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望着熟悉的杭州布政使司衙门，王廷和陈惇走下了船只。

“大人，苏州百姓日夜悬盼，”陈惇看着在门口不由自主踟蹰的王廷，道：“盼望大人能减免这二百万石军粮啊。”

王廷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点了点头。两人顺利进入府衙，然而等了许久，约莫三四盏茶都喝完了，还等不到江南总督张经的接见。

“本官抛下治水的大事，来到杭州只求总督一见，”王廷发怒道：“总督大人就这么忙吗？”

不一会儿一个下吏走过来作揖道：“大人，总督大人有请。”

陈惇跟着王廷走到大堂前，却被拦下了，只能在阶下凭着自己过人的耳力，听着堂内的谈话。

“大人，”王廷道：“苏州发了大水，淹没民田七千余顷，受灾人数以万计，今年眼见连夏税都交不上了，哪里能凑得起大人要的二百万石粮食呢？”

“本官新任这个江南总督，来之前就听说苏州人有三善，善造园，善讼，善哭穷。”一个宏亮的声音不紧不慢道：“苏州园林甲天下，本官还没有亲眼见一见，以后应该也有机会能见。这个善讼，是说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后来你们苏州来了个况太守，老百姓认为他断案如神，才渐渐不上京去告状了，可御史言官之中，苏州出身的，都喜欢告讦，这是朝廷公认的。”

“最后一个就是善哭穷，”张经呵呵道：“听闻百姓日常寒暄，总说自己如何穷困，如何潦倒，实则是家藏千钟粟，门埋万两金，只不过都不肯说自己是富人罢了。没想到百姓如此，官员也是这般模样，这倒叫本官始料未及啊。”

“大人玩笑了，”王廷咬牙道：“不是下官哭穷，而是苏州当真是捉襟见肘，凑不齐这二百万摊派下来的军粮。”

“谁不知道你苏州一府的赋税，”张经道“比内陆一省都多，本官不过要收你二百万石粮食，甚至不及夏税一半，你苏州怎么会凑不出来呢？”

“大人有所不知，”王廷道：“其他任何地方的水旱之灾，上禀朝廷，则或迟或晚，必有赈济。唯独苏州，朝廷以为苏州富裕，不肯给任何赈济，只让州府自己解决。”

王廷脸上露出一丝难堪的神色，“不瞒大人，我苏州商人精明市侩，每逢灾年，百姓因无款可借、无粮可食只得流离乞讨，而商人却在此时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从中渔利，让官府以高价收购他们手中的粮食。若不从他们手中收购，而从全国各地调粮，一来时间太长，灾情刻不容缓，二来运输成本太高，还得是府衙自己解决，所以赈灾往往用银钱从本地商贩中高价收购粮食。”

“所以你的意思，是苏州府本来有余力，能凑得上这军粮的，”张经道：“只不过大水一来，你们的钱就去买了粮食，凑不齐这军粮了？”

见王廷点头，张经就道：“那倒也简单，本官觉得你们高价买回来的粮食，先不急着赈济灾民，倒是可以把军粮交上。”

王廷倒吸一口气：“交了军粮，百姓吃什么？”

“那就是你苏州府自己的事了。”张经道。

“岂能如此！”王廷愤怒起来：“百姓吃不上这一口粮就会死，大人的军队吃不上这一口粮会死吗？”

“百姓吃不上粮，大不了做贼，”张经也冷笑道：“军队吃不上粮，谁来抵挡倭寇？你告诉我，到底是贼好平，还是寇好平？”

百姓变成流民，也还不是明末那样啸聚山林的模样，倒是倭寇之祸，为害惨烈。

张经把脸一沉：“本官以南京兵部尚书衔，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江南一切，都要为抗倭大事避让。你苏松不过发了一场小小的水灾，就哭天喊地不肯交粮，若是其他地方也有学有样，今日说有旱情，明日说有虫灾，都不交粮，我这个江南总督还怎么做，倒不如趁早解散了大军，早早回朝复命去，也省得费心费力筹谋运作！”

王廷只能站起来道：“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张经面无表情：“你苏松夏税就能交四百万石，本官材不过问你要二百万石，你三推四阻地，好像本官给你压了上千万石的粮食一样！我听说你宴请按察使张昌文，一桌筵席就花费一百两雪花银，可见断不是你掏不出这银子，只在我面前搪塞我罢了。”

王廷脸色一白，一百两纹银一桌的筵席确实是有，但也不是他掏的钱，而是苏州本地的大户做东，但这话又怎么说的出来呢？

“我知道你王子正，嘉靖十一年的进士出身，来苏州当了六年的府尹，”张经就道：“历来除了况钟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年，其余太守，短不过一二年，长也不过六七年罢了，你考核成绩又不差，说不定很快就有升迁。谁不愿要个善始善终呢，本官也不想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你王廷拒不交粮，阻挠抗倭大计吧？”

陈惇听得怒火中烧，却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一人也停在了他身后，面容额阔口丰，眉骨棱高，双目炯炯，不由得让陈惇多看了两眼。

“你是苏州府的官吏吗？”他问道。

陈惇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王廷带着他来杭州，是见他年少聪明，在文会和治理水患上都甚有见地，也希望他在减免军粮的事情上还能发挥一下聪明才智然而陈惇听着屋里的谈话，只感觉一股无力涌上心头。

“张总督要苏州的军粮也是急用，”这人善意地解释道：“倭寇两万多人盘踞浙江柘林川沙堡，且人数愈聚愈多。总督每日选将练兵，准备等永顺、保靖的狼兵齐集，便要一举尽歼倭寇。”

“对，现在抗倭最要紧的事，是头等大事，苏州百姓饿死也是活该，”陈惇道：“早知道我应该提早跟府尹说，问一问张总督要不要扩军，把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民都招募走，流民当了兵，一不用挨饿，二还可以杀倭，真是一举两得。”

这人啧了一声，道：“苏州以往也有水灾，怎么今年这么难过？”

“因为往年没有加派，”陈惇乜了一眼他：“往年淹的都是吴淞江两岸，像昆山那种地方，都淹习惯了，不然你以为叫花昆山的名号从哪儿来的？今年吴淞江没有事，淹的是常熟，常熟常熟，今年熟不了了，田都被淹了，哪儿有收成？没有收成，怎么给你交粮？”

“可以问大户借粮，”这人被陈惇鄙视了也不生气，道：“等水稻麦子熟了，再还上也行。”

“官府高价向大户借粮，这买粮的钱最后还要摊派在小民身上，我看不用这么麻烦，”陈惇道：“倒不如张总督用武力向大户收购粮食，谁不交粮，就抓杀谁。”

这人呵呵了一声，显然是在嘲笑陈惇的天真。

“我知道你笑什么，”陈惇道：“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张总督要在这江南地方长久做下去，并不能得罪本地豪宦，否则便又是朱纨的下场。”

“看来你也不是个傻的，”这人就道：“就不要说傻话。”

“我倒没有说傻话，”陈惇道：“苏州百万人口，财富却只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张总督不问这一小撮人要钱，却要把老百姓最后一滴血榨干，将来逼得民反也就罢了，张总督只负责剿寇，不负责讨贼，但我唯恐苏州百姓生变之后，张总督那摊派的军粮就凑不齐了，这所谓的抗倭大业，也要中道崩殂。”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不成？”这人就道。

“我有一个异想天开的办法，”陈惇道：“不要加派军粮，收就收银子，以提前征收明年不当役里甲徭役银的办法，把所有的徭役合编在一起，折银征收，充作军饷。”

说实在的，要说其实历朝历代，在重农政策的影响下，朝廷对老百姓都是轻徭薄赋的，田赋比例通常是二十税一，像汉朝更是三十税一，十税一就是重税，更没有听说比十税一还重的税了。

田税自古就不高，为什么老百姓还是活不下去？

因为这里面负责收税的人，侵吞、加派等操作手段太多了，无数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加重百姓负担，而国家也被他们坑了。然而田税老百姓咬咬牙还能负担，压垮他们的是徭役。

徭役之重，远远超过了要交的田税。本朝规定，百姓需要服三种徭役，一为里甲役，里甲役即一里的事务，二为均徭，即供官府经常性的差役，三为杂泛，为临时派遣的一切差役。像地方的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劳动也就罢了，但现在徭役已经变成了五花门的事情，比如在船头当纤夫拉大船一个两个月，比如从千里之外押运地方特产送往两京，比如被驿站拉去送信，甚至可能是给官老爷当脚夫。

这些都不是国家正统的徭役，而是私人摊派的徭役，而具体负责的就是地方里甲。

里甲勾摄公务，管理一里人丁事产，遣人服役。如今陈惇这个办法，就是用钱免役，提前将徭役征收，将所有的五花门的徭役全算进来，折合成银子上交。然后百姓就不再服劳役，官府需要有劳力的话，就必须支付报酬，因为你已经收走了徭役银。

官府的徭役其实不多，而那些私人摊派的徭役，他们想要再支使百姓服役，就必须要出银子了。

“这、这是雇役啊。”这人倒吸一口气，紧紧盯着陈惇。

“对，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劳役，全部简并为一体，该交多少交多少，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陈惇道：“至于那些不服役的人”

大明只要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可以逃役，对于这些俗称为“大户”的人，陈惇也有办法：“徭役以户丁征集，你不觉得太不公平了吗？达官贵人们享有免除劳役的权利，一旦成为他们的家丁、佃户甚至奴仆，便可堂而皇之地免除国家差役。怪不得越来越多的人，要把田产投献给贵人，不仅可以免除田赋，还可以免除徭役，这样挖空的是国家的墙角，毁灭的是国家的根基。”

陈惇的办法，就是将徭役按照田亩数分担，“无论大小户一律造册，把田亩多的大户、富户编在前，以负担重役，把地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以当轻役。按照人民的贫富，田亩的多寡，将其编为三等，然后从最富一等开始征税。若富人所纳税额不能满足需要，再向下征收次富，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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