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起始于智慧财富的传播、遗传与复制。
纵观东西方文化,无论东方理学还是西方哲学,只要是涉及到物质论,无论是西方哲学的唯物论,还是中国儒学的格物致知,都逃不脱二元论的范围。在西方哲学家中,康德算是系统论述唯物论的第一人,康德哲学至始至终都在阐述西方哲学的理性思维,并提出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力图打破苏格拉底哲学的唯心底线,形成一种全新的哲学概念,康德之后持唯物论观点的哲学家层出不穷,并力图通过实践来验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正确性,证明理性思维的合理性,但是通过近两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康德哲学是行不通的,理性论无法将人类文明推上一个全新的高度,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践行格物理性主义思想者都失败了,走入死胡同。以致于近代哲学家们又不得不回到苏格拉底哲学的原点,重新探索人类思想文明的前进之路。
原因是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原因是唯物理性论的根基就是二元论,属于直观的理性。比如你两眼看国家,你得到的就是直观的结论,国家是由君臣组成的国家你看到家庭,家庭是夫妻、父子等组成的家庭你看到物体,物体是阴阳两极的物体,这就是你看到物质的理性第一结论。因此,无论是东方理学还是西方哲学,只要你将物质放在第一位,你得到的就是二元结果,你根本无法超越二元结构的范围,超越两眼看到的直观的理性世界。
如果你超越物质条件为第一性的范围,那么你就不在是唯物论了。
道理就这么简单,不要看康德的哲学理论很辉宏,巨著连篇,以及后续的唯物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多么宏大的补充,即便如此也跳不出二元论的紧箍咒。原因就在于只要你将物质基础放在第一位,你看到就是阴阳两极,你不可能看到第三极的唯心世界。如果你看到第三极的唯心世界,那就不是唯物论,而是唯心论。因为当你看到第三极时,另外个两个极点是不在一条直线上的,这就形成了三角形的三个棱角了。
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结构就是两个极点,南极北极,也就是阴极阳极,同性吸引,异性排斥。所以你用直观的观察是看不到第三极的,第三极只存在于客观思维的想象空间中,如果你用心去想象出一个第三极,那么你就不是唯物论了,你就进入唯心论的思想空间中去了。因为只要你用心去思维,你就进入了客观唯心的层面,将意识形态放到第一性上去了,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因此上说,凡是持唯物理性论观点的人都是持直观理性思维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容观唯心思维的人。由于基础思想的限制,所以唯物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根本无法超越直观理性思维的界面,只能停留在封闭的二元思维的层面之上,无法将社会发展推上一个全新的高度。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又回到苏格拉底哲学的,争议哲学的后续性,而东方人也回到理学的原点寻找新的社会发展之路。
苏格拉底哲学在启蒙时命题很狭义,只在“认识你自己”开始哲学的思考,这就是西方哲学的,认识自己,用自己的智慧与爱心发现与寻找属于自己的做人的目的。也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的道理。这就是西方哲学的高明之处。
西方人从探索人的本质出发,从人所具有的想象空间出发,寻找人性的弱点,通过改造人性的缺陷来弘扬人性正面的善意的精神,用简单的语言阐述深邃的人生哲理,让人很容易理解在宽广的人生之路,需要用什么样的奋斗精神。
而中国的文化却是从探索物质的规律出发,寻找物质的规律性,理论框架很宏大,但研究的目标很狭义,就是通过分析物质的规律性来制定人的行为标准,用深奥的语言来描述简单的人生法理,让人难以了解到人需要用什么样的智慧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哲学思想的产生来源于希腊半岛地理环境的影响,凡是产生哲学思想的地区都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就是地理环境复杂,生存条件恶劣,人们为了生存就要与自然作斗争。在沿海滩涂地区人类需要依靠海洋经济与游牧经济来维系生存与发展,因此这里的人天生就有贸易精神,并且对合作关系非常推崇,与狼性文化有潜滋暗长的根系效应。所以你会看到在沿海与游牧地区人们的团结精神普遍优于农耕地区。
在中国的温州地区就有具有这种文化的生产土壤,温州的地理环境接近于希腊半岛,农耕土地很少且土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所以温州人的文化中就天然具备哲学的文化思想,温州人不排斥商贸,并且很重视开放的贸易合作关系。温州人做生意,一人有需求,全村来融资,团结合作精神很明显,温州人支持年轻人去外地发展创业。这种现象就来源于沿海贸易文化,这种文化又是哲学思想产生的根基。
而中原沿黄河地区的儒家文化则产生于农耕生产,沿河流域富饶的土地给予人们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这种生存环境不需要合作机制照样可以生存,所以儒家思想就非常强调自然规律,推崇天尊地卑,以上制下的法理,并不强调勇敢无畏的勇士精神与团结合作的贸易风尚,而是重点贯彻儒雅柔性的羊群效应的和谐精神,重农抑商。所以儒家思想重视中庸之道,道教文化重视上善若水的水性精神,你自然就会看到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三个人是条虫的现象。这与沿河文化分不开。
羊性的和谐稳定精神只局限于外部和平的环境之下,羊群在和平的自然环境下是互不干扰各自独立自主的,但是一旦受到威胁或外力作用,羊群就会四散奔逃,因此羊性精神是个性独立的人格,缺乏团结精神。
狼性的团结精神则来源于狼对生存环境的强烈需求,狼生存的外部条件多数都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空间狭窄,因此需要良好的团结合作精神才能保证狼群的生存延续,所以狼性精神不畏惧外来冲击,越是受到外部威胁,压力越大就越能彰显出狼性的坚定品质,越能体现出狼群的团结精神。狼的利爪始终都是对外开放的,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枪支管理法始终得不到国会通过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一天美国人的枪支管理的如中国一样好,那么美国人的狼性精神也就转化了,侵略扩张精神也就不存在了。
一个民族如果只强调羊性的和谐共处,而不去培养民族的狼性精神,那么这个民族离被奴役不会太远了。但是一味的强调狼性精神,又会埋下战争的祸根。
那么如何融合这两种文化,将二元论上升到三分论的界面,并融入三分论之中,将羊性与狼性精神形成有机的融合,是现代哲学家们研究的关键课题。如何突破直观的阴阳两极,将思维上升到多极变化的空间是哲学思想的瓶颈,问题的关键是你如果将意识形态前置,那么你就必须否定物质基础为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观点,认同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底线,如果你即持唯物论的观点,又持唯心论的思想,那么你就是持有独特风格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就是“结于五”方法论的基点,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的界面,这个社会发展阶段还没有到来。
在“结于五”思想方法的基点上融合着二合论与三分论的思想方法。这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必走之路。道理很简单,在西方文明中,三分思想发展已经接近一千年,但是,西方文明并没有达到人类文明的最完美的目标,原因是在三分思想方法的践行下,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巨大,少数的富人拥有社会财富绝大部分,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却无法得到切实的利益,社会矛盾突出,因此西方人在解决方法上就选用强化法制,建立大警察部队来维系唯心主义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行。
由此可见,唯心主义社会制度的狼性面非常明显,政治与法治也是围绕着强势的富人利益格局而设立的。那么,穷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现在回过头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穷人的利益保障则多在羊性文化中可以得到体现及保全,也就是说在唯物“二合”理论中可以找到平抑贫富差距的思想,但二合论是封闭式的封建思想,有强权政治的色彩,这一点在三分制度充分的国家得不到认可,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人人都能满意的理想的社会发展之路呢?
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合于二、分于三、立于四之后进入结于五界面所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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