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月初的时候，朱由渠收到了一份意外的奏疏，奏疏是新上任的吏部掌堂路振飞呈上的，内容却是岭南大儒陈邦彦写的。

名为《中兴政要策论》，朱由渠见之心中顿时一亮，忙迫不及待的翻开阅览了起来。

整篇策论洋洋洒洒近万字，其内容不仅针砭时弊，更是包罗万象，不仅把大明的各种弊政分析得透彻见底，还有一些针对弊政的相应的改革方略。特别是针对国策和守备的问题提出了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策和“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等应对策略，并把东虏设想成了第一假想敌。

历史上的陈邦彦携着万字平戎策到了南京后却处处碰壁，南都君臣虽然昏聩，但也并非白痴，策论之所以没被采纳，朱由渠猜测是其内容主要涉及抗清，这与正力主“联清灭寇”的史可法、高宏图等人的战略方针相违背。有志之士不免为之叹息。

朱由渠看完这万字平戎策后，很是兴奋，抱着求贤若渴的心态决定亲自面见一下这位历史上的岭南三忠之一，顺便当场考校一下他的见识，看看其是否名副其实。果真如阮大铖一般是个人才，他不介意破格录用。眼下朝廷实在是太缺乏人才了，不要说像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那样干才了，就是陈新甲、汪乔年、杨嗣昌这样的都是少之又少，可遇而不可求的了。

很快，在乾清宫的偏殿，朱由渠接见了布衣秀才陈邦彦。

陈邦彦四十来岁的年纪，面色清癯，长须美髯，青布澜衫，眼神中也是文气斐然，令人一看便知道是读书破万卷的硕儒。

陈邦彦跟着小内监走进气氛肃穆的殿堂，跪在朱由渠面前行了一拜三叩礼。

“学生顺德县秀才陈邦彦，见过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不必拘礼。”朱由渠双手上扬，示意陈邦彦起身。

见完礼后，朱由渠也不废话，直入正题道：“先生的政要策论前日朕已看过了，颇有见地，再联想到朝廷现在的处境，朕实在心痛啊！

当年太祖高皇帝，身经百战，平定僭窃，驱逐蒙元，而有大明三百年天下。然而到了崇祯年间，自烈皇登极以来，一心已中兴为己任，勤政爱民，系心于国。早起晚睡，事必躬亲，不敢有丝毫怠慢，君德无丝毫瑕疵，天下谁不称颂？为何苦苦挣扎十七年，殚精竭虑，有心中兴，却无力回天，究竟是什么造成大明如今这般困境的呢？”

皇帝突如其来的一问，并没有使陈邦彦慌乱，四十多年的坎坷沉浮，早已将他性子磨砺的十分沉稳，即便直面至尊，依旧处惊不变。陈邦彦从容镇定的沉思片刻后，方揖了一礼节，道：“学生有两种看法，不知道吾皇想听哪一种？”

朱由渠见之愕然道：“还有两种看法？不妨都讲讲，朕洗耳恭听着。”

陈邦彦仰头北望片刻，摇了摇头，轻叹了声道：“烈皇在时，北有东虏频频叩关，西有李闯肆虐陕甘，国朝危难之际，朝中衮衮诸公不仅没有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反倒承接党同伐异恶习，国难之时犹如太平无事之时，互相结党攻讦不休，终至北都沦陷，烈皇煤山殉国，甲申之祸与其说是流寇所为，不如说毁于党争。”

朱由渠点了点头，对陈邦彦的耿介直言颇为惊喜，也颇有感触，自万历以来，士大夫喜好结党，互相倾轧，已成风气。俗话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事情往往坏就坏在党同伐异上面了。

万历朝以来迨自崇祯朝覆灭，大明朝政倾颓很大原因就是党争之祸，多少该办的事情，就是因为牵扯上了党争而废弃，多少不该做的，也都是因为党争而祸国殃民，陈邦彦虽是一介生员，没有官场的经历，却是个明白人。就这一点，比那些个醉心于党争，党同伐异的东林大臣就强多了去了。

陈邦彦继续侃侃而谈：“私党令公论不伸，朝纲不振，流弊之极！在此艰难之时，若想同仇敌忾，中兴皇明，必先消除党争。”

“消除党争，话是不错，敢问先生，朕该如何做才能消除党争呢？”

陈邦彦不答反问道：“陛下以为该如何呢？”

朱由渠沉吟片刻，道：“凡引用之人，朕当一一告诫，须汲取教训，革新易意，勿怀私恩，勿泄私愤，赤心忠胆报效朝廷。”

陈邦彦听完大摇其头，道：“党争由来已久，利益牵扯甚广，岂是告诫所能劝止的？”

“那先生以为该如何？”朱由渠对陈邦彦的一丝无礼并不介意，反而似笑非笑的道。

陈邦彦踱步片刻，沉声道：“学生主张道贵适中，刑赏所加，视其功过。”

“道贵适中……”朱由渠脱口而出。陈邦彦立即点头：“道贵适中，不偏不倚和解朋党纷争，赏罚则视其功过，重立朝廷纲纪，以此或可消除党同伐异之陋习。”

朱由渠听完并不怎么满意：“制止党争说起来容易，只怕施行起来就难了。”

陈邦彦惭愧道：“学生有主意而无主张，让陛下见笑了。”

“无妨，党争若那么容易消除，先皇也不会殚心竭虑十七年而束手无策了。”朱由渠大度的摆了摆手，又道：“先生方才说了第一种，不知这第二种又是什么呢？”

陈邦彦微微顿了下，说道：“那就要从太祖爷制定的税赋之法来说了。

三百年来我朝一直重农税，轻商税，国初时还好，只是到了如今丁口滋生众多，田地却大多被勋贵，士大夫们隐瞒蚕食了，百姓失去土地便只能沦为流民，朝廷农税也跟着日渐枯竭，却又碍于祖制无法通过商税得到补充。再遇到天不逢时，惩罚以水涝旱灾，自然民变四起，国事糜烂不堪。

要说两宋时，赵官家一直重视商税，即便疆土日绌，朝廷财政依旧充裕，每年靠商税能岁入几千万贯。

反观国朝，江南大士绅无不产业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却几乎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商税。”说到这里他面有愤懑之色的道：“崇祯十三年学生从邪报上得知，南直隶仅收到茶税三千两，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两宋时，海贸发达，朝廷年收市舶税千万贯。国朝呢，泉州一带的海贸同样发达，每年的市舶税却只有四万两！

自万历军兴以来，朝廷每年光军费就要千万两，而国库税入却只有两百多万两，天子碍于祖制，只能加重赋于百姓，逼得百姓都去当了流贼，朝廷剿贼，官军数量激增，军费不够，又得加赋，流民又增，以至于最后官军数量上百万，国事却愈发不可收拾。”

大明的土地兼并情况至少在明孝宗时还不严重，顾炎武当时就称赞此时：“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但到了隆庆年间时，已经是“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了”。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就更是严重，“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近三百年下来，官吏[腐败]已近乎无药可救了，文官们疯狂敛财，恨不得对百姓敲骨吸髓，将他们榨干。

官员们都说宗藩吃垮了大明，好像自己是在为大明默默奉献一样。宗藩固然是寄居在帝国身上的吸血虫，然而这些士绅大夫也不逊于吸血虫。就如外军军饷，按照惯例京官要分润六成，就算是在建奴入寇，乱军猖獗的时候都没有过分毫的让步。

满朝上下虽然也有极少数的清正忠义之臣，然而这些人已经稀罕的无法撼动几百年的积习，更无法撼动那一条条的灰色利益链。

“缙绅敛于下，污吏贪于上，商税不征，农税太苛，民岂能聊生？”陈邦彦说到这里，最终总结道：“说到底，我大明不仅受制于天灾、流贼、东虏和贪腐，更受制于钱法啊！”

虽然陈邦彦之前只是一介布衣，但暗中却十分关心朝政，有着拳拳的报国之心，所以对朝政大事了如指掌。

一番论解下来让朱由渠颇为惊喜，他不由得抚掌而叹：“先生此番见解真是字字珠玑，针针见血！”

“学生一番浪言，让陛下见笑了。”

“哪里哪里，先生所言深合朕心。”

明朝后期，商业极度发达，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时，海外贸易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不完全统计，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

然而商业的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都让那些商贾勋贵和文人士大夫们瓜分了，小民和朝廷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这个时候，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士大夫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如果朝廷要加商税来提高国库的收入，就会受到他们的疯狂阻挠。

明末的商人占有了当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纳点商税本来就是应当的，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

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那就只能造反了，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万历皇帝没有妥协，顶住了压力，增开了不少商业税，降低了国内矛盾，不过却也在死后遭到了无耻文人的唾骂和满清的污蔑中。

崇祯过分执拗于祖制，被文人士大夫们一顿忽悠，不敢越雷池一步，本来就没收上多少税款，还减免了不少，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都转嫁到小民自耕农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矛盾不断加大，最后走上了亡国之路。

对陈邦彦，朱由渠此刻内心充满了好感，他刚才一番针对大明根结的精辟言论，和朱由渠前世的认识所差无几，他顿时有种找到了知己的感觉。

到了这时他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不仅是为了这一个被埋没了的人才，更在为天下而哭，为黎民百姓而哭，为大明的江山社稷而哭！

良久之后，他深吸了口气，道：“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依先生之见，我大明如何才能中兴？”

见皇帝饱含着期盼的语气，陈邦彦突然忘记害怕，也忘记注意礼节，抬起头来，双目炯炯地望着皇帝，朗声说道：“臣意：消党争、征商税、练新军，复疆土，收民心！如此，方可中兴皇明！”

“好！好！好！”

朱由渠连说了三个好字，神色之间仍旧难掩兴奋之色。

短短的一句话，朱由渠已经清楚的确定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不同于阮大铖的世故与圆滑，其一言一行，与因循守旧，颟顸无能的大多数文臣不同，有着强烈的锐意进取之心。

特别是他高屋建瓴式的治政主张与自己不谋而合。

消党争、征商税、练新军，诚为中兴三策也！

这样的人才不重用，才有谁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