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

英国政府早就获知了华沙起义的消息，但首相德比伯爵对此不抱乐观态度，他并不是很想在此时招惹俄国人，因为此时英国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光是国内的金融危机、工业萧条、铁路降温、不断蔓延且无法治愈的马铃薯晚疫病、爱尔兰人、宪章派、工人失业就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

最近马铃薯晚疫病已经蔓延到苏格兰地区，这一次地方官和媒体依然还想用对付爱尔兰人那套说辞，将天灾说成是对缺乏道德的懒惰者的惩罚。

但苏格兰人可不是爱尔兰人，前者的反抗精神可比后者强多了，而且苏格兰是有武装力量的。

对于这位手中有刀的兄弟，英国政府自然是愿意好好说话的，先是解雇了一些乱说话的官员和记者，然后开始加大对苏格兰地区的支援力度。

这一次英国政府没有搞济贫院和虚假的以工代赈，而是直接发钱发粮，这才平息了苏格兰人的怒火。

但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本就债台高筑的英国政府这下更是雪上加霜了。

所以德比伯爵真的不想惹上波兰这个大麻烦，如果可以他甚至不想知道这个消息。

然而英国高层的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俄国对奥斯曼帝国，以及中亚地区的鲸吞蚕食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大英帝国的利益，所以他们必须做出回应。

此时这次沙皇要求波兰人改教引起的风波正是绝佳的机会，英国对波兰的支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曾经那场伟大的希腊独立战争。

那是英国为数不多以光辉正义的形象登场的战争，英国人为了希腊人解放事业牺牲，他们被称为“Philhellenes”（菲勒尼人），这个词源自希腊语，意为“希腊之友”。

但实际上当时这一词汇并不是单指英国人，也包括法国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等一切前来援助希腊的人，但架不住英国政府的宣传攻势，以及拜伦勋爵的赫赫威名。

虽说英国将支援希腊独立战争描绘成了一场路见不平的正义群殴，但其实背后是无数肮脏的交易，以及无法调和的利益矛盾。

比如英国从未想过摧毁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力量，纳瓦里诺海战那场光辉的大胜完全是英军指挥官爱德华·科德林顿操作失误的产物。

实际上爱德华·科德林顿接到的任务是在保持地中海海上力量平衡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削弱俄国人。

然而造化弄人，奥斯曼人残杀使者的行为激怒了联军，在俄国人的带头下一波莽赢了这场海战。

爱德华·科德林顿在之后的日子里备受煎熬，他不得不一再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最终在痛苦中了却残生。

其实波兰人是否独立、是否改教，英国人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要让俄国人知道大英帝国的利益不容侵犯。

首相德比伯爵则是觉得自己的同僚们蠢透了，明明家里已经火烧眉毛了，为什么还要去管别人家的事儿。

他并不想卷入这场战争，作为首相他的权利很大，通常来说也没人能逼他卷入这场战争。

但很不幸，这个时代有一个很特别的男人，那就是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懂王陛下”帕麦斯顿。

阿尔伯特亲王离开中枢的消息刚传到印度，帕麦斯顿便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在海上漂泊了数个月之后，刚一下船就得知了这样的大事，他又怎么可能不横插一脚呢？

帕麦斯顿在得知此事的第一时间便雇佣了一艘货船，上面装满了阿森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驶向波罗的海，并且与波兰复国者们取得了联系。

俄属波兰起义者成功的第一时间，满载着军火的货船便停靠在了岸边。

至此德比伯爵的中立计划彻底失败，帕麦斯顿仅仅用一船的军火便将英国和波兰绑在了一起。

在得知下不了贼船之后德比伯爵十分愤怒，他觉得自己的同僚们都是一群蠢货，一群霸权主义者，完全忘记了传统的大陆均势政策。

不过没人在乎这位首相的愤怒，那些本来就支持战争的人甚至装都不装了。他们直接以“维护自由贸易”的旗号派军舰护航。

虽说英国皇家海军新败，但他们的威名依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小觑。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更是可以轻松碾压，瑞典和俄国这两个波罗的海的霸主。

此时的利巴瓦并不属于俄属波兰，但波兰起义也没限定非要在俄国划定俄属波兰范围内进行。

利巴瓦作为曾经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土地，这里同样生活着大量的波兰人，而且相比俄国人对波兰总督区的严防死守，对波罗的海总督区的监管只能用四处漏风来形容。

装载着军火的英国货船却肆无忌惮地停靠在港口将一船一船的武器、弹药卸下，又带走一箱一箱的金、银、古董。

然而俄国海军全连拦截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只能上报海面冰封依然无法航行。

（利巴瓦是此时俄属波兰北部最大的港口，是俄国人梦寐以求的终年不冻港。）

俄国人的软弱表现让英国人更加肆无忌惮，后者不但继续向波兰出口武器，甚至还组织了志愿军。

英国国内的报纸上全是一片叫好之声，帕麦斯顿更是在国会上公然宣称这次的行动将会让英国再次伟大。

与英国人的不遗余力相比，法国人则是显得有些雷声大，雨点小。

虽然法国政府在之前与英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表示要支持波兰，但当波兰起义真正发生的时候法国人却突然低调起来。

他们闭口不谈支援的事情，没有派军舰进入波罗的海，更没有向波兰人运送任何物资。

法国政府严令法国舰船进入波罗的海，甚至还向俄国政府发函澄清自己与此事无关。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拿破仑三世刚上台不久，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政府就是个草台班子。

拿破仑三世根基不足，秩序党内部也四分五裂，双方可谓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他明白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并不是建功立业，而是不犯错。

此前拿破仑三世将维也纳和会战胜国代表的资格让给秩序党便是如此打算的，毕竟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除了政府内部的问题和对自己政治生涯的考虑，法国国内局势也容不得他去担心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