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更多的是在分辨是非曲直，而中国哲学受易经影响着力点则在辩证统一上下功夫，把原本直观的东西复杂化了，用辩证思维看问题，得出的结果也是复杂的，多元化的。

所以说西方哲学定义上很模糊，宽泛，开放，但是在分辨是非上很简单明了，单一的指出存在与不存在的关系，不涉及过多的范围。而中国的哲学在易经的影响下定义范围很明确，很狭义，只在阴阳合同，天人合一上看问题，把原本单一的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合同与合一没有界限，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辩证地分析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个事物就复杂化了。原因是你我合同必然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后果，辩证到底也是你我不分，敌我不分的结果。

西方的哲学定义很模糊，在爱与智慧之间定义事物发展的过程，寻找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科学原理。实践事物发展的过程，这种思想方法就是很宽泛，很开放的。但是当西方人用爱心与智慧研究核心价值观时，认识却很单一，就在一加一等于二上看问题。只在事物存在与不存在，人体与灵魂上看问题。

当你看西方人拍摄的大片时，无论影片多么拖沓冗长，影片的内容只在善与恶上看问题，核心辨证思维永远不偏离西方人对事物发展存在与不存在的考量，这就是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直接明了，单一清楚。

而中国人由于受易经的影响，在哲学，思想学上定义很清晰，明确。只在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上看问题，张目取像，必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阳合同，天人合一上寻找问题的原因，实践事物发展的变化过程。

中国哲学的进门口很狭义，单一，但是在用思维的方式研究问题时，却很复杂，很宽泛，很模糊。

正是由于受易经原理的影响，中国人在一元复始，二元进制，三生万象原理的影响下，认为事物发展到三就是万象更新的宽泛，模糊的界面了，你可以无限遐想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这也是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源泉，孔子“仁政礼治”，“为政以德”的思想出处。

中国人早在二千年前就提出事物发展不是静止不动的，事物表面的静止并不代表事物的内质没有变化，事物内在存在阴阳互生互斥的作用，而西方的经验主义者到十九世纪才提出事物发表存在合同作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经验与自然之间可以有连续性，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兼收并蓄的统一整体。

这个思想等同于中国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想。

中国在战略上喜欢用周易思想分析战争事态，在战术上喜欢宽泛，模糊的辨证思维模式，但在看待战争结果上又回到易经思维的原点上，单纯用白与黑，一二得二的思维逻辑看待战争的发展与延续。对待战争结果只看胜败，所以中国人只对胜利者给予荣誉，而对失败者，战俘只有一个待遇，踩在脚下，败者为寇。

但是西方人在看待战争问题上恰恰与中国人相反，西方人在战略战术上单一的取舍进攻与后退之间的关系，战略战术上很清晰，明确，就是在进攻，撤退上取舍战争的发展与延续。但是在看待战争结果上很宽泛，很模糊，对胜利者与失败者没有清晰的界定，在西方人看来，只要你参与战争你就应该得到荣誉，所以西方人对待参加战争的人一视同仁，即使你成为战俘也一样光荣，并不可耻。

这一切与中国的易经有极大关系，易有变色龙之意，所以从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可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西方的教育制度与中国的教育制度有截然不同之处。

在西方上大学进去很容易，但是你要想拿到毕业证书却很难。你必须学到真才实学才能走出大学的门槛。而在中国要想上大学就太不容易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想进大学的门可不是容易事，特别是想上一所好的大学，与登天好有一比。但是只要你考进去了，出来就容易了。

中国的大学是进门狭窄，内里宽松。西方的大学是进门宽松，里面狭窄。

这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文化思想界面截然不同的根源。

西方文化定义很宽泛，模糊，但是内容却很狭义，很规范，行业准则很完善，很严肃，规则性很强。

中国文化定义很明确，清晰，但是内部却很宽泛，很模糊，行业准则很单调，很笼统，缺乏行业严肃性，讲究道德规范，却不讲行业规则。

中国的行业管理就是如此，重视道德标准，却不讲行业规则。

其实什么是道德，道德是自觉行为，来自于自然规律，道德是道路上的坑洼之地，当你经过时，你看到了可以去埋平了再过，也可以绕道而行，道德没有约束力。

道德是自律行为，没有约束性，持有道德与持有觉悟往往联系在一起，我没有觉悟，我不遵守道德你能把我怎么样？道德没有约束力，我不履行道德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规则则不同，规则有约束力，规则是行业准则，是行业内部依据行业规律自己制定的法律准则，这个准则具备约束性，是行业内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业条例。规则有责任与义务性，有责任与义务就有必须性，有制约性。

由于西方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看待行业准入上也是进去容易，进到里面就不容易了，你在里面处处都会受到行业制度的约束，稍不注意就可能受罚，轻则罚款，重者罚到失掉行业。

西方人的股票市场也是如此，西方人重视行业标准，行业准则很完善。行业准入制度很宽松，但是同样你进去容易在里面生存却很难。你进入了你就必须遵守规则，严格按照行业规则做事。否则后果自负。西方人没有道德观念，只有规则意识，不需要自觉自律，只需要看准规则制度，严格遵守就可以了。简单明了，一针见血。

中国人处处讲道德，讲自觉自律，可是行业标准不清晰，不明确，你入了行走十里你也看不清楚哪里是红线，哪里是斑马线，哪里可走哪里不可以走。

如中国公务员制度，中国人要想成为公务员必须充分理解什么是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必须先上大学，大学毕业还要参加科举考试，进去很难，但是只要你能进去，那你可就是人上人了，官场的路宽阔无边，你可尽情驰骋，信马由缰。

中国人要想成为当官的人很难，但是只要你入了官行，里面的空间就大了。中国的官僚制度自古以来就很宽泛，很模糊，很笼统，缺乏行业严肃性。在中国当官是最幸福的事情，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就是中国官场的写照。所以中国的官僚很容易**，这种现象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去做的，只是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红线，或有红线但是红线设置的很宽泛，很模糊，很笼统，不清晰，让走在里面的人找不到一个规则，不知道哪条道该走，哪条道不该走，结果是不该走的人看到别人走也会跟着走，该走不该走的都走，大家都一条道上走，也就谁也不说谁了。

相反，西方的公务员入门制度很宽泛，但是只要你进去，里面的条条框框可不是罗马的大马路，你想咋走就咋走。里面有清晰的规则，严肃的制度，可以让一个原本贪婪的人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所以在西方国家当公务员并不是美差，很多持自由思想的人反而不去竞争公务员岗位，**的公务员也比中国少得多。

在中国当官不发财，等于不会当官，说明你没有利用好当官的资源，在中国当官不单纯靠能力，作为。在中国当官人脉资源很重要，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做官的人就等于在他家后院开了一扇官府之门，这门是为他们家开的。

在中国买辆大货车想挣钱就必须超载，不超载累死人也挣不到钱，原因很简单，与中国的路政制度有关。中国的路政制度建设的很狭义，就是专门治理路政乱象的。但是制度设置却很宽泛，缺乏足够的严肃性，行业规则也很模糊，很笼统，不清晰，制度设计外狭内宽，给人感觉有可过可不过的余地。所以超载车辆超一点也是超，超多也是超，超载可以罚款了事，罚款又没有具体限额，所以可罚也是罚，不可罚也是罚，到货车司机这里只有一个办法，认罚，认超。

所以在中国只要有一种制度出台，总让人感觉这制度不是为违法者设计的，而是为官员搞**设计的。因为这个制度设计的很宽泛，伸缩性很强，很大。这制度设计告诉你，你可以能过去，也可以不能过去。过去与过不去之间的界限很大，伸缩性很强，只要你愿意通融，你就可以过去，你如果选择不通融，那么你就站在原地好了。看到别人过去了，你不要着急，想过这道门槛，拿钱来。

所以中国人常说只要是花钱能办到的事，就不是难事。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文化思想有关，与哲学原理有关。

中国人的思想根基就建立在定义很明确，清晰，但是内部却很宽泛，很模糊，行业准则很单调，很笼统，缺乏行业严肃性，讲究道德规范，却不讲行业规则之上了。

西方人的警察制度也是如此，在西方执法部门很单一，就警察可以执法，定义很单一。但是，西方的警察职责却很宽泛，大到保卫国家，小到拉屎尿尿都归警察管。

而中国恰恰相反，行业分类很细，外狭内宽。中国的执法部门很多也很细，细到各个部门都有执法单位。如公路，公路也分很多家执法部门，如公路警察归公安局管，路政警察归交通局管。城镇交通又归城管与警察交叉管理。在城镇中你可以看到警察看着红绿灯路口，城管看着进城出入口，各司其责，各尽其能。其实就是一个职责管理道路，但在中国却分的很细，各管一段。

究其原因还是中国人的哲学原理有问题，如何调整与改变这种根源思想，就看政治家们的智慧了。

真要想从思想根处根除这种思想本源，还真不是一代两代人可以彻底改变的。

这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文化思想截然不同造成的结果。这也是西方人见面直白地说天气暗晴，中国人见面含蓄地问吃饭了没有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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