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时分，报时的鼓锣声从庞大的汴梁城各处响起，整个城瞬间就活络了起来，烟火气在乌漆嘛黑的黎明中弥漫。

也就是在这时，皇城西门门洞大开，一千禁军在新任都虞侯，天子近臣通直郎王厚的带领下奔赴汴梁城外。

对外宣称要执行太皇太后公干。

随行的还有一辆马车，马车内坐着已换上普通装扮的官家赵煦，赶车人是他唯一的随从内侍高班周启。本来赵煦是要一人不带的，他本就不是孱弱内秀的人，哪需要人照顾。

但这周启是个脑子灵活的，他知道官家带了不少的书籍和文书，加上昨晚官家夜辞朱太妃，猜到了一二。便在官家回福宁殿的路上说苏学士一天忙碌辛苦，官家亦是早起晚睡，自己愿做一个小书童为官家和苏学士分忧一二。

赵煦想着这一路上总不能再让苏轼跑前跑后，于是就把周启带上了。

一众人也算是浩浩荡荡穿梭在只有零星行人的大街之上。

来到这个时空武侯还从未亲眼见过汴梁城，只从诗词和他人口中知道，这座雄城乃是古往今来第一繁华之所在，汇聚了百万以上的人口。而彼时的蜀汉六郡在籍人口也不过堪堪百万人，勉强与之相当。

这等规模的大城武侯实难想象。

深秋的五更天天色尚且一片漆黑，他从轿中探出头来，却只能隐隐约约看到街道两边黑黑的轮廓。无法看到诗词之中‘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这等过节之盛景。

但仅从宽阔的街道，以及出城耗费的时间就能判断出这座城真的是从未有过的大。他们车马奔驰的很快，可出了皇城还要从内城到外城，再从外城到城郊，足足用了半个时辰。

到城郊时，种师中已经在新郑门之外等候了，当然，还有苏轼苏学士，他居住在外城，比赵煦、王厚等要早到。

种师中和苏轼上前见过赵煦，不过不是口称官家而是改称殿下，一行人自此也要把官家当做皇家宗室雍王赵颢，也就是赵煦的亲叔叔。

而此刻尚在被窝里睡大觉的赵颢完全不知道，另一个“赵颢”已经带着三千精锐禁军浩浩荡荡赶去皇陵了。

三千骑兵赶路自然是比较快的，不过要顾及到乘坐马车的赵煦，粗略算得话到三百里外的皇陵得要四五日。不是赵煦不想骑马，是他本身没有出过皇城，之前身体又体弱多病，根本不会骑马。

纵然有武侯的灵魂，但手脚要一时跟上心也没有那么容易。而路途上练习骑马明显是浪费时间。

不过虽然骑不得马，官家仍然吩咐要尽快赶路，所谓如鸟上青天，鱼入大海，这一行再不受羁绊了。

多日来虚与委蛇，凡事尽量委曲求全的情况从出了这汴梁城再也不会有，他日归来必要寻得一条民富兵强，重振汉唐雄风的康庄大道来。

至少这一刻，他雄心万丈，任谁也阻挡不了他要推行变革之决心。

大宋皇陵所在地为永安县，属西京河南府，不过这永安县是个拼凑起来的地方，设置时间不过八十余年。

真宗朝景德四年（1007年），也就是大宋与辽订定澶渊之盟的第四年，也许是感受到来北朝契丹人兵锋直指京师腹地的巨大威胁。为了保护皇陵，宋真宗下令划巩县西部、偃师东部、登封北部，设立永安县。

永安县的名称则来自于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陵墓永安陵。

由于永安县打破了原有的建制，其他三县都有点七零八落，而永安县县城则在皇陵周边乡野地带筑平地起城以做拱卫，以至于这一带原本是贫瘠荒乱的。

不过永安县在地理位置上太过优越，向东为东京开封府，向西为西京河南府。在当世两大雄城汴梁城和洛阳城之间，不过十几年光景就被连带着迅速发展起来。

在去往永安县的这几日，赵煦一直在马车上钻研王安石的新政。之前为了在朝中避开亲近新党的嫌疑，他主动将之抛开，这会太皇太后远在京城，四位旧派宰执又都不在，完全不用顾忌什么。

历史上王安石力主推行的新政，因为是在神宗朝熙宁年间，又称熙宁变法。

在熙宁变法之前，仁宗朝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等人就力主推行过一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赵煦在未出汴梁前就早已了解，改革内容包括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改革重点主要在澄清吏治在，这一项就有严明官吏升降、限制官僚滥进、严密科举取士、慎选地方长官和平均公职田产。

这一项项举措都直指大宋开国之时施行的一职多官，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

也就是所谓的“冗员”，冗员造成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互相之间职权不明，于是官员多贪恋权位，互相推诿扯皮，行政效率颇为低下。

所谓因循不改，弊坏日甚。

变法的出发点是极好的，在屡败于西夏，契丹人趁火打劫，农民起义和兵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的情况下。宋仁宗也锐意进取，强推改革。

但因为澄清吏治触动了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根本利益，庆历新政就算是在仁宗皇帝和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中枢重臣推动下，不过一年四个月就宣告失败。

武侯对于范仲淹的眼光还是很赞许的，他确实看到了大宋的一些弊病所在。不过庆历新政在整顿官僚机构的几项措施，不过是调整范围不大的一种的革新。至于其它诸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

但如此程度的改革居然遭遇了难以想象的阻力，让仁宗皇帝最终产生动摇，范仲淹为首的变革派也变得信心不足，可见大宋自己“造”出来的历朝以来最庞大的士大夫阶层能量太大了。

二十多年之后，更加有变革精神，变革举措更加彻底的王安石在和神宗皇帝陈述变法时，直接绕开澄清吏治选择从经济入手富国强兵也只能说是无奈之举。

但是，这同时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在大宋已经贪腐相当严重，行政效率如此低下的情况下，不澄清吏治，如何能保证新法能够正常、有效的推行呢？

赵煦在马车的颠簸下翻了好几遍基本没有任何关于吏治的改革。

相比庆历新政，武侯认为熙宁变法是更为彻底，更加行之有效的变革举措。但它仍然有巨大的缺憾，没有先澄清吏治再推行新法。

最终失败似乎也是必然。

可是，这似乎又陷入了一个死胡同。要澄清吏治其他的举措根本就没有机会推行，庞大的士大夫集团的阻力会让变法直接失败。

可不澄清吏治，变法的大部分举措就无法正确的有效的推行，最终结果大概率也是失败。

环环相扣，一环一环下就推向了死路。

“难不成真的只能推倒重来？”赵煦长长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