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三日，大明朝廷免除二年天下应征收的钱粮。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军机要务。二十三日，命孙承宗兼理兵部事务。

二月初三日，天有异动。辽东日晕，两傍有耳如月状，内红白光焰闪烁，倏如玉环，其大竟天，并日晕形影如连环状，如西南东北面，复各有形如日，但其色惨淡，如月之在宠。其日晕之上，大圈之中，约有光彩数十丈，青红如虹状。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与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

有言官上奏，言“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夷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谏皇帝朱由校“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

不过朱由校彻底的无视了他，而朝廷则将“异象”定性为吉兆，与沙岭大捷并论；异象发生在辽东，后金自然也看到了，后金政府也定异象为吉兆，称其为“天命所归”之表现，是“天佑我而不佑中华。”。所以说，自古以来，吉凶之兆也就这么回事，封建迷信不可靠，还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不过此时大明与后金所“共有”不仅仅有吉兆，还有蒙古。二月初四，明期使者到达察汉浩特，与林丹汗蒙古开展外交谈判；后金努尔哈赤宴请科尔沁等蒙古部落旗主，以增加“友谊”，明金关于蒙古的外交争夺战开始了。

明朝将蒙元逐出中原后，北元对各地区蒙古势力的控制弱，整个蒙古族成为了三大部分，瓦剌；鞑靼；兀良哈。

明初，兀良哈是内附，太祖认为“有才能者，一体擢用”，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三卫隶属宁王大宁都司。经历了二百多年，这三个卫所，如今都名存实亡，其中的蒙古人大多都汉化，剩下的少部分加入、建立了新的小部落。

除了南附的兀良哈部，瓦剌和鞑靼之间的关系实在谈不上有多和睦，互相攻伐是常有之事。蒙古就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越来越碎片化，彻底的从一个统一的国家退化成了对一个人群的总称，就像德意志与神罗。

等到明万历三十二（1604）年，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继位时，漠北蒙古（外喀尔喀部）根本不承认其大汗的地位，漠南蒙古中的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各自为政。身为大汗的林丹汗只能控制辽河流域的察哈尔部，因为察哈尔王统的余威，算是勉强被大多数部落遥尊为共主。

但这显然满足不了林丹汗的雄心，他梦想着恢复祖上的荣光，开始强力打压、收拢各部落。“南朝只一大明皇帝，北边只我一人，何得处处成王？我当先处内，后处外”。

而后金的努尔哈赤发现了蒙古各部离散的现状和倾向。“蒙古之人，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落合则成兵，其散犹云收雨止也。俟其散时，我当而躡取之。”

而且搞定蒙古也是南下攻明的必然举措之一。至少，在名义上蒙古各部还是大明的盟友，虽然是花钱买来的盟友。

对于人口、兵力有限的后金来说，如果倾全力南下，万一蒙古人在侧后偷袭，则首都腹地不保。因此，女真人挖蒙古人墙角的事从来就没停过，在努尔哈赤分裂国家、建金称汗前，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便与建州达成了联姻关系。

而林丹汗却始终处理不好察哈尔部和漠南蒙古各部的关系。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蒙古各部在明朝“市赏”下，经常以明朝盟友与后金进行小规模的战争，但结果几乎都是蒙古大败。

年轻的林丹汗，一方面在内部为恢复蒙古“共主”的地位而努力，另一方面则在外交上对明朝展开攻势。1615年，林丹汗开始进攻明朝，以兵挟赏，虽然被大明的军队打退，完全没有任何收获。但此举却成功的改变了他在明朝大臣心中“懦弱未威”的形象。明朝发现，新兴的林丹汗可以成为与后金抗衡的重要筹码，于是采取中原王朝两千多年来屡试不爽的“以夷制夷”之策，用大量的赏赐拉拢林丹汗，试图借助林丹汗武力与后金抗衡。林丹汗则利用明朝心理，不断索取大量赏赐。

明、后金与蒙古各部就这样在东北亚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