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日，刘宏不断收到朝臣关于灾异事件的奏疏。

对于灾异流言，刘宏一开始没怎么当回事，因为今年前后出现了好多次日食和地震，再加上他这个天子重病数月不起，有些谣言也很正常。

本以为随着他病愈且上朝理政之后，灾异谣言就会慢慢消减的，谁知现在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灾异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除了从地方郡县传来的确实的地震消息外，其他都是一些明显穿凿附会的谣言。

其中尤以发生在皇宫中的灾异传言为甚，除了先前的母鸡变公鸡、天降黑龙之外，现在又有某宫殿内出现彩虹、白衣剑士入宫、宫墙上凭空出现人影歌舞等等新流言。

不少谣言对后宫和天子都有着有意无意的影射，这就不正常了，刘宏不能不怀疑有人在搞鬼。

可是刘宏有怀疑也没用，因为相信的人多得很，看看朝臣们的奏疏就知道了。

朝臣们都认为皇宫中出现那么多灾异，是与天子宠信奸佞、后宫涉政有关，所以他们个个劝刘宏整顿后宫、惩治宦官，然后向上天拜祭祈福。

刘宏简直哭笑不得，可还不能驳斥和解释。

他既不能讲解日食、地震、瘟疫、洪水之类发生的科学道理，又不能说谣言是人为的揣测。

因为这个时代的人，笃信的是所谓的天人感应，相信“空穴来风必然有因”。

真信还是假信且不管，用“天人感应”去套就对了。

所以只要出现什么灾异传言，不论朝臣还是百姓，个个都和周公解梦一般，立马化身为影射小能手。

面对这种情况，刘宏有再多的智慧和科学理论也无济于事。

因为天人感应在此时的大汉朝就属于政治正确，甚至是东汉的立国之本。

由于东汉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进而得到天下，于是他崇信谶纬。

儒家谶纬之学遂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朝廷用人施政、各种重大决策，都要依谶纬、卜算来决定。

后来的汉章帝更过分，他召集群臣及经学大儒在白虎观开会，以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为理论基础，结合今文经学和谶纬神学，三者合一，形成了一整套神学体系，并将之整理成文，谓之“白虎通义”。

自此之后，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甚至神学凌驾于经学之上，成为大汉朝的政治纲领。

汉武帝和光武帝宣扬“皇权天授”的思想，是出于巩固皇权和维护统治的需要。

这在他们当时的确起到了正面作用，可是却坑了他们的后辈。

随着古文经学的发展和渐渐成熟，人们逐渐发现了今文经学的很多错漏之处，以及牵强附会之语，与此相应的，白虎通义也渐渐变得不可靠起来。

而以此为根基的大汉皇权也必然受到影响。

再者，“天人感应”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又给皇帝套上了一条无形的锁链。

尤其是在天灾不断的时候，天灾用神学来解释，必然映射到朝政，而朝政的根本就是皇权。

一旦皇权因灾异而屡屡受到质疑，其统御力与权威性必然会降低。

自汉武帝之后，随着儒家在朝堂地位的巩固，“天人感应”学说影响越来越深。

从汉宣帝到汉桓帝，因为灾异事件而不断让皇帝颁布罪己诏。

区区两百多年时间，汉朝皇帝的罪己诏竟然累计达到了五十八次之多，相当于平均每三四年，皇帝就要发一道罪己诏，向天下臣民认罪，承认自己的过失，为灾异事件负责。

说起来，罪己诏是汉朝初期发明的玩意儿。

第一个颁布罪己诏的皇帝是汉文帝，当时国家连续几年发生灾祸，粮食歉收，很多百姓成为了流民。

为了避免引起动荡，汉文帝决定写下检讨的诏书，诏书中对天下百姓说，如今这种局面是我这个皇帝的过失，没有将国家治理好，让百姓受苦了。

高高在上的皇帝以诏书的形式自承己过，这简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由此天下臣民全都被感动了，一致认为汉文帝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皇帝，于是全都积极配合朝廷，共度难关。

九十年之后，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也来了这一招。

汉武帝一生丰功伟绩不胜枚举，尤其在武功方面更是卓绝千古，可也因此几乎耗尽了国家资源，使得民力枯竭，百姓困顿；

而且进入晚年的汉武帝过于刚愎自用，开始追求神仙之术，因此而引发了震动内宫外朝，波及数十万人的“巫蛊之祸”。

好在后来他能幡然醒悟，敢于直面自己的过失，在轮台颁发罪己诏，检讨己过，还检讨得非常深刻；

之后他重拾汉初的息兵养民、轻徭薄赋的国策，为后来的孝宣中兴奠定了基础，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可以说，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对稳定当时的国家局面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也正因为汉文帝和汉武帝的罪己诏都卓有成效，罪己诏也就被后世皇帝们当成了救世良方。

几乎每朝每代的皇帝都有颁布罪己诏的举动，好似当皇帝的不发个罪己诏，就显得不够谦虚爱民一样。

可是这罪己诏真那么有用吗？

作为后来者的刘宏是不会这么认为的，如果罪己诏真有那么好的效果，后世的崇祯皇帝就不会在发了六次罪己诏之后，还落得个自挂东南枝、身死国灭的下场了。

那为何罪己诏时灵时不灵呢？

刘宏觉得，主要有三大原因。

其一，得看罪己诏是谁颁布的。

抛开发明者汉文帝不说，汉武帝能靠罪己诏挽尊，是因为他有卓著的功业和至上权威打底，使得百姓能买账，与其类似的还有后来的唐太宗。

所以除了寥寥几人之外，其他颁布罪己诏的几乎都没多大效果。

其二，在罪己诏刚出现的头几次，对天下臣民来说，还是有些新鲜感的，他们能感受到皇帝的真心诚意，可再一再二不再三，同一招用多了就不灵了。

最关键的是第三个因素，在天人感应大行其道之前，灾异之事并没有完全与皇帝绑定。

那时皇帝下罪己诏，哪怕说如今有天灾了，是朕没有管理好天下所致，天下人也不会真认为是这样。

反而在天下人看来，这是皇帝有担当的一种表现，哪怕皇帝真有错，可只要能承认过失，改正错误，依然不失为贤明之君。

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身份尊贵的天子都认错改错了，老百姓能有不原谅的道理吗？

而当罪己诏与天人学说牵连到一起之后，不论灾异也好，还是皇帝过失也好，就不仅仅是天子的担当和德行问题了，而变成了对皇帝身份合法合理性的质疑。

此时的罪己诏已经变了性质。

百姓会想：如今天下有了灾异，是因为上天在警示天下，皇帝犯了错，这皇帝的作为连上天都看不过去了，严重到需要以灾异来示警的程度，这皇帝是不是不称职了？

而更不巧的是，皇帝恰巧发了罪己诏，承认这的确是自己的过失。

那么这罪己诏除了真让天下百姓觉得皇帝有罪，甚至质疑皇帝的合格性之外，对皇帝还能有什么益处吗？

可惜的是，很多皇帝并没有这种觉悟，也没有自知之明。

所以才有汉宣帝之后两百多年时间，汉朝皇帝的罪己诏累计颁布五十余次之多。

这简直不可思议，皇帝每发一次罪己诏，其实就相当于其权威被削弱一次。

可以想象仅仅因为灾异之事，就削去了多少大汉皇帝的威望。

虽然朝廷也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将灾异与三公之位联系起来，只要出现灾异，就罢免三公。

可这方法并没有有效地消除灾异对皇权的侵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三公不过是替天子受过而已。

而一旦出现重大灾异，皇帝依然得下罪己诏安抚民心。

刘宏觉得，那些本来就没多少权威的皇帝颁发罪己诏，简直和饮鸩止渴没什么区别。

不幸的是，他去年年底躺在病榻上，还被迫喝了一次这种“鸩毒”！

这让本就有些多想的刘宏更是反感所谓的天人感应。

而且，刘宏还想到，这天人学说除了对皇帝不利之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危害——

由于谶纬本就是人为制作的，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为某些势力造反、改朝换代提供理论依据和政治借口。

毕竟光武帝就是最成功的榜样，后世袁术称帝、魏代汉、晋代魏都是这么操作的，连黄巾叛乱也是如此。

想当初，董仲舒提出“皇权天授，天人感应”之说，其实别有用心。

在天人感应大行其道之前，天子只是“受命于天”，所谓“天父，地母，王为天之子”，那时的天子是天的代言人，以无上的尊贵命格及权威行使天命，不受束缚。

而天人感应学说里，天子的概念被有目的地拓展了，天子不再是单向的承继天命，天子的行为还会反向被天所感应到，然后天意以人世的灾祥来做出回应。

于是天子就这样被限制住了，而天子所代表的皇权也被套了个笼子。

这个笼子的名字叫做“天”，天通过“天人感应”来授权并对人事施加影响。

天意究竟如何呢？

这个解释权却在掌控知识与舆论的饱学儒生及他们背后的大儒名士手中，就这样一环套一环，皇权不知不觉中彻底为儒家所圈禁。

再说简单点，就是董仲舒将皇帝神化为“代天授命”的天子的同时，头顶上却多了一个可以管他的“天”，天子如果乱来，天就会降罪；

那么怎样算乱来，天如何降罪，又为什么会降罪呢？这就得问儒生了。

这样拐个弯，如其说是天管天子，不如说是儒家管住了天子。

而汉武帝也是个聪明人，他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却并没有掉入儒家的陷阱，只是利用儒学为自己的集权服务，取了其中政体礼制、皇权天授及大一统思想，而坚决摒弃了“天人感应”这等看似甜蜜的毒药。

虽说汉武帝有着超凡的政治智慧，却还是少了点远见，大概英明神武的汉武帝也没想到，他的不成器的子孙反而把他丢弃的东西当成了宝，自己把脖子伸进了套索之中。

从这方面说，汉武帝和光武帝虽然得到了好处，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却也都在无意中成了榜样，坑害了子孙。

这几天里，刘宏早已想透了这些，可是却没法彻底解决其中的隐患。

因为他一不能否定自己作为大汉天子的合法性，二不能完全抛弃“白虎通义”这卷祖制神书。

当然，最关键的。

还是他目前对朝廷内外的掌控度不够，没有能一言而改变祖制及天下舆论的威望。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小灾异对皇权的不利影射。

想到这里，刘宏再次翻了翻面前成堆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