曲，擅长唱南戏的名角，往往受到狂热追捧。当地有一个戏子，叫做杨生，擅长南戏，为一时之冠。有一个韦姓寡妇，带着一个女儿过活，先夫曾做过官，颇有遗产，孤儿寡女二人衣食无忧，经年看戏。

韦氏女年方二八，到了婚配年纪，却爱慕杨生风采，相思成疾。韦母问询，女儿道出实情。韦母爱女心切，派人送信求婚。杨生是梨园戏子，属于贱籍，韦女是官家小姐，杨生满心欢喜应下婚事。没到成亲那日，乡下的叔父听到消息赶来，明确反对，并且告了官。官府以“良贱不婚”的律法，打了杨生八十大板，判决婚约无效。

如果事情到此也算正常，可是韦女为爱不顾一切，韦母也是一个奇女子。小叔子引用律法，她就引用风俗，当地有抢亲旧俗，杨生是武生，一身武艺，闯入韦家，打翻一众家丁，将韦女抢出家门。可叔父继续告官，状告杨生诱拐侄女。官府将杨生与韦女一并抓获，严刑拷打之下，二人坚称出于自愿，杨生全身骨头被打断，仍不认罪，韦女被掌嘴两百，鲜血直流，牙齿断裂，却高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肯放弃婚姻。

当地县令生断此案，判决杨生诱拐良人，发配三千里；韦女发到善堂，官配一户人家。来后被分配给一个七旬老翁为妻。

奇案啊！

刘知易听完不仅感慨。

宋士杰则大声问道：“此案。杨生有罪无？此案，县尊公道否？”

宋士杰喊完，徙木斋的同学纷纷站队，有的起身表明立场“无罪，不公”，然后站到一边，有的起身说“有罪，公道”，然后站到另一边。很快三十个同学，就分成两边。

刘知易经过思索，最后表达立场道：“有罪。公平。”

随即站到跟自己同样观点的人群之中。

“开始吧！”

宋士杰说道，继续坐在自己斋长的位子上，此时他像一个法官。

认为无罪、不公的一方先说，一个学生起身说道。

“予以为，此案不公，杨生无罪。杨生韦女，两情相悦，何罪之有？法理不外乎人情。”

人情是人之常情，是道德观念，法律是底线，守护的就是人们的道德底线和伦理观念。所以法理不外乎人情，立论很硬。

但马上就有反对方站出来：“予以为。此案公道。杨生有罪。良贱不婚，此乃成法，白纸黑字，岂能有法不依？”

这个反驳也很硬，贵贱不通婚，这是写入法律的明文规定。要怪就怪法律不公，但在法律更改前，就要以法律为准。法律需要尊严，尊严不是靠当权者的赐予，而是靠法律的刚性。

可马上有人站出来找出漏洞：“兄台以为，杨生有罪。罪在良贱不婚，《大夏律例· 户律· 婚姻》有云：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做。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杨生发配、充军，有公道？”

这个案件中，唯一铁定的，就是唱戏的杨生和官家小姐韦女私下结婚了，这是律法明确反对的。大夏律例关于良贱不婚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普通良民的。能迎娶良民的贱民不会太多，靠自己的更少，因此只有那些大户豪族的家奴，才有实力迎娶良民。所以大夏律规定，为家奴娶良民的家长（主人），要打八十棍子，当然这门婚姻也是作废的。如果为家奴娶了良民后，为了规避法律，还将良民入籍为婢女的，要打一百棍子。这显然保护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穷苦百姓。所以刘知易才认为这条法律还算公平，愿意站杨生有罪。

当然这条法律本身肯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法律从来只能相对公平，做不到绝对公平。比如法律只禁止贱民娶良民女子，可不禁止男人纳妾青楼女子，这是男权的问题，显然男权比女权大，而且漠视了贱民的权力，基本上没把贱民当人。但这跟这一条律法无关，本条律法绝对是在男权社会、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阶层不平等的基础上，在法律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保护最广大普通人的一条善法。如果没有这条法律，林花父亲那种王府豪奴，不可能只娶一个王府女奴，恐怕早就妻妾成群了。

针对杨生一案，凭借最朴素的情感，大家觉得杨生值得同情，两情相悦，发乎于心，对这些法学年轻士子来说，正是最浪漫的时候，更加同情杨生和韦女。另外县令判决有些问题，杨生按照当地旧俗抢亲，被诬告成了诱拐，以最高刑罚判处，如果说县令自己没问题，刘知易都不信。

可他依然认为公道，当即反驳：“杨生抢亲，于法不和，实为强掠。”

又有人反驳：“叔父诬告，为财而来，县令污判，同流合污。若此案公道，还有天理否？岂非纵人行恶？”

这个反驳很给力，有牵扯到一个很大的法理，那就是，法律是导人向善的。一提到善恶，就是最大的法理问题。

刘知易继续反驳：“叔父或有贪财，县令或有受贿，但杨生抢亲，于法不合，判杨生者，法也，非县令也。若以叔父及县令为恶，而定其判决公道，岂非本末倒置。切记，法不诛心！”

叔叔明显是冲着韦家的遗产来的，县令受贿几乎可以断定，可这不影响判决的结果。受不受贿那属于另一件案子，本案中，杨生用了法律不承认的方式，抢走了韦女，这就是强抢民女，因民女知情，判一个诱拐，并不过分。法律不能因为人的动机，而对案件本身产生差别对待，法不诛心。

又有人反驳：“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各地风俗不同，不能以一而论。”

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族权很大，世家大族普遍实行家法，家法与国法有很大冲突，因为目的不同，国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家法只关心一家之兴衰。所以有的地方，宗族族长以家法杀人，比如对家族里的寡妇偷人，浸猪笼沉水塘，官府不太干涉；可是家族子弟犯了国法，大家族往往想方设法藏匿，经常与官府冲突。

风俗介于家法与国法之间，一般情况下不会跟国法冲突，毕竟风俗也是导人向善的，可因立场和目的不同，在细微处就有了差别。不能因为共性的不冲突，而否定差别时候的优先性，刘知易认为，在国法与地方风俗出现冲突的时候，应以国法为准。

在推及开来，刘知易还觉得，这是一个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区别。刘知易考过司考，学的当然是大陆法系。他站大陆法系，因为这是国情。海洋法系诞生于部落时代发展而来的民族国家，同一个部落，风俗相同，因此可以让不专业的民众参与审判，便于平息民愤。大陆法系诞生于帝国形态的国家，管理的民族众多，风俗各异，让民众参与，以风俗判决，容易产生纠纷，同样的案子，在某地一个判法，到另一地会是另一个判罚，不利于和谐。另外大陆法系本身，就是帝国进行移风易俗，统一民情的重要工具。大夏王朝显然属于大帝国，适用于大陆法系。

刘知易马上道：“倘若判决依托风俗，那么杨生案在越郡审判，杨生抢亲是风俗，可以不算诱拐。那么放到京师呢，假若韦家叔父来京城告御状，是不是这风俗就不作数了。诸位在太学辩法，是不是也该依京城风俗，不认抢亲风俗？”

刘知易驳斥有力，奈何对手众多，依然有不服气的，而且激荡起了法家气势。

刘知易感觉到一股股强烈的压力开始影响他的心志，许多杂念在他心中激发，“是的，风俗应该被遵守”“法理不外乎人情”“杨生韦女，两情相悦”“判决杨生，就是纵容恶行”。

刘知易运转法家真气，真气运行也激发出一股气势，这气势中内含着他的信念，“风俗可以被遵守，但必须是在法律之下，假如风俗是烧杀抢掠，也要遵守吗？”“法理不外乎人情，法理还要超越偏狭的人情，法理必须在人情之上”“两情相悦，自然可惜，但良贱不婚，保护了更多人，法律永远是保护最多人的，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个案”。

每个人的气势不同，气势的共性还开始发生共鸣，凝聚成更有威势的气场，两股不同气场，在徙木斋中互相碰撞，同时辩法还在继续。

运转真气的法学士子，辩论起来更加激烈：“京师有风俗，可榜下捉婿。外地并无此风俗，曾有地方土豪，乡试捉婿，对方不从，乃至发生命案者。此案当地郡守审理，判决捉婿者无罪。地方可以遵从京师风气，京师就不该遵从地方风俗？”

这个案子，刘知易知道。在南湖郡有一个地方土豪，女儿刁蛮任性，在当地风评不佳，到了婚配年纪，无人敢娶。焦虑的老父亲就想到了京城风俗，决定效仿。在乡试放榜日，派家丁在榜前蹲守，见有士子考中秀才，派家丁邀请。结果士子一听是这家，仓皇而逃，家丁边追边喊，士子惊慌，失足落水溺亡。当地郡守判决，士子是自己溺亡，与土豪并无关系，判了家丁一个过失杀人，土豪无罪。

把这件案子拿出来，就挑明了京城和地方的不同，甚至挑破了中原和边郡的不同。大夏王朝是一个封建大帝国，是中原势力靠武力统一天下，在各地推行的，上至源自中原的礼法，下至一些中原人的习俗。这是政治问题，很明显不是很公平，带有征服者强行同化被征服者的特征。辩法把这件事都拉了出来，已经上升到了法律之外的层面。

刘知易还没想好说辞，另一个士子接口道：“移风易俗本就如此，南蛮北狄西戎不通礼法，当行中原礼法。我等读书人，肩负教化之职。”

反对者也很刚，中原人向被征服的周边地区灌输礼法，这叫做教化。周边地区的风俗，那就是陈规陋习，甚至是野蛮。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其实也是事实。中原民族是先进民族，周边民族文化落后，北狄风俗喜好劫掠，西戎狡诈弑杀，南蛮盛行奴隶制，引入中原文化，确实能提高他们，但中原文化中也有糟粕，落后民族中也有优点，比如南蛮女子可以当家，北狄鼓励寡妇再婚，西戎重视通商等等。

“你所说的教化，是儒家的礼法。我法家秉持天意，尊的是天理！”

法家子弟使命感很强，始终看不起儒家的世故。

宋士杰见到辩法已经失控，抬高到了学派分歧，在辩下去就成了法家和儒家的分歧了。

马上拍桌子：“诸位同学，不可脱离本案。”

辩论继续围绕杨生案件开始，不过刘知易这边明显开始占了上风。毕竟这个案件中的双方，一方是地方县令，一方是一个寡妇，双方的水平高低明显，县令判决案件，即便收受贿赂，有明显偏袒，肯定不会那么明显，肯定会考虑法律的限制，而寡妇出的主意，完全是妇人的歪招，竟然让杨生去抢亲，杨生显然也是个没什么文化的戏子，竟然真的去了。这给了县令足够的证据，将杨生重判。实际上县令还是留了一线，他甚至可以判处杨生强抢民女，直接判个死刑都说得过去。

逐渐坚持认为无罪和不公的声音弱了下去，他们的气场也弱了下去，最后没人反驳。

宋士杰宣布：“杨生有罪，县令公道。”

这就是一场典型的法家辩法。

刘知易之前一直看得多，没有参与过，他觉得一群人争吵，太尴尬。今天亲自参与，突然发现好处多多。

通过体内运转真气，激发外放的气势，气势凝聚气场，不同气场冲突。气场又反馈于真气。相当于数十人的真气相互冲突，相互砥砺，一场辩论下来，刘知易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真气纯粹了许多。

他之前修炼法家真气，以打坐为主，磨砺真气也不过是借助别人辩法的气场，以及在书库中沉浸法家前辈留下的真意中打磨，虽然修炼了许久，可依然只是一个秀才实力。今天看来，应该是走错了路子，法就是要辩，辩法是法家修行的不二法门。

要不是来自嬴悝的压力，让他顾不上尴尬，主动参与辩法，他还体会不到这种好处。

接着宋士杰主持下，又连续辩了五个案子，都是一些很有争议的奇案。辩完之后，刘知易感觉精神十分疲惫，完全无法集中精神，其他人也都是如此，这才终结了辩论。

回到宿舍，切换成医家，继续修炼了半日。修炼医家真气的同时，搬运血气，利用医家真气能推动血气的特性，同时医武双修，事半功倍。

晚上也没有闲着，开始设计策略。嬴悝是法家名士，四品法家高手，法家除了掌院，还真没人比他境界高，别说四品了，五品都没几个，因为高品士子早就入朝为官了。

因此刘知易根本没资格与嬴悝斗气，他只能斗嘴。嬴悝不但是法家高手，而且在赢郡主持辩法，中原八郡各自为政，沿用的是分封制的古法，不像大夏王朝其他地方，大多采用的是郡县制。古老的分封制，经历了数千年，早就弊端尽显，八郡穷蹙，如果不变法，很难继续跟朝廷抗衡，被朝堂吞并是迟早的事情。

变法势在必行，可变法也阻力重重，沿用了数千年的制度，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所以嬴悝参加科举，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入朝做官，更多是为自己变法造势。因此他如果来法家挑战，一定会宣扬变法。否则他来法家，不管胜负都没有意义。

根据嬴悝一定会宣扬变法这个辩题，刘知易专注于变法内容，写了许多文案。刘知易分析了自己知道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变法结果，发现变法成功与否，与主持变法的人能力、操守的关系不是最大。成功实行变法的商鞅，从个人角度来看，并不是什么好人，十分功利，不择手段；但商鞅变法成功了，哪怕他本人被五马分尸而死，他的法制却被继承下来，反对者最多弄死他，却废不了他的法。名声好得多，富有士大夫精神的王安石变法却失败了，名声不怎么好，且不择手段的张居正也失败了。

刘知易仔细分析这些变法中的得失之后，写下了三个预案，一大早就跑去找李启演练，将这些预案一一打磨圆润，发挥自如之后，在法家官厨吃了一顿饭。

正午，接到通知，嬴悝到了，就在法家大殿至公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