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过以上章节的探讨，我们了解到为什么中国传统理学就成了必死的学问。

在“格物知致”的倡导下“究天理，明人伦”，置物质基础在前，置精神灵魂在后，但是由于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不认同灵魂、精神的存在，因此，中国传统理学也就只剩下“物质基础在前”的学问了，“精神灵魂在后”也由于持无神论而已经不复存在了，也就只剩下“绝对物质”的学问了。

没有了精神与灵魂的中国传统理学，自然“明人伦”也就只是说说而已了。

由此可见，黑格尔对中国传统理学的总结是正确的，黑格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就是原始的理性，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象精神支配身体那样。”

什么是“原始的理性”？当中国人看到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之后，十人有九人都会愤慨，不服气，甚至是骂娘，原因是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原始的理性”。

那么什么是“原始的理性”呢？原始的理性简单的说就是人类对世界最原始的认识，也就是人类对事物最初的看法，就是人类用两眼看世界得到的第一认识。

我举个例子，如一个女人生孩子，当你看到一个女人生了孩子后，你就会得到了一个初始的认识，认为女人有生孩子的天赋本能，当你看到第二个，第三个女人也会生孩子后，于是你就会得出一个固定结论，就是凡是女人就会生孩子，然后你把这个现象记录下来，并作出规律性的结论，固执地认定是女人就会生孩子。

但是当你看第四女人不会生孩子时，你就会认为这个女人不正常，打破了常规，于是在这里你会打个记号，原来女人中还有不会生孩子的，那么什么样的女人不会生孩子呢？在什么情况下不会生孩子呢？于是你在一百人中、一千个人中、一万个人中寻找规律性，得出规律参数，然后记录下，供后来人作参考，以便以后的人们解决类似的问题。这就是“原始的理性”。

现代人类进步了，时代不同了，但是“原始的理性”却无处不在，如你想找到治疗疾病的方法，你就会去排查同类病症患者前期生活规律性的东西，通过众多规律性的逻辑概念，记录下通则性的规律，以提供给其他医生作参考。

又如，你想造一个大飞机，怎么造呢？这就需要用“原始的理性”来解决问题了，找到已有的经验记录，找到前人总结的规律性文件，我们做一个汇总，设计出一个在别人经验基础之上的大飞机，这种方法即有效，又快捷，并且可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立竿见影，快速高效，因此，人们会心悦诚服的接受这种思想方法，并欣然应用到实际行动中去。

这就是“原始的理性”，也是“原始的理性”广泛得到应用的原因。

中国人是最善于利用“原始的理性”的人群，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周易就是最具“原始的理性”“绝对物质”的文化产品。所以周易教化下的儿孙们都是“原始的理性”的杰出应用者，心中饱含“绝对物质”的理性思维。

从这里你就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热衷于仿制品了，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抄袭别人的作品了，凡是持“原始的理性”思维的人，都善于总结别人的经验，喜欢利用别人的成果，因为这样做非常快捷，非常有效，且立竿见影，可以高效快速的达成预期目标，这样好用的“理性”思维方法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大家都在用了。

为什么在这章开篇要说这些话？

这仍然是在辨证哲学的定义。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一再声称中国没有哲学，一提到这个问题就会激起中国人的愤慨，难道你们的文化里有“哲学”，我们的文化里就没有“哲学”吗？

这里我们就要问了，哲学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呢？

“哲学”说到底还是“人类伦理关系学”也叫“人类人伦智慧学”，也可以说是“人类爱心与智慧学”。

为什么要把“哲学”定义为“人类伦理关系学”或“人类人伦智慧学”，因为，哲学首先是人类学，仅限研究人类“爱心”与“智慧”的学问。如果你的学问超出这一范围，或缺少其中一部分内容，那么你就不是哲学，你只能是另一种学问。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是没有哲学思想的国家。

因为中国传统理学是将物质绝对置于事物发展前置条件的学问，并且否定精神、灵魂存在，如此以来中国传统理学就是缺乏精神、灵魂存在的学问，是“绝对物质”“绝对理性”的学问。

缺乏精神灵魂的学问，自然不能归于哲学的范围。

这样问题就很简单了，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受周易的影响，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产品都是“绝对理性”的学说，自然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了。原因就是在理性思考的知识结构里缺乏“精神与灵魂”的感应世界，自然与“人类爱心与智慧学”就不相干了。

就中国传统理学而言，不管西方人认可不认可中国传统理学的文化价值，认同不认同是否是哲学，总之一句话中国传统理学的产生无疑为古代中国点亮了一盏思想指路明灯。

古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古人用这句话来说明创立理学思想的人，如长夜里的灯光。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古代中国如果没有孔子思想，封建王朝就需要摸索更长的时间来创立封建王朝的形而上的上层建筑，这个摸索过程势必影响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就不会有近二千年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

反过来说西方文明，“天不生苏格拉底，西方将万古如长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苏格拉底是“哲学”思想的创始人，古希腊文明发展到苏格拉底开始调整到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为西方人设置了一个万古不灭的灯塔，指引着西方人向文明社会进发。

但是，为什么中国传统理学在经历了二千多年后却走上了绝路呢？现在回过头来看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思想方法的现代实用性。

既然我们传统理学的思想方法经历了千年不改的实际应用，为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发挥了历史作用，为什么最终却走到了尽头呢？

简单一句话缺少“灵魂”世界。

当一种文化缺少精神灵魂时，这种文化就是一种机械性的文化，轨道式文化，封闭式文化，这样的文化存在惯性，容易形成一边倒的文化氛围以及思想方法。

这种文化氛围形成的思想方法只关注事件的众所瞩目，不关心事件的内因变化。

比如上面的例子，大家都看到女人有生儿育女的能力，一旦出现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众所瞩目的不是这个女人为什么不能生育，而是众口一词的指责这个女人的缺陷，而加以禁忌，甚至是踢出人群。

这就是理性思维的简单性。

中国传统理学在上世纪初走完了其形而上的政治进程，但是理性思维方法并没有消失，反而是整个文明社会都在很广泛的应用这种思想方法，只是人们不能明确为方法论罢了。

由于理性思维是惯性思维，轨道式思维模式，操作简易便捷，因此在人群中被广泛应用。

当一种文化形成“绝对”状态时，缺失的必然是其对应的另一种物质。

正如当三观论发展到极端时，“绝对精神”占领你的全部思想空间，这时的你必然产生巨大的意识强流，开始充斥你全部的精神世界，并向一个空想的世界进发，生死不渝，勇往直前，根本不会去关心自己还是个物质存在，强大的精神气场完全充满了身心，大无畏的个人英雄主义便出现了。

同样道理，当你“绝对理性”“绝对物质”时，你同样置精神、灵魂于不顾，以“绝对物质”的状态投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之中，生死不顾，勇往直前，但是有一点与“绝对精神”不一样，“绝对精神”演绎出来都是个人英雄主义者，而“绝对理性”产生的都是集体英雄主义者，具有很强的团体性。

然而，由于“绝对理性”缺乏人性思维，所以“绝对理性”者又都是禁欲主义者，无私奉献是“绝对理性”标榜的理想目标。

又因为“绝对理性”者都是物质致上者，无私奉献的理想目标往往只是空洞的想象，根本无法达到，反过来造成持“绝对理性”者向反向目标前进，最终形成以“绝对占有”为目的的行为。

在持“绝对理性”者的人群中，现象是一种常态，有惯通力，往往无法消除，原因就在于左右摇摆是“绝对理性”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存在问题，后果产生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持“绝对理性”思想方法者要想摆脱这种窘境，只有将思想方法上升到“结于五”的界面，接受互为因果的制衡机制，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的惯性思维。

因为在“结于五”的界面即有爱心世界，又有三棱锥立物原理，即是“合于二”的上结点，又是“分于三”的汇总之地。

在十种方法论中，“结于五”是对“起于一，合于二，分于三，成于四”的总结，在这里可以找到以上四种不同的思想方法，是前四种方法的集大成。

这里有“爱”的天地，有理性的世界，又有智慧的天堂，还有四季轮回的固定模式。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爱”。

爱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反应，起自于心灵的精神感应。准确的说就是当人关注某一概念时，会出现精神集中现象，心理倾向会专注于某一事态的发展，向一个聚焦点倾心，形成“爱”的动态概念。

由于爱启蒙于心，因此在爱心世界是有灵魂与精神感应的，也可以这样说有爱心的才会认同灵魂与精神的存在，才能持有神思想。

由此可见，在无神论者的世界观里，爱心只是物质条件，是机制思维，只是一种固态的血肉而已。

这里是人类原始理性思维与人类后天人性思维的分水岭，也是人类文明程度的分界线，人类文明如果没有爱心世界，只能是“原始的理性，就象精神支配身体那样”属于机制的理性。

人类认识世界有十种方法，从理性思维出发就是“起于一，合于二”的思想方法，但是人是有思想的，有思维的，人类是高于其他物种而具备思维逻辑的动物，人类是智慧型动物，是高于动物之上的动物，所以人类的认知结构不能只局限于“起于一，合于二”，而应该向“分于三”之上发展，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有思想，有思想就比其他动物多了第三只眼，这个是人类为什么是人的原因，也是，是要求，更是分界线。

所以说人类的思想应该在“分于三”，从“爱”的天地开始人类文明的启航。

由于西方哲学的是“分于三”有“爱”的世界，因此，你会看到西方人凡事都界线清晰，经纬分明，影射到生活中，西方人凡事喜欢制，凡事讲究爱心行动。

但是，反过来看沿黄河流域的中国人，你会发现这里的人交融思想非常强烈，凡事混淆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影射到生活中你看沿黄河流域的人凡事喜欢混为一谈，借钱不知道还，只有借钱意识，没有还债思想，这里的人们还处在“原始的理性”中。

这就是“合”与“分”的区别，在“合”的世界观里，官僚主义非常严重，容易产生，因为在他的思想意识里，财富的来源是混淆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思想就认为你的财富就是我的，从民众中收取税款是正当合理的，这种思想就导致官商不清，官民不清，官法不清，一切混为一谈的行为事是人非。

但是，在“分”的思想世界观里，理性思维是得不到认可的。西方哲学把“理性思维”定义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初级阶段，属于自然需求的认知结构，归于原始的价值取向，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并没有上升到人性本应该到达的认知阶段。

苏格拉底的伟大就在于此，他把哲学与自然科学分离开来，因此而成就了专注于人类的学问，这里是人类文明的。而孔子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孔子的指路明灯只能是越照超黑，最终将人类引向歧途。

从中国学术语词标准上看，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理性思维”，什么是“人性思维”？这中间包括一些大知识分子，教授等等人士，在理解“理性思维”与“人性思维”上有本质的差异误读其实什么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的定义范围只在置物质基础在前，置精神灵魂在后，以及否定精神灵魂的存在以“绝对物质”为条件的思维方式，就是“理性”思维方式。

而“人性思维”则反其道而行之，是置精神灵魂在前，置物质基础在后的思维方式。人性思维认定精神灵魂的存在，并以“绝对精神”为思维方法，客观的认识唯心世界，以第三人的角度观察其对应的人事问题，用第三只眼问题，用心思维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爱与智慧”的方法。

中国传统理学则不同，中国传统理学没能摆脱自然科学缚束，并且否定精神与灵魂的存在，以“绝对物质”为条件创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物质条件置于绝对前置的垄断位置，践行中国式的理性思维方法，这就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不要幻想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了，必死的文化必有其必死的道理。

中国人如果不能把思想上升到“三观”的境界，仍旧两只眼看世界，最终导致的不只是文化的落后，更多是文明程度的进步。

中国人已经为理性思维吃尽了苦头。

如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三个人是条虫”“一人和尚有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等等社会人事现象。又如古代中国出现岳飞、文天祥似的英雄人物很多，但是你还能看到中国还多产吴三桂、汪精卫号的汉奸，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是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很容易让人走向极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左就右的思想，既而产生摇摆不定或不左就右的行为方式，所以你会看到袁崇焕从民族英雄到凌迟处死的结果，你也会看到洪秀全高呼着“天下为公”的基督教教义的平等思想，却践行着封建理学的皇统行为，同样你也看到洪承畴、曾国藩之类所谓的大儒们是如何帮主而杀戮平民的。

历史如镜，通照至理。

从历史进程不难看出中国人的理性思维为中国传统文明带来了福祉，也让中国人深受其苦。从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当一场战争即将暴发之前，必先寻找正当合理的理由为依托，借口“正义”的名义发动战争，或假借“神灵”的名义挑起事端，发动战争，这是持理性思维的人在“理”字的正义之下做出的无耐反应，并往往冠以“受尽压迫，奋起反抗”的头衔，高举正义大旗，起义反皇，却不理会在战争的铁蹄下人民的脊苦。

唐朝一次安史之乱可以致中原地区脊野千里，荒无人烟，几近人绝。

清朝洪秀全一人之乱，从战争开始到结束致使四亿中国人锐减至二点六亿人，创造了世界有历以来人类最大的自我灭绝战争，战争的破坏力超过欧洲人发动的一战、二战，造成因战争死亡人数超过一战、二战的总和，这才是绞肉机式的“正义”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正义”之果。

由此可见，中国人吃“理性思维”的亏已经无法用文字来表述了。

在“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中，“理”是最大的“仁义”，最重的“道德”，凡事皆“理”，因为你持有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就是“以事论事，以理论理”，将物质基础置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进程前沿，将“理”置于物事人非的前端，“究天理”，以理论理，就事论事，一切行为只看结果，不论人事，“人”只是随着一切事物发展进程而被动运转的“物质”而已。

大家都觉得好象这种思维方法很简洁明快，很正确明白。其实不然，这种“究天理，明人伦”的思想方法很容易置人性于不顾，忘记人伦的存在。

所以你会看到古代中国人打仗从来不讲究是不是民众居民区，越是民众的居民区越是战争惨烈，攻城略地只在夺取战争主动权，根本不讲死亡多少平民，只看战争结果。

这样做往往导致无数无辜的平民伤亡，只以战争胜利为目的，只论事不论人，这就是“以事论事，以理论理”的行为后果，由此你也就不难理解一次“太平天国”的内乱就可以造成那么多人死亡的原因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儒家的“理性”学说发展到清朝、民国时期已经发展到极端，既而出现的社会现象也都表现出极端致极的现象。

翻开历史，你会看到清末有“义和团”这样的民间组织，这种纯粹民运行为的组织，打着“以义和理”的所谓的正义之旗，却即倾心于正义皇权，又致力于为自由而战，“以事论事，以理论理”，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只是直观的“以理论理，就事论事”就认定自己的行为是“正义”之举，盲目对基督教士宣战，殊不知这是东西方文化之战，东西方思想之战，呈一时之勇，得万世泯灭，最终导致“义和团”的灭亡，创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

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起义军都有一个通病，一方面要争取自由，另一方面又要维护“仁义道德”，倾心于皇权，这种矛盾的心理在所有起义者身上都能看到，这就是“理性思维”结的苦果。

中国传统封建理学发展到后期已经到了无法自救、无法止蚀的地步。发展到民国，汪精卫在儒家理学“和为贵”的思想作用下，创建了当时世界最大，人数史无前例的伪政府，汉奸走狗创世界之最蒋中正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发动内战，排除异己把中国封建理学推上了极端。

“理性思维”本来就是产生于“合于二”的二元方法论，其实际内容就是一种混淆不清的学问，源于阴阳相吸的反正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敌我不分，化敌为友，所以才有中国人强词夺理的汉奸论调。

因此上说中国人必须踏过二元方法论，迈进到“分于三、成于四与结于五”方法论的位置，不然最好不要发动战争。

因为战争的动机可以是二元论，战争是你死我活的单行线，但是在战略上不可以用二元论，战略部署不是单行线，战略需要第三只眼看世界，特别是战争处于混乱状态下更不可以用“合于二”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战场上的问题。

原因就在于理性思维是一种单项思维、轨道思维、惯性思维，思想方法朝一个方向发展，非常容易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激发人们虚拟的爱国热情，以及所谓的民族情绪，致使群情激愤，甚至是胆大妄为，冲动下破坏力极速向一个方向发展，形成瞬间的辉煌胜利，或导致无谓的破坏。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持理性思维，一旦发动战争，如果不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鼓起全部的民族情绪，将爱国热情推向一个空洞的核心空间，势必又会导致核心力量的外泄而出现反弹的力量，进而触发二元反正思想的爆炸，激发反弹之力，引发反正思维，不前进必后退，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这是因为理性思维是很原始的思维方法，力求用最直接，最简捷的方法达成最佳目的。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最初始的一种冲动，这种思维方法一旦激发就是一种勇往直前的概念，简单明了一条直线跑到头，否则就是反正过来，跑向另一个极端。

古代中国人“原始理性”的思维方法非常浓重，所以你会看到英雄与汉奸只在一念之间产生。

美国人也最具有这种思想方法，美国是个新兴移民国家，其主流思想来自西方哲学，但是这个国家在思想方法更多应用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在方法论上更多应用的还是理性思维，特别是国际关系上美国应用的就是直观实现主义的思维方式。

美国在对任何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上都持直观唯物主义思维，只将利益最大化置于看待事物的前置位置，“以理论理，就事论事”。

但是就世界文明的发展而言，你不能用理性的直观思维看待世界上的一切问题，美国人认为世界安全与他们利益攸关，全世界的事情都应该插手，这是标准的原始理性加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用直观思维，两只眼看世界，直观的感受来认定世界的黑白，这种思想方法又叫直观实用主义思维方法。

美国人认为世界不完善，就想用自己的直观思维来设定自认为直观合理的世界标准，并用自认为直观合理的标准来约束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这完全是“就事论事，以理说理”的理性思维模式。也就是大家都用两只眼看一件事情，大家都看到事物表面是白的，事物内部是黑的，所以就事论事，以理说理，既然大家都是一个概念，那么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物“表面是白的，事物内部是黑的”就是标准，这个标准既定为事实，任何人不得改变，如果你要改变既定事实，我就把航母战斗群开到你的家门口。

这就是原始理性的可怕之处。

西方人多数都是实用主义者，特别是现代美国人，美国人把直观实用主义用到了极致。

二、

在这一章里我们还是继续探讨方法论，这是因为思想方法是人类行动的指路明灯，思维方式是人类的行动指南。

在当今世界文化的思想方法中，“分于二”与“合于三”已经被人类广泛应用，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在广泛的应用这两种思想方法。

不管是哲学还是理学，其实际应用上并没有特定标识什么是二元论，什么是三观论，但是人们在侧重点上强调了自认为正确的思想方法，从而也就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进而形成东西方不同的政治文化体制。

前面我讲到世界范围内人类智慧启用的方法论就是“起于一，合于二，成于四、结于五、顺于六，离于七，易于八，归于九，满于十”。而“起于一，合于二，成于四、结于五、易于八、归于九”归唯物论者的思想空间，而“分于三，成于四，结于五、顺于六，离于七，易于八、满于十”则是唯心论者意识空间。

这里我们继续探讨方法论的问题。

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起于一，合于二，分于三”的思想方法，但对于“成于四”却不甚了解，在这一章重点讲一下什么是“成于四”的思想方法。

“成于四”的思想方法来自于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我们知道一年四季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一年过去了还会轮回着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年年如此，周而复始的轮回着四季不变的真理。

这就是“成于四”的思想方法，在人类智慧的行为方法中，有一部分不变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法形成长效的概念机制，在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轮回不变，长效应用，这种思维方法就存在于“成于四”的思想方法中。

比如人类广泛应用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宗教信仰，公司章程等等，因为政治涉及到敏感话题，在这里仍旧不谈政治制度的不变之理，而只谈法律制度，政策措施，宗教信仰，公司章程。

一、法律制度。

法律产生于政治目的，是政治目的的责任义务，法律手段是维护政治目的的义务实体，因此法律建设是一种不能随意改变的长效机制，法律体系一旦形成框架结构就是四季轮回的不变机制，法律法规一旦形成就不可以擅自改变，法律手段是制约民众中少数违法违规行为的基石，在法律体系中有授权、命令、禁止性限制措施，是极端严肃的事事。

法律是权力、荣誉、权威、荫庇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喻为母亲，母亲如伞，荫庇儿女。母亲严责，又苛责儿女中的不肖之子。

法律如母亲，对儿女四季呵护，如春天般温暖，夏天般热忱，秋天般凉爽，冬天般严酷，力图呵护毎一位在她怀抱里的公民。

因此，法律不可随意改变。

在当今世界，纵观东西南北，能保持法律一贯性的国家只有英国与日本。在这两个国家长效的权威机制都保持在千年以上，尤其是日本，日本的皇权法治已经二千多年。

二、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是政府的施政方法，直接关系到民生建设，是开放式的思维空间，因此这里不是可以擅自改变的地方。

政策措施最大的体现是对经济的施政方法，政府的职能就是实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分配财富的政治意图，力图反哺其制下的毎一位公民，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得到财富效应带给民众的实惠福祉。

因此，政策应该是一贯性的，在没有触及经济止蚀点时，不可以轻易改变。

在当今世界，只有欧洲的一些国家达到了“成于四”的标准，如德国，瑞士等。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精神世界，人人都可以信仰，信仰是一种特殊的人事行为，发自于人类的内心世界，只有人类有这样的心理素养，以及心理诉求。

宗教信仰是人类特殊的社会意识反映到文化生活上的一种心理反应，具有普遍的文化特征。

宗教信仰来自人类的心理诉求，分有神信仰与无神信仰。

就宗教信仰而言，宗教信仰是人类的认知结构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的心灵感应，一定不可以把宗教信仰认为是一种迷信活动，宗教信仰与迷信活动没有丝毫关系，宗教信仰反映的是人类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第三只眼在感悟世界，宗教信仰是人类跨越了两眼看世界进入三观感悟世界之后产生的精神与灵魂世界。

因此上不难理解，当你的世界观仍然站在两眼观世界时，你用两只眼看到的只有现实存在，你不可能有第三只眼去感悟世界，因为这里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六欲眼、耳、鼻、舌、身、意。

在两只眼看里不可能有有神论的存在，这就是人类进步的重要体现，只有你感悟到精神与灵魂的存在，你的世界观才能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才能迈上新的更高一层的台阶，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差距，人类文明的差距就在这里。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从这里看，你如果不能上升自己的意识，你就无法将思想意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无法领悟哲学的真谛。

从这里也看到了无神论者的思想高度。

宗教信仰是心灵鸡汤，只可一贯主张，不可朝秦暮楚，因此宗教信仰也是长效机制，不可随意改变。

这种思想行为只在有神论者身上可以看到，无神论者不会有长效心态，无神论者的世界是万紫千红的世界，经常改变，上一届改一届，下届继续改，改到人们都看不懂了仍然在继续改，因为“人定胜天”嘛。

四、公司章程。

在经济体制为主导机制的国家，公司章程是长效机制建设，一贯性原则是公司章程重要内容。原因很简单，经济是开放式的发展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活”是核心价值观，但不是核心概念。

经济体制的核心概念体现在长期不变的公司章程中，公司章程必须奉行一贯性原则，确定下来的章程不可以随意改变。

这一点在英国与日本得到了充分体现。

英国人是现代经济体制的发明者，其思想来源于“分于三”，但成就于“成于四”。

在英国与日本你会发现一些企业的经济策略很灵活，但确是四季轮回的长效机制，企业奉行一贯性原则，并不随意改变公司章程，并且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只为一个目的，维护工人的个人权益。

这种思维方法在没有进入三观看世界的国家你是看不到的，如非洲一些国家，公司章程如废纸，可以随意改变，天天在改，也没见到一部完善的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保障经济策略一贯性原则的基石，随意改变就如同扒掉基砖，根基不牢固，何来长治久安。

在日本家族式企业非常普遍，可以传承几百年，经历无数代人的传承本色不变，并且日本人不随意开除企业员工，员工队伍稳定性极强，员工的职位可以传承，这说明一个问题，灵活的用工制度并不一定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反而事得其反，因为你不确定的改变员工的工作性质，势必影响到他们在企业的存在感。

在中国富不过三代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没有一贯性原则的公司制度下，没有人愿意保持稳定的心态做事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领导开除，谁又会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呢？

因此上说改革只可以是有限的，不可以是无止境的。

这就是当人类智慧达到“成于四”的高度后，稳定性是文明发展的基石的道理。

只有一切都处于稳定的状态，一切保持一贯性原则，社会才会大发展，人类文明才能达到全新的高度。

人们的事业发展才能成功，到达胜利的彼岸，成就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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