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你怎么来了？”康德利教授看到唐宁的到来，一脸愁容的问道。

唐宁将先生给他的信递了过去答道：“刚才我收到了一封先生给我写的信，说是他被使馆的人抓走关了起来，所以我过来找您商量！”

“原来也给你写信了啊！”说着康德利教授也拿出了一封信。

随后说道：“我正在想该如何营救！”

唐宁想了一下，然后提议道：“教授，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外国使馆是不能任意抓捕人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咱们将这件事的影响闹大，比如找各家报社进行报道，再找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民众和大人物在清国使馆门口进行抗议，那么迫于压力他们肯定就会释放先生！”

“恩，托尼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不过我跟报社也不熟悉啊！”康德利教授皱着眉头说道。

“这方面可以交给我，我跟《海滨杂志》和《卡罗尔杂志》都非常熟悉，可以透过他们联系到各家报社！”唐宁主动请缨道。

“好，那我来负责联系同情者去使馆抗议！”康德利附和道。

在唐宁的联络下，第三天好几家报纸都对先生蒙难事件进行了报道，并且标题都是唐宁草拟的那个前世标题党风格......

“中国公使绑架事件！”

“清使的非常行动！”

“轰动国际的绑架案！”

“......”

为防止满清使馆提前行动，唐宁还吩咐霍华德侦探，密切注视使馆的一举一动。

与此同时康德利教授也组织了许多同情中国革命的伦敦市民聚集在驻英公使馆门口，高呼“释放先生！”的口号。

直到10月22日英国《地球报》以《惊人的消息——反叛者在伦敦被绑架》为题，首先披露了先生被满清使馆抓捕这一事实。接着，伦敦其他各报纷纷转载，此事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引起了伦敦舆论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

在舆论和公众压力下，英国外交部不得不出面与满清使馆交涉。10月27日上午，满清使馆迫于各种压力不得已释放被非法囚禁了12天的先生。当先生从使馆出来时，聚集在街上的人群热情向他挥手致意，祝贺他获得自由。

许多英国人致信先生表示祝贺，有一个名叫穆克伦的英国士兵甚至追随先生参加了后来的惠州起义。先生多次接见记者或投函伦敦报纸，揭露和控诉清政府绑架的卑鄙阴谋，并对英国朋友的同情和支援表示衷心感谢。

伦敦蒙难没有吓倒先生，反而激起他更加积极斗争的热情。在被释放的第二天，他在《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中坚定地表示：“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随后在英国的一次谈话中，先生更明确宣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人民的起义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伦敦蒙难之后，先生的名声大振。当时的报纸称先生为“汉族中之杰出者”、“历史中之重大人物”。在香港出版的《德臣西报》，一年前还把广州起义失败归咎于领导人，主张今后中国的任何革命举动都要由西方来指导，而现在却发现，先生从事的革命事业，由此得到更多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的同情和支持。

先生在次年写的《伦敦蒙难记》中说：“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国之口，实始于是地。”

先生脱险后，不顾满清使馆雇佣的侦探日夜监视，继续在伦敦居留了近一年。他经常到大英博物院等处博览群书，潜心研读，进一步接触了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资产阶级理论著作，并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探索寻求救国之道。先生还察看贫民窟，学习有关工会罢工和社会立法等方面的知识，并与旅英的俄国爱国者交换对两国革命的看法。

虽然没有劝动先生换一个国家避难，但对于他的安全唐宁基本上已经放心了，因为这件事已经足够轰动，估计使馆不会再动绑架的心思了。

但让唐宁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龚心湛忽然找到唐宁，一脸不悦的对他说道：“托尼，我一直以为咱们是朋友，但我真没想到这次你居然在背后联络组织各家报社为这个叛贼张目！”

唐宁反驳道：“龚大人，您这话就不对了，我的确一直拿您当朋友，但这也不会影响我认为你们这件事做得不对，事实上你们的确是违反了法律，而且先生也是我的朋友。

或许在你的角度觉得他是叛国者，但在我这一个外人看来他就是一个革命者，而且他的主张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

龚心湛盯着唐宁看了半天，然后长叹一声道：“哎，托尼你最后一句话我是认可的，毕竟你是一个外国人！

算了，我也不和你争辩这件事了，反正我马上就要离开伦敦了！”

“离开伦敦？为什么？”唐宁不解的问道。

龚心湛苦笑一声道：“你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需要有人负责任么？这次我和龚大人都要回去了，不过也好，起码龚大人的病能好起来！”

但龚心湛所不知道的是，回国之后不到两年，龚照瑗就因病过世了。

PS：看了一下《临高启明之海外扬帆》，怎么感觉这不像是萧主任的文笔呢，不会是萧主任直接从贴吧的同人文里转过来的吧？这文笔质量差的有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