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纬最初在乡下开了个砖厂。虽然每天搞得灰头土脸，两年下来，着实赚了点钱。积下了他人生里的第一桶金。

后来因为砖厂里烧火砖的砖窑每天喷黑烟，影响环保，被政府勒令关闭了。杨纬倒也不气馁，转而与人做水泥和磁砖生意。同样搞得风生水起。

再后来，杨纬由水泥和磁砖入门，介入到了整个建材行业，包括倒卖钢铁。

他还搞过装修公司，甚至做过门窗马桶一类的东西。反正生意人嘛，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

几年之后，靠着之前做建材和装修行业积累下来的人脉和资金，杨纬自然而然地进入房地产。那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刚开始迈开大步逛奔。

杨纬就这么发了，一度成为枫林镇的首富。据说个人资产上百亿。

当然也有人说，杨纬近几年建的房子，在银行里贷了很多钱，一正一负相抵消，他个人财产已经没剩下多少了。

这些是是非非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无论如何杨纬还是枫林镇上的大人物，要搞定汤山，肯定像捏死一只蚂蚁般容易。

我们继续聊一聊有关他名字的困扰。因为名字对他后来的言行，影响甚大。

杨纬最早开砖厂时，招的工人都是农村来的苦力，对他唯唯诺诺，惧怕多于尊敬，人前人后总是媚笑着叫他：

“杨老板。杨老板。”

九十年代末，遍地是老板。有些小摊贩的老板，还是下岗后迫不得已干上的，所以，那时的老板并不怎么值钱。

不值钱的老板也是老板，总比直呼其名要好。在杨纬看来，这些农民工，怎么说都比当初机关小单位的大姐们显得善良与纯朴。

起码这些人在他的名字读音上，并没有刻意表现得更邪恶。没人掩嘴而笑，没人挤眉弄眼。更没人在女人面前，故意将他的名字叫得特大声：

“咦，你真的是杨纬？”

总之，每天在砖厂里灰头土脸的杨纬，还是很享受“杨老板”这个称号的，第一次感觉到，名字的困扰正在离他远去。

事实上，他想错了。农民工起初人前人后叫他杨老板，是因为不知道他的真名叫“杨纬”。

后来有人八卦出他真名叫“杨纬”，可多数农民工又没发现，这两字的普通话发音，居然跟“阳痿”一模一样。

当然了，这些无知与空白，都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便有一个读过初中的工人，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他们老板的名字，取得真是太幽默了：

“用普通话叫出来，就是无法勃起的意思。”

这么一解释，农民工们听着，就比自己半夜无聊勃起更来劲了。

砖厂里的工作繁重而清苦，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工人们平常吃饭时或睡觉前，聊聊男女之事，就是人生最大的消遣了。

现在发现老板的名字里，隐藏着如此巨大的搞笑因子，他们岂能放过？农民工看上去面相老实，可一旦嘴贱起来，是任何一个群体无法比拟的。

于是，工人们当面还是唯唯诺诺地称呼杨纬“老板”，背地里，却是说什么的都有。饭后睡前，所有人一边喷烟，一边竭尽所有的才智，编排老板的笑话。全往下三路靠。

阳痿，早泄，举而不坚，坚而不久。

所有街头巷尾能看到的男性功能障碍名词，差不多都被工人们套在杨纬头上。

杨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一直无知下去，倒对杨纬本人也没多大的伤害。

话说有一天晚上，杨纬下班回家，摩托车骑到中途，猛然发现，自己新买的大哥大，忘记在砖厂办公室了。

如果是别的东西，杨纬可能不怎么放在心上，反正办公室明早还早去，东西放在办公室一个晚上，也不会怎么样。

但他忘记的偏偏是新买的大哥大。要知道，那可是当时枫林镇人们见过的最贵的通讯工具。全城只有三台。如此拉风的物品，岂能轻易丢岂在办公室里？

于是，杨纬掉头回砖厂。一路无话。到了办公室，大哥大安安静静地躺在桌上，除了蒙上一层灰，并没出什么意外。

如果杨纬拿了大哥大转身一路回家，也不会有什么事。可他偏偏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出门后，忽然蹑手蹑脚走向农民工的宿舍。

说是宿舍，其实就是用刚烧出来的砖头，胡乱围了几个棚子。上面盖茅草，没门没窗，四处漏风，因此，隔音效果奇差。

杨纬离棚子尚有十步之远，里面的说话和笑声，便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中。

首先是一个坏蛋阴阳怪气地说：

“你们觉得，老板是不是真的人如其名，夜里像条蚯蚓一样，怎么都硬不起来？”

传来一阵哄笑。另一个坏蛋接口：

“我看是真的。否则他为什么天天不沾家，放在漂亮老婆不碰，宁愿在砖厂里跟我们一起吃灰尘？”

这理由很牵强。立马就有另一个比较忠厚的家伙应道：

“瞎说，人家儿子都已经三岁了。”

又一个坏蛋似乎颇有点文化，自作聪明地分析：

“生儿子嘛，只要有钱，可以去医院找医生帮忙，根本不需要靠自己。”

众人一听，这倒新鲜，生儿子都不用自己努力，花钱就能搞定。一开始纷纷表示质疑：

“真的假的？不靠自己那玩意，生出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吗？”

这问题知识含量特别丰富，没人能回答得了。但有个家伙比较聪明，将此事与古代的不育现象联系起来：

“我听说，古代的女人去庙里求子，实际上是庙里的和尚把她给办了，一次没怀上，多办几回就行了。”

立即便有一个家伙淫笑道：

“那咱老板的儿子，不会是医生的吧？”

想象力到此为止。最后大家不再纠缠于老板的儿子究竟是谁的，反正不是自己的，一致慨叹：

“他妈的，还是有钱好。阳痿也能生儿子。”

然后是一阵哄笑。

笑完，又不知哪个坏蛋没过够嘴瘾，继续编排：

“看他面相，铁定是真痿。细皮嫩肉，十天不刮脸，也长不出几根胡须。这哪里像个男人的样子？”

这番说法，体现出农民工没有远见旧卓识。需知十几年之后，娱乐圈全是小鲜肉，男人都不像男人，女人也都不像女人。

所以，光从长相判断性功能，是没什么依据的。

但他们扯这些蛋，并非为了严谨地证明什么，而仅仅是为了逗乐。他们才不管说出的结论有没有依据。

如果抛开名字的困扰，或者在别的场合，农民工的这些无聊议论，实在是很平常。前文说过，农民嘴贱，是天下通病。

在广大农村，凡有闲人聚集的地方，嘴巴的恶毒程度，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说不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是个大人物，完全不必把这些扯蛋之语放在心里。

但是，偏偏此时的杨纬还不算什么大人物，又是带着自己名字的心病来偷听的，哪想到，进入耳中的，恰恰就是自己最怕听到的那些话。

于是，此刻的杨纬站在冷风里，犹如五雷轰顶。

震惊过后，又不禁悲从中来。欲哭无泪。他这才反应过来，名字的困扰并未远去，而是变成一条毒蛇，将自己缠得更紧了。

第二天，杨纬毫无征兆地开除了八个工人。而且，一分工资都不给。

那八个人当然不甘心，半夜议论过老板的短处，但干活还是很卖力的，开除也就算了，凭什么不给工资？

八人先是在砖厂里闹。将除砖头之外的所有可用之物，砸得七零八落。

然后还在半途中截老板杨纬的摩托车。截住了先是大骂：

“王八蛋，夜里硬不起来，只敢白天在我们面前耍横？给钱。”

然后就是冲过来要使用暴力维权。杨纬这一次跑得快，但摩托车被人砸了。

杨纬这才知道，自己因为一时之忿，把事情闹大了。这些人夜里嘴巴恶毒，白天手段也凶狠，不是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的。

而砖厂其他工人，没一个愿意站在他这一边。

但杨纬也不想就此认怂。给钱还事小，关键是心中那一口闷气无法平息。

他最先想到的是报警。几个警察来了，维持了一会秩序，问清始末，一致认定：

“你有权开除他们，但必须依照劳动法，给人结算工资。”

说完就走了。八个农民工继续闹，不再砸东西，但吵吵嚷嚷搞得砖厂依旧无法开工。

事情至此，虽然闹得远近皆知，要彻底解决其实还是很容易，就是几千块钱的小问题。

但杨纬犯了牛脾气。实际还是那个心病在作祟。被人说成无法生儿子的阳痿啊，怎么能甘心就此给钱？

杨纬做生意有眼光，看人也有眼光。农民工他是不屑于仔细观察的，但赶来的几个警察，他仔细品评了一番。

那几个嗓门挺大，将警棍挥得噼啪直响的，看起来凶恶，其实都是正直的好人。

其中有一个非常年轻，大概刚从学校毕业，说话有条理，爱讲一二三点，还总是笑嘻嘻。在杨纬看来，这才是个潜在的坏人。

杨纬私下一打听，这个笑嘻嘻的年轻警察，名叫何仁。自我介绍时，听起来像是总在问别人是“何人”。

当天晚上，杨纬带着几倍于那八个工人工资的钱，敲开了何仁家的门。相谈甚欢，后来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何仁几乎每天都带着一两个兄弟，拐到杨纬的砖厂来处理闹事纠纷。于是八个工人不敢在砖厂闹了，生产就此恢复。

但事情并未结束。农民工不在砖厂闹了，却开始学人家上访。还一路举牌子喊口号：

“奸商杨纬，还我工钱。”

这就不是警察何仁能解决得了的场面。杨纬头痛不已。晚上两人坐在一起商量解决之道。何仁道建议：

“还是给人把工资结了吧。也就几千块钱的事。”

杨纬心想，他妈的，我要是仅仅是为了几千块钱的事，还需要在你身上花几倍于此的代价？他很决绝地摇了摇头，说出了中国几代商人的心声：

“不行。我宁可花几十倍几百倍的代价，去上下打点，也不能向这些人屈服。否则，在所有人看来，我一开始就没理。”

何仁也在心中大骂，他妈的，你不给人工资，本来就没理。他骂人的同时，又克守着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原则。于是郑重地问道：

“我有一个代价更小的方案，可以永久解决此事。你愿不愿听？”

杨纬大喜：

“快说，快说。”

何仁道：

“我给你引见一个人。”

第二天，何仁将仍在街头偷鸡摸狗的彪哥，推荐给了杨纬。

而彪哥不负众望，真的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杨纬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