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仔细地听着朱由校的演讲，思索着皇帝的态度。

“大明的未来，就拜托诸位了。”

皇帝的话语掷地有声，众人惊愕，猛地抬起头张大嘴巴，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社会的责任、朝庭的重担，自豪、惶恐种种复杂的情绪混然涌入心头。

群臣连忙起身行礼，说着，

“臣等惶恐。”

“陛下之恩，臣非陨首、结草无以为报。”

如是种种，不一而足。

朱由校站在堂前，扫视群臣，心中又陷入了思索。

在他的前世，学界所公认的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840年，而世界近代史始于1640年。很显然，明末清初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现在这个重担落在了朱由校的肩上。

此时的中国需要一场变革，不论是思想认识上的，经济体制上的，还是政治上的。

任何社会的政治，就其性质而言，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一定的政治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制约的。

政治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经济活动中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得失是最根本的利害关系，任何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本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

而此时的大明朝堂之上，大臣子普遍代表的都是士绅阶层的利益，农民、手工业者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朝中东林、楚、浙各党之间的斗争，是士绅阶层中不同地域集团的斗争。此时大明政府内部只有统治阶级的两耗，而不存在两人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在此时的大明，现代意义上的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学派为社会所做的阶级划分”的资产阶级是不存在的，虽然教科书中说“晚明时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东西只是理论上说说的，实际上什么用都没有。

在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定义为在生产商品的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占有工人劳动的阶级。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是“雇佣”，它需要大批失去生产资料却又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人；开办资本主义企业所需的大量货币财富。

朱由校想，自己或许可以做些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有趣的选择。

朱由校缓过神来，看见众人仍是一脸激动的样子，说着或出于本心或是奉承的表忠心的话。他摆摆手，示意群臣坐下，随后自已也再次入座。

朱由校目光坚定，看着群臣，

“卿等，今日起即正式任职枢密院，付责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今日，朕已在西苑昭和殿设宴于卿等以作庆祝。明日，朕让人将文书送去，卿等再开展工作吧。”

游船已停靠在了太液池北海的湖岸上，年轻的官员被带到了昭和殿参加宴饮，而朱由校则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下船后不久，就有一个内侍前来。

“陛下，东厂魏公公求见。”

魏忠贤现在在这个时间线上有两个职务，一是司礼掌印太监，二是东厂厂公。内侍作为内臣，不提魏忠贤掌印太监的身份，只提东厂厂公这个与皇帝更疏远了一些的职位，不知道他是谁的人，王安的还是别人？反正不是魏忠贤的，朱由校不在意这些细节，内宫中有各种各样的派系也很正常。

司礼秉笔太监王安是忠诚可靠的人，应该让自己身边人与他多亲近亲近。

魏忠贤不是个东西，他很聪明，但是性情猜疑残忍，媚上欺下，“仔系山中狼，得志更猖狂”形容他很是形象。但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对付一些腌臜之辈，魏忠贤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而当朱由校想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的时候，魏忠贤更是最好的背锅侠。

朱由校向那个内侍点了点头，示意贴身小太监永寿把魏忠贤带过来，他很想知道自己交给东厂的任务，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

事实上，朱由校交给魏忠贤的任务是“开源”，而开宰的对象则是晋商。

明初为防蒙古，沿长城屯驻大军，难以自给自足。明政府实行开中法，晋商通过运输军粮、经营军需物资，获得“盐引”和银两，促进了其崛起。

明中期，实行了“折色制”，此举打破了晋商的盐业垄断。同时明政府开始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与地区做贸易，晋商的事业开始转向外贸。

但非法的贸易永远比合法的挣得多，许多商人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明朝的军事与战略情报。作为回报，后金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劫掠而来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

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这群汉奸商人为满洲入侵中原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此时的大明官员，也不断有人提出“中国罔利之徒，与东虏结交，窃买军器，泄露军情。”不法商人们的走私卖国行径是朝廷上下的共识，而其中最卖力的就是晋商。

但晋商的人数太大了，且或多或少都参与了走私，可走私粮食、衣物与走私金属、火药不能一概而论。对付他们不可能一刀切，将整个晋商都铲除掉。所以最后朱由校的决定是“打老虎，不打苍蝇”一一全力解决“满清八大皇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群商人实在是太富有了，又没有自卫能力，它造成的破坏大于其存在价值，而且现在大明朝廷太缺钱了；二是中国传统自古就有“法律贱商人，商人富贵”的习惯，至少在明面上没有人会为了他们说好话；三是这些人确确实实的在干着卖国的勾当，抄家灭门人对他们说只应得的惩罚。

但这事太脏，太不光彩，所以本就臭名昭著的东厂、魏忠贤最合适了。

不过朱由校对于魏忠贤这么快就来见自己，有些疑惑，魏忠贤实在是回来的太快，这个效率有一点离谱啊。所以朱由校猜测，魏忠贤多半遇到了麻烦，向自己寻求帮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