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寒流就如同那回娘家的小媳妇一样，带着不舍的眼泪一步三回头的走了。

而朝廷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讨论两件事，一件是滑州地区黄河决口的事情，另一件就是茶叶的管理制度。

黄河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所以眼下只有两个办法，那就是堵和疏。

更多的是对茶叶制度的讨论。

在此以前宋朝的茶叶管理制度，只有川、陕、广南由人民自由买卖但却禁止出境，也就是说本地产的茶叶只能在本地卖，不能拿到别的地方去卖，如果你拿了，就属于走私，要吃官司的。

而其余地区都由国家垄断，朝廷在淮南的六个州设立山场，设置使官统管，山场的有十三处，六州种茶采茶的民众都隶属于茶场，称作园户，每年规定产茶数量缴纳租税，其余的茶都由官方收购。

凡是将茶卖给官方的园户，都是先拿朝廷的钱来种茶，而后再交茶，称为本钱。此外，百姓每年缴纳其它租税愿意用茶折算的，称作折税钱。

朝廷每年总计税收茶八百六十二五万余斤，而且百姓出售茶必须去山场。

江南的宣州、江州等十州，广德军、安德军等五军，两浙的杭州、苏州等十二州，荆湖的江陵府、潭州等七州，再加上福建的两州。

以上地区的茶农每年前往山场输租折税，其余茶全由官方收购。

总计每年产茶江南一千零二十七万余斤，两浙为一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为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

山场收购这些茶场之后，都转运到交通要地，江陵府、真州等会六处地方，这六处地方被称为“榷货所”。

普通百姓需要茶饮用或者用来招待客人，都要向官方买，日常引用的话茶叫食茶，如果携带出境的话，还得由官方的开证券。

如果有商人打算做茶叶生意，需要先向京师榷货所缴纳钱币或者金鑫丝帛，来求购六务十三场某处的茶，然后官方给茶引，商人凭借茶引领取货物，运到西北或者塞外贩卖盈利。

景德年间朝廷茶的收入达到了三百六十余万贯。

然而自西北边境驻兵增多之后，粮饷不足，因而招募商人往边境运输粮草，计算路程的远近，增加上浮价格，给与茶引，用茶来偿还，后来又增加了东南地区的香药、象牙作为补偿手段。

边塞地区缺少物资，不得以上调粮食价格，商人逐利，听闻有利可图之后，所以争相前往。

及至宋辽两国罢兵和好，物价有所回落，方才取消粮食换茶的做法。

但交引上浮的价钱并没有改变，虚浮的价格日益增高，茶价日益低贱，交纳实钱金银丝帛日益减少，而纳入边境粮草的都不是行商，很多都是边境当地之人。

这些人不了解茶利的大小，拿粮食换茶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得到茶引就转卖给茶商或者交引铺，然而茶商所需要的茶都是固定的，市场茶引增多，而商人们的需求却没有增加，用市场价值规律来说，那就是供大于求，货多不值钱。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从中获利的寥寥无几。

茶商买茶引是为了买茶去别处贩卖获利的，而交引铺买茶引是屯起来待价高的时候再出售的，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炒期货。

茶引滞留积压，即便是两三年的茶都不够兑换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纸币发行量过大，而国库根本没有等价的金银储备。

而往边境运粮食的商人一看，没什么利益可图，自然也不在往边境运粮食了，是故边境日见凋敝，茶法大坏。

景德年间，丁谓任三司使，曾经做过一份详细的统计，边境一年下来买粮只有五六十万贯钱财，而东南价值三百六十万贯的茶引都归豪商所有，这么一算下来，朝廷简直是亏到了姥姥家啊！

虽然后来朝廷数次修改变通来补救，然而并不能杜绝弊端。

天圣元年，太后刘娥诏令设立计置司，任命枢密副使张士训、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来统管。

崇明殿内，经过几日的商讨后。

吕夷简奏道：“官家！太后！十三场产茶，每年征税五十万贯，然而天禧五年只有二十三万贯，每张茶引值钱十万，卖钱却只有五万五千，总计实有十三万贯，除去九万多贯为本钱，每年才得利息三万余贯，而管茶官员的俸禄并没有计算在内，由此可见，表面钱虽多，但实际得利很少！”

刘见此方才说道：“茶税是我朝极为重要的赋税来源，断不可因此而败坏，放任不管，不知众卿可有应对之策？”

鲁宗道出言道：“回禀太后，臣于两位相公合计此事，认为应该取消三说法，改为贴射法。”

赵祯一头雾水，开口问道：“敢问卿家何为贴射法？”

鲁宗道回道：“所谓贴射法就是将十三场产茶的买卖利润一并计算出来，官方停止提供本钱，让茶商同种茶园的园户直接交易，各种茶都给出中等价格，而官方从中收息。”

鲁宗道说着见赵祯仍然皱着眉头，又说道：“例如卖舒州的茶，每斤售价五十六钱，其成本费是二十五钱，官方不再供给，只让商人交出利息三十一钱而已，然而商人必须将所购的茶运交官方，官方随商人所指州县而付与他，发给证券作为凭验，用来防止私售，所以有贴射之称！”

张士逊补充道：“假若每年十三场茶贴射不尽，那么官方依旧收购，如果园户过期而不缴纳茶税的，需要补交利息，旧时缴纳一百斤，同时另加二十斤至三十五斤，称作耗茶，也都废止！”

赵祯此时方才明白新法的目的是为了能使茶的交易和边境购粮的交易都能以实钱出纳，不得互为轻重，从而杜绝价格虚浮不实的弊病。

“如果按照新法使施，朝廷每年所得茶税，排除所有开支，还剩多少？”

在赵祯眼里实践出真知，茶税的最终收入是多少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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