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词字义上讲，心理学与命理学就明确告诉大家心理学与命理学的归属，也就可以看到这两门学问的不同命运了。心理学不用说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知识结构，命理学一看就知道是直观唯物论的知识架构，两门学问之间的界限仍然是精神在前还是物质在先的根本性问题。

心理学成为一门学问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纪，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理论中开源了心理学的出处，自然就归于西方哲学的范围了。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作论灵魂开启了心理学的篇章，经过一千多年的慢长岁月，真正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只是很短的时间，十九世纪德国人完成了这门学问的整个过程，把心理学从西方哲学中完全剥离出来，形成一门多学科的完整性极强的学问，从此开始心理学向世界进发，步入世界学院教授的殿堂，成为一门让人学习方法的学问，开启了造福全人类的知识工程。

心理学的研究方向是以人为本原，从精神层面，灵魂深处，心理活动开始探索，探索人性的心理趋向与精神感应所引发的人事行为反应的一门学问。由于心理学分类众多，这里不一一细述，总之一句话，心理学是绝对置精神、灵魂于前置，人的行为条件于后置的，纯粹唯心论的一门学问，以研究、描述、解释、预测和影响人的行为为目的学问。

反观古代中国人的命理学，命理学形成理论概念是在汉代中晚期，衍生于周易的数术部分，主要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中规律性的学问。命理学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之中，是中医师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原本准备用来预测人体疾病的方法论，后来可能因为过于抽象被中医师们弃之不用了。

历史发展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被中医师弃之不用的东西却得到命理学者的注目，命理师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医师弃之不用的以年月日时干支为依据预测人体健康的这种方法，将这种方法引入人类命运预测的学问之中，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形成学术概念，发展到明清两代基本形成以唯物论为基调的描述、解释、预测和影响人的心灵为目的的一门学问，因为中国的命理学是以物质条件为前置目的的学问，心灵、精神就必然是后置之物。这就决定了命理学的宿命。

就心理学与命理学之比较而言，仍然是西方哲学思维方法与中国理学的思想方法的方法论之比较。也就是精神前置，与物质前置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说区别，区别就在于中国理学是普遍性学问，不只针对单纯的人而下研究结论的学问，而西方哲学的基点仅限于人性的本原，下研究性结论的学问，区别在于中国理学研究面广，但研究方向明确清晰，而西方哲学研究面狭窄仅限于人，但研究方向模糊，且广泛。

归根结底还是西方人的学问是著眼点狭窄，但内容却丰富广泛的学问，进门很容易，进去找到真理很难，真理很模糊，没有具体靶标性。中国人的学问是著眼点宽广，但内容狭义具体的学问，进门很不容易，但只要进去就宽广无限了，真理到处都是，很具体，有目标，你随便拾好了。

这种人事方法论可以影射东西方文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也成为东西方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也是诟病之处。

究其原因还是方法论的问题，当你置精神感应于前提时，你看到的只有人，影像很具体、狭义，但是凡涉及到人事的问题就宽广了，涉及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当你置物质条件于前提时，你看到的就是世界，注目触及到目标很具体，自然你研究的方向就必然是狭义的，只涉及到你看到的事物。

这就是方法论所影射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涉及到人类文明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

其实就思想方法、文化精神而言并没有限定界面，文化传播是普遍性的，只存在传播途径问题，文化是广泛性的东西，具有很强的流通性，只是由于受到政治目的性地限制，而出现人为的屏障，但是真理还是会透过缝隙折射到人的心理层面的。

其实就唯物论与唯心论这两个名词术语而言，既不属于西方人专有，也不应该是东方人专享，这两种人事行为的方法应该归全人类共同所有，是全人类的共享文化。

以唯心思想而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用到，比如我今天想吃顿好饭，可又不想独享，于是打电话叫来一帮朋友，在朋友面前你尽显厨艺，做上一桌子的好饭，最后是做的开心，吃的愉快，皆大欢喜。这个过程就是唯心论的人事变化过程，因为你首先启动了心理预期，而后才行为了人事反应，你做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完善你最初的心理预期，这个心愿完成的过程就是唯心论的理论过程，自然归唯心论所有。

我们再拿某一项巨大工程来比喻，无论这个工程有所大，工程进程有多么长，工程施工过程有多难，这件事情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完成当初的一个心理预期，那么你从启动工程到结束工程都是在践行唯心论的思想方法，为什么这么一个普通使用的思想方法就一定归于西方哲学所有呢？

所以说我们不能教条化的把人类通用的理论框架强奸式的冠以其他名词，也不能出于某种政治意图而扭曲事实真相。

因此上说，思想家们不可以将自己的思想限定在某一特定领域之内，而使自己的思想无法在辽阔的思想疆域里驰骋，无法超越知识的壁垒，进而导致思想无法到达真理的地域，找到真理。

其实就客观唯心主义的心理学而言，其所持的方法论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无疑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心理学的第一要务是从心理预期出发对必须进行的行为进行精确的观察，并收集预期目标的机体行为和即将发生行为时的环境信息，作出观察预测报告。当践行者需要付诸实施时，他们必须选择一个适宜的水平分析标靶，用以靶向定位，并且设计出能保证客观性的度量行为的方法，以确保践行者实现预期目标，达成理想与理性、知性与现实的和解。

而命理学则是从理性出发，在没有心理预期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事项环境的直观观察和环境信息的收集，直接进行预测，并作出预测报告，给予一个既定的靶标，不考虑靶标在运动中出现的内核程序的变化，只按照既定目标行为，至于结果好坏只看预测报告，即便中途出现意外，也无条件坚决完成任务，在直观思维方法下践行者实现的预期目标，达成理性与思想、现实与人性的和解。

由此不难看出，心理学与命理学的预测目标虽然有近同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有原则性的不同，思想层次也有本质区别。但是真正达成目标的方法论还是心理学要成熟的多，原因是心理学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理论内容包括有缺陷理论，也就是在事项进行之前有缺陷性理论体系的中导作用，通俗地说就是践行者事前必须预感到事项进行中必然导致的缺陷性，并提前作出预防性预案，待到践行者行为实践时，一旦出现问题不致于因缺陷性陷入被动局面，由于事前准备有预案，可以沉着应对，解决掉缺陷部分，顺利完成预定目标。

而命理学的致命弱点是在事前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用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来预测尚未发生的事实，用一套既定的方案，来预测未知的结果，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在事态未发生之前就已经产生放弃的心理，或事件进行时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不管事件成功与否，要么进，要么退，不左即左。直线轨道上运动，非进即退。

这种情况我们从中国人打仗中可以完全验证出来，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诸葛亮六出祁山却没一次成功完成预定目标，原因是什么？原因像诸葛亮这类智者在运用战争方法论上完全应用的是中国传统理学的理性思维方法。就是置事件本身于心理预期前端，只看事件的最终结果，不看事件本身的缺陷性，不是从心理学的方法论出发“对必须进行的行为进行精确的观察，并收集预期目标的机体行为和即将发生行为时环境信息，作出观察预测报告”。而是用命理学的方法论“在事前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用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来预测尚未发生的事实，用一套既定的方案，来预测未知的结果”，最终导致六出祁山而六次中途夭折，致使其无法达成刘备统一大业的遗愿。

又如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在没有精确观察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理性预感，在战争未发生之前就放弃战争，直接投降了事了，这就是持理性思维的人非常容易行为的行为方法。

但是并不是用理性思维就一定不如客观思维，也不是客观唯心主义精神就一定胜过直观唯物主义者。事实是往往战争的胜利者归直观唯物主义者所有，反倒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常打败仗。

在战争中，一个成功的战略指指家必须具备唯物论与唯心论高度统一的思想境界，不但会使用唯心论的思想方法，还要有唯物论的战争手段，在战争初期阶段运用唯心论的思想方法，寻找事物发展的缺陷部分，事前作好预案，等到战争开始，就必然运用唯物论的思想方法，直接了当，坚决打击，不留余地，破釜沉舟，直达预期目标。

这才是真正的达成理想与理性、知性与现实的和解。

就心理学而言，心理学的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肯定灵魂的存在，确立精神的价值，研究理念的现实与原罪，以便能够完全可控人的意识能力，也就是自我意识的控制能力。在唯心世界里，唯心论者认为人的灵魂里是有原罪的，并认为在物质世界里物质也是有先天缺陷的，这就为心理学提供了事前调查、核实数据，事中观察行为反应，事后总结经验教训的理论依据。

在心理学的应用方法上，心理学家主张在事件未发生之前，你如果是当事者，你首先必须观察与事方的心理动态，考察与事事件的缺陷部分，事前做好准备从行为事件的特定部分预期可能发生变化的目标部分，运用唯心论的缺陷理论，来预测行为可能构成的环境变量或情境变量，为行为事件构成前期调研的分析报告，以便制定前期预案，当事项行为中一旦出现缺陷漏洞，可以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解决问题缺陷，填补缺陷部位，从而达到预期目标，完成预期任务。

这样说很难懂，绕来绕去绕的本人都头晕。其实大白话就是心理学是一门肯定人是有灵魂、精神存在的学问，通过对人的灵魂感应，以及精神层面的研究，来寻找最容易解决人事问题的科学方法。

心理学由于是西方哲学的衍生品，所以心理学重点围绕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基调阐述自己的理论结构，自然哲学的缺陷理论与经院哲学的原罪理论在心理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就意味着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是在客观性、发展性、实践性、逻辑性、伦理性上建立起来的学问，这也说明在精神至上的学问中，客观性是首先满足事项要求的，只有站在第三方的角度看问题，才能获得客观的现实存在。

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应用客观唯心论的思想方法在处理问题，只是我们从来没有用理论来验证罢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在使用这些理论，这就足够说明，凡是符合实际的东西，没有东西方之分，大家都在用何必要厚此薄彼呢？

我举个生活中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比如抄股票，抄股票就非常足以说明到底是客观唯心论优秀，还是直观唯物论优秀。在抄股票之前首先需要看盘，观察股票的情境变量，分析量变过程中的特定峰值，对潜在的特定峰值进行数据记录，寻找风险因素，分析缺陷节点，作出精确判断，在未下注之前做出精确的预测，这样做你才达成你的预期目的，实现盈利。这是持客观唯心论者的抄股过程。

而持直观唯物论者在抄股票时怎么做的呢？直观唯物论者思想方法简单，只在一条直线上看问题，看股盘也是如此，股指直线上升，紧跟其后，股指直线下跌，仍旧是紧追不放，只在理性思维方法上打转，就不站到客观立场上观察行为构成的特定性，以及物质条件的缺陷性，明明知道下跌意味着损失，可就是不舍得离开，最终导致失败。

直观唯物论者只在股票上涨时是最大的赢利者，因为他思维方法单一，直线求利，倾巢出动，以最大的量求最大的质，自然逢高则票面价值直线上升，可谓最大的赢家。同样道理，当股票下跌时，又是倾尽全力保盘，最后也是最悲惨的输家。

直观唯物论者是以不确定的因素预测不确定的事实，以期实现不确定的目标，必然是在不确定中直观的倾注全力，势不可挡，赢则大利，输则惨烈。如果是战争，这种精神值得发扬，但是到了赌场就必是输家。

不过并不是持理性思维的思想就不值得提倡，生活中理性思维的用途也很广，并且大家都在用。

如事实婚姻，在婚姻中，有以爱情为前提的爱情婚姻，在爱情前置的情况下，物质条件是第二性的位置，自然也就不论物质条件了，生活中的女方在双方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依靠爱的力量生活到一起了，这是唯心论的爱心界面，也是当今社会提倡且肯定的婚姻方式，但是现实是这种婚姻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婚后的生活由于物质条件的前置，就把爱情搁置到第二性去了，这时物质条件就突显出来了，在物质基础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爱情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反而是很多依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能持久的保持下去，原因很简单，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人们的确需要爱情来支撑二人世界，但是当你步入婚姻殿堂就不再是精神生活起支配地位了，物质基础就上升到第一位了，这时夫妻生活没有物质做基础，真的很难维持下去，婚姻破裂就剩下时间问题了。

如果你在进入婚姻的殿堂之前就预先设置物质基础的婚后保障，将物质条件提前置于精神层面之上，那么这样做反而更加容易加固你的婚姻工程，使其顺利到达幸福的彼岸。

由此可见，物质条件的前置并非一无可取、百无一是，而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处事方法。

物质条件前置的缺点在那么呢？

缺点是预期过于单一，目标过于理想化，由于物质条件前置都是将事物发展放置在一条轨道上的，所以物质前置的结果就是封闭式管理，为了达到在一直线上永远保持前进的动力，物质条件前置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设置铁定的规则，牢固的法规，以确保物质条件前置的列车不会出轨。

由于持物质至上者目标明确，所以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往往不择手段，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理存在，因为在持心理至上者看来持物质至上主义者就是洪水猛兽，所以有畏惧心理。

也就是说持三分论立场的人，在江湖飘时是惧怕持二合论立场的人的，因为持二合论立场的人遇事考虑简单，只在进退上看问题，但是持三分论立场的人就是从客观上看问题，想到了第三方的平衡关系，因此，从思想上看，持三观论者要高于持二元论者，处理事情的方法也要成熟稳重于二元论者，方法论不同自然处理方式也会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会不同。

比如持理性思维坚挺的人容易引发灾难故，为什么呢？因为理性思维过于自信的人，目标明确，只认目标任务的达成结果，不论事件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没有缺陷预案。道理很简单，你不从客观存在开始思维你就没有“原罪”思想，没有原罪思想你就不会有事物存在缺陷性的“缺陷理论”，没有意思到凡事都有不确定性因素，你就不会事前设置防范措施，没有防范意识，出现灾祸就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

就方法论而言，当今世界东西两大思想阵营准确的说仍然是停留在二元论与三观论之上，并没进程到四季轮回论与“五行”论的进程中去。在事物发展的十种方法论即起于一，合于二，分于三，成于四，结于五，顺于六，离于七，易于八，归于九，满于十之中。真正能进入“成于四”的只有英国与日本，而进入“结于五”只有德国以及欧洲的少数国家。而美国、俄罗斯与中国三个超极大国都没有达到“成于四”之上的高度。

因为能进入“成于四”范围的国家国家机制是长效机制，不随意改革，在“成于四”的阶段是四季轮回的状态，政治生态、法律制度，民生民风民俗都是一种比较固定的循环模式，固定不变的循环往复着。所以说改革只是适度的，久视之长治，不可善改。

在“结于五”的范围里，因为存在着互衡的制约机制，凡是进入这一领域的国家都有完善的制约机制，制度设计完善，政治公正，民生公平。在这个阶段是二元论者升华后的结果，所以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就非常重视社会公共制度的建设，在这些国家里自我意识并得不到过度的张扬。

当人类的思想方法进入“顺于六”就是逆施的阶段，为什么是倒行逆施呢？因为人类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就是政治斗争进入倒行逆施的阶段，统一就成了世界范围内开启战争的焦点，六个六本为“坤”，坤地为母，坤载万物，大地能容之意，但是坤亦为阴，为女，阴极女盛势必导致忤天逆理，泯没人伦，世界战争的开端就在人类的思想方法进入“顺于六”之时。

当人类的思想方法进入“离于七”时，就是悲惨的结果，为什么是悲惨世界呢？因为“离于七”最好解释，隔七而相战，战争造成巨大悲剧，分离的悲惨目不忍睹，悲观主义者悲痛欲绝，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

当人类的思想方法进入“易于八”就是百家论争的时期了，为什么是百家争辩的时期呢？因为战争带给人的伤害已经让人类没有再次拿起武器的勇气了，所以全世界的政治家们就只剩下斗嘴的力气了，争议的最终目的就是“归于九”，形成全人类统一发展的统一世界。在“易于八”里有一个天之大机，就是“生于辰而死于戌”，通俗地说就是生命起始于东南，而泯没于西北。

当人类的思想方法进入九，就是九九归一的结局，世界归于大同了。

为什么要在这章里插入这段话呢？因为中国人虽然把西方心理学引入中国大学的殿堂，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根基不是扎在一个基础之上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产生不同的认识，事实上中国人学习心理学仍然是用理性的思维方法在学习人性的学问，这样学怎么能学到真正的心理学呢？

因为一个不认为有神存在的人群，怎么可能把心理反应置于物质条件之上呢？在理性思维顽固的人看来，什么事都是自然法则既定好的，我们只要按部就班地做好了，为什么还要相信心理作用呢？

在理性思维达到极致时，就如轨道上运行的列车，在列车行进路线上，一切都是铁定的规则，牢固而坚守成规，穷尽自然法则，那里还会有人性伦常的位置呢？

如果你没有人性思维，你不认同人有灵魂存在，那么你学的又是什么心理学呢？如果强加给心理学以理性学的外衣，那么你这挂羊头卖狗肉的学问是怎么宣教的呢？

因此上说，在学习西方心理学之前你有必要摆正自己思想方法，如果你继续持无神论的心态学习有神论的思想方法，那么你学到的东西真的让人怀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了真理。

这篇文章叫心理学与命理学之比较，只要你理解什么是心理学，那么命理学就不用去了解了，是中国人就知道什么是算命，并且十人之中有九人算过命。

既然大家都算过命，就应该知道命理学是专一预测人的未来的学问，其理论原理来源于周易，我们这里应该知道周易是理性学说。那么周易衍生出来的学问自然也是理性学说，也就是说命理学是纯粹的理性学的学问。凡是涉及到理性思维方法的学问都归唯物论的范围，因为你前置条件是物质的，那么意识与灵魂就是后置的，后置于物质条件之后的学问就不是哲学的理论体系，就不归哲学范畴，因为你没有“爱”的世界，而哲学是依靠“爱与智慧”来支撑的。

由此可知，命理学同样不哲学的范围，只是中国传统理学的一部分而已。命理学的理论框架既然出自易经，那么，命理学的实践应用也归理性思维的范围，由于理性思维是物质前置的方法论，所以命理学也是置物质条件于精神灵魂之上的学问。

由此可知，命理学在预测应用上是置事物的发展规律为前提的，在命理学的应用过程中，命理学寻找的是普遍存在的预期，通俗地说就是命理学是寻找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律性，普遍存在的现象，并用统一的标准贯穿到所有人群中去，以一种固定不变的规律性套用到同一类人的身上，也就是命运之中。

在同一类人的范围内推定统一的答案，简单地说就是把同一年月日时出生的人，固定不变的寻找同一规律性，展示出在同一规律变化下得到的同一标准的命运预期，这个预期是贯通的，只要你是同一时间出生的人，得到的答案都是同一答案。这就是理性思维创造出来的学问。

反观心理学，心理学在实际应用中，与命理学一样预期得到一个可靠的预期目标，但是心理学是精神前置的学问，所以心理预期大于物理预期，这就为心理预测者留下了宽阔的心理空间，也为客观的看待预期留下了余地空间。

但是命理学不是这样的，命理学是理性至上者，得到的预期都是物质性的，有真实存在的潜在意识，也就是说当你找算命师求知预期时，你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确定的目标，没有回避余地，这样问题就来，因为你求的目标是预期，也就是未来的目标，当你得到在未来时间里肯定的答案时，无论是吉是凶，你都会肯定的接受，而不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一旦你进入算命师的预期目标时，你都会用肯定的态度对待预期结果，这样往往导致的后果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了，不是可能的存在也成了肯定的存在了。

这就造成一个普通的事实就是不可能存在的预期，人为的达成了事实存在，反而无谓的添加了人生不应走的轨迹。

原因是什么？

问题还是出在东西方文化方法论的根源上，持二元论的人是基于“合于二”而产生的思想方法，而持三观论的人则是基于“分于三”而形成的思想方法。重点就在“合”与“分”两个字上。

西方人凡事都要讲究个分清楚，中国人凡事都在谈合作。西方人在任何时候都讲究清晰明确，中国人时时刻刻都在说难得糊涂。

中国人在处事方式上讲统一，混淆不清，混杂着责任、利益、规则等等处理问题。西方人讲制，明确界定各自之间的界限，划清各自的责任，明确双方利益，最终达成问题的解决。

心理学与命理学也是如此，心理学讲究“分”，命理学讲究“合”。

最终形成的结果大家一看便知，心理学因“分”而责任清晰，向世界进发，命理学因“合”而越来越糊涂，只有在街边小巷暗哑自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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