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不是宗教胜似宗教

儒教站在人生之内，逆觉体证宇宙万物的本源，追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审视人的命运、生存的意义，以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儒教圣人学说，千言万语，无不是为了将人教化成具有爱的情感，明人伦、守秩序，达到道德自觉的君子。

千年儒教的命运流变

秦汉之前，儒家非教，只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思想流派。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一跃登顶，由“家”入“教”。作为封建“宗教”，其“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教义一直钳制着人们的思想，以致近代有识之士要“打倒孔家店”。作为思想学说，儒学这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六种历史形态，即子学、经学、理学、心学、气学、新学等。

儒教——是不是宗教

儒，最早是举行仪式或祭祀时的司仪，后泛化为知识分子的通称。《说文解字》中说：儒者，柔也，术士之称。《汉书》中说：有道术者皆为儒。《法言》中说：通天地人曰儒。《论衡》中则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是“师者”。孔子首倡私学，其学生子夏、子游、曾参等皆为名师。因此，“儒”便逐渐成了孔门弟子的专称。

另外，关于“儒”，孔子还曾告诫弟子，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

“君子儒”与“小人儒”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世人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儒教没有受到崇拜的人格神，没有“天国”或“极乐净土”，也没有超脱凡俗的出世思想，因而不是宗教。其实，出于下列原因，也可将其视为宗教。

第一，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孔子死后，其故宅率先成为祭祀场所。在孔子逐渐被神化后，供奉他的“文庙”也日渐增多，20世纪初达到两千余座。而且，古代学童入私塾就读，每天上下学都要向孔子牌位磕头敬礼。

第二，有自己的教义。儒教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当成宗教来信仰，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观念融为一体，信奉“天地君亲师”，而“四书”“五经”就是儒教的“经书”。

第三，有自己的宗教仪礼。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套祭祀的礼规仪式。两千年来，人们逐渐在祭孔大典中加入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仪式日臻完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

不过，儒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

一者，它神秘成分少，无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

二者，道教有三清、四御、天仙、地仙、散仙等；佛教有佛、菩萨、罗汉、天神等；孔庙中虽有“四配”“十二哲”等，但更像纪念堂，没有神仙派系。

三者，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都有专门神职人员，且世人入教有定规、定仪，佛教、道教更有“出家”“在家”之分，而儒教则无专门的神职人员，信徒入教也无固定的仪式。

把“俗人”变成“僧侣”

儒教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取佛、道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渗透到每一个家庭。——《宗教辞典》

儒教到底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学派，还是世俗意义上的特殊宗教，难下定论。但不管怎样，儒学的观念主张，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土壤中，世代炎黄子孙无不深受熏陶和影响。以此说来，儒家究竟是“学”还是“教”，似乎已不重要了。

周礼——儒学的先声

提起儒教，人们便会想到孔子，但实际上，“周公制礼”才是儒学的先声。周公姬旦，儒教之“元圣”，孔子之偶像。孔子晚年曾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对孔子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当摄政王。后来，他平定了“三监”叛乱，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之后，他便在夏礼和商礼的基础上，以“亲亲”和“尊尊”为指导思想，综合本族的风俗习惯，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

周公吐哺

周公曾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沐浴未毕，用餐未完，便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可谓求贤若渴。所以，曹操才叹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制礼，内容广泛，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礼仪制度；小到个人日常行为规范，如婚礼、丧礼、成人礼、祭祀等，无所不包。

根据周礼，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为大宗，其叔伯、兄弟则为小宗，此为“宗法制”。天子之下为诸侯，诸侯又分爵、分等，此为分封制。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组成一套系统、严格的礼仪制度。

另外，商周两代非常重视祭祀与征伐，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祭祀有隆重的仪式，出征、会盟、饮宴、婚嫁、丧葬等，都有不同的仪式或乐舞。

总之，周朝执政者试图使周朝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人们生活及思想，都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此后两千多年，虽朝代屡更，但西周时所确定的各种礼制多得以传承。如办丧事时禁止谈笑，邻居有丧事时不许在街巷唱歌，听音乐的时候不要唉声叹气等。其婚姻制度中的“六礼”和“七出三不去”，更是中国聘娶婚的源头，影响至今。

“六礼”和“七出三不去”

六礼，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条件。即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六大程序来完成。

七出是解除婚姻的具体条件。一是无子，二是淫，三是不顺父母，四是口多言，五是盗窃，六是妒忌，七是恶疾。

三不去是对七出的限制。一是有所取无所归，即妻子家族散亡的不可休。二是与更三年丧，即曾为公婆服丧三年的不能休。三是前贫贱后富贵，即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的不可休。

古时决定婚姻的缔结与解除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才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木头抱着走”，才会有《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陆游的妻子唐婉的离婚悲剧。

周公不仅以自身的品格和能力为儒家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而且他所制的“周礼”也为儒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儒教的源头就在周公。西周初年的礼乐制度和典籍文物资料，多保存在《周礼》和《尚书》中。

子学——儒学的创始

子学，这里指“诸子之学”中的儒学。春秋战国时，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孔子是最早鸣起的巨子。通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广泛传布，儒家成为显学。

春秋时期，孔子施教，讲授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其中，德行居首，其核心为“仁”。将德行排于政事之前，表明孔子已有内圣重于外王、德行重于政事之意。

德行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从和践履，仁德修养是践礼和政事的基础，是诗、书、礼、乐的灵魂和根本。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仁虽为一种内心修养，却必须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于人事上磨炼和体现。

孔门三戒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就是孔子给出的人生修养要诀：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贪。

战国时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儒者孟轲愤然而起，祖述尧舜，宗师仲尼，滔滔雄辩，摧折百家，迎来了儒学的再次高潮，人称孟子。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为仁由己”“与命与仁”的思想，大肆宣扬“修己以俟命”。修己，即力求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至于效果如何、结果怎样，一盖听凭天命。也就是说，只管我能主动管的这一头，我管不了的那一头，不妨洒脱对待。

孟子还完善了孔子“知天命”的思想，提出通过命运发展的内在规律──天数循环，来认知命运的新学说。另外，他对自己的才识十分自信，曾言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浩然之气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可见，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极为浩大、刚强。它是正义和道德积累的结果，是不能靠伪善、伪义、伪德来获取的。

战国末年，养士风起，稷下尤盛。荀况应时而出，三为祭酒，后为老师，洋洋洒洒，气盖群伦，使儒家学说又现辉煌，人称荀子。

荀子是先秦儒家中的一位理性主义大师，他对命运问题，对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思考。对于命运，他提出“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即强调“命运”与事物发展的时间、阶段的相关性。他还从唯物主义天道观出发，提倡以人力制服自然，做命运的主人。

化性起伪

荀子曾说，圣人化性而起伪，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在他看来，人性本恶，生而好利、纵欲，亟须后天文明的熏陶、感化。借助礼仪、法度和艺术等的“化性”，对人进行塑造，使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即是“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教化。

孔子讲仁爱，是要求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孟子讲仁政，是要求用人学的观点治理国家，反对统治者的兽性膨胀。荀子讲礼法，是从人性的弱点出发隐恶扬善，谋求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总之，子学是奴隶解放时代人性觉醒的反映。

经学——儒学的突起

春秋末年，孔子编撰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形成了六经。此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存世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奉为最高经典。五经内容艰深、不易理解，却包含着宇宙秩序、国家管理、道德规范、日常生活的准则，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士子的必修课，经学由此诞生。

经学研究以注疏为主。“注”就是解释经文，“疏”则是对一些过于简要或年代久远的注加以解释。此外，如“考证”“集解”“正义”等，都是对于经书一字一句的详加研究，以期通过剖析、消融、说明经书，来解放思想、释放智慧。

注经之法有二：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注我固注我，我注亦注我；我不注六经，六经何注我！一人解释六经，有一人之儒学，一朝人解释六经，有一朝人之儒学；历代人解释六经，乃有历代之儒学。一部儒学史，就是历代儒者不断地解释六经的历史。

孔壁遗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儒典几近绝迹。好在“竹简不随秦火冷”，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王府，拆孔子旧宅，从其夹壁中发现多种蝌蚪文古经书，有《尚书》《论语》《孝经》等。孔壁遗经延续了中国文化的道统，正是“天全鲁壁藏，不堕秦火虐”。

汉朝是经学的黄金时代，朝野内外诵经成风，《汉书》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以经义决狱”，是其治国为政的一大特色，也是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及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将经学思想植根于普通民众中。

汉初一些年长儒者，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出已遭焚毁的经书，或把秦时冒险藏匿的典籍重新拿出，这些经书均以秦、汉通行的隶书写就，称为今文经。后来发现的孔壁遗经，以及众多得自民间的古典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引发谶纬之学泛滥。古文经学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较为简明，也较为理性，与谶纬瓜葛较少。于是，今、古两派就开始互相争斗。

秘经

秘经，即纬书，是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依据，附会儒家经义而衍生出的书种。它多以隐语形式，预言吉凶祸福、治乱兴衰，昭示上天旨意，推动了经学的神学化。南北朝以后，纬书受到查禁，仅有少量残篇存于《古微书》《七纬》等书中。

汉末，今、古文经学合流。唐初，南北经学统一。宋代理学兴起，“经学变古”。到了清代，大儒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近代学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经学走向衰亡。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427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理学——儒学的完善

韩愈话道统，周子说太极，张载道气化，程子明天理。南宋有朱熹，平生注四书；综罗百千代，理学始大成。万物皆有理，理物皆有道。理学以道理物，又称道学。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教初具雏形，但其某些宗教特征尚待完善。后世儒者以封建伦理为中心，逐渐吸取佛教、道教的修行方法，创立了宋明理学，完善了其宗教特征。儒教信奉“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已初具理学雏形。《宋史》说他：“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其弟子程颢、程颐，则最终将理学理论化。二程视“理”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程颢的“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酷似佛教禅修法，程颐则大肆宣扬宗教禁欲主义。

正心诚意

理学要义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在于“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不仅对小民，也对达官贵人，甚至要求皇帝也要“正心诚意”。据说，程颐凡赴宴只要得知宴会上有歌伎，他便会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学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成熟。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尊称他为“朱子”。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为历代统治者尊崇，并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们全力以赴的修养目标。其所谓“天理”，无非是“三纲”“五常”等伦理教条。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更偏重于封建道德、宗法制度、伦理纲常，带有鲜明的宗教性质。儒教虽无入教仪式，但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大量的信徒，不仅读书人，连渔人、樵夫、农民都逃不脱儒教的无形控制。

世上无如人欲险

胡铨因弹劾秦桧被贬海外十余年，北归之日，饮酒题诗：“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以此来形容侍妾黎倩的一笑之美。朱熹就此认为其修养不够，并特地作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可以说，儒教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整个社会的宗教。它虽然缺少其他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本质属性。例如，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自我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等宗教属性，儒教全都具备了。

明朝以后，理学成为八股取士的主要内容。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一度昌明海内，理学逐渐失去人心。清廷入关后，为巩固统治，禁锢人心，重新推崇理学。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新学渐盛，理学遂江河日下。

心学——儒学的变异

心学，全称“陆王心学”，是由陆九渊、王阳明等发展出来的儒学一脉。心学最早可推溯至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并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明代王阳明则首创“心学”概念，提出心学的宗旨是“致良知”，至此心学有了清晰而独立的脉络。

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常常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客观唯心主义）。

宋代大儒陆九渊认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倡导“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六经注我

《陆九渊集》中记载：“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对此，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解释说：“《书》者，先生之政事；《诗》者，先生之咏歌；《礼》者，先生之节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变易。”六经，天下人的六经，每个人的六经！

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开创“阳明心学”，又称“王学”。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从自己内心即可求得。他的思想被弟子们继承，并以“讲会”的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其中，泰州学派更是将其学说推向极致，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皆可为尧舜”，即使不读书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心外无物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枝问曰：“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枝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传习录》

阳明心学“心即理”的观念，也影响了世人对“人欲”的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人欲”便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与“天理”是对立的，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对明朝晚期的“人性复归”和“个性解放”等进步思想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心学四诀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人心本无善恶，是“意”，让人有了善恶之分。心存善恶之念，一点一点地去做，就能为善去恶。后两句说白了就是知和行的关系，不但要知也要去行。

气学——儒学的转折

气学，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以张载、罗钦顺、王夫之等为代表。

张载是北宋大儒，他提出了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结构说。张载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万物，一部分是看不见的，而这两部分都是由“气”组成的。“气”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凝聚，一种是消散。消散也不是消失得没有此物，只不过是人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他用“太虚”表示“气”的消散状态，这是本来的原始状态，“气”是“太虚”与万物的合称。张载说：“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

罗钦顺是明代大儒，他建立了唯物主义理气学说，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反对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他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用“氤氲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

“气学”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文本，首推张载的《西铭》。这篇铭文虽仅有200多字，却为人们构筑了一个共有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并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境界。《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且传诵不绝，并且其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在今天仍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新学——儒学的走向

清朝中期，汉学极盛，儒生们纷纷埋首故纸堆中，在理论上毫无创见。后经戴震、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努力，提倡“微言大义”的今文学的诞生。至魏源和龚自珍时，今文学开始转向批评腐朽封建统治的新儒学。

后来，西学东渐，国门大开，传统儒学日渐衰落。儒家学者为求自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思想。之后，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了托古改制，对传统儒学加以改革与创新，树起近代新儒学的大旗，代表作有《新学伪经考》《仁学》等。

康有为把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电气、星云，与传统儒学中的元气、仁心杂糅在一起，用以解释宇宙自然的生化和人类社会的演进，建立了资产阶级新儒学。谭嗣同则建立了以“仁”与“以太”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以图为维新变法清除障碍。

孙中山籍古创制

孙中山结合西方民主制度和儒家思想，创立了政权、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还仿“周礼”制订了详细的“结会”“动议”等规程，并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以儒家的大同作为民主的同义语。

现代新儒学则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对“五四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堪称现代新儒学之开山之作。熊十力、冯友兰等亦先后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

大众儒学

一种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派认为，“内圣外王”涵盖了“塑造人”的理论和“塑造人群（含人群、社会和国家、世界）”两个方面，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全部领域，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可以用“内圣外王”予以贯通。

他们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

内圣外王

这是对儒学思想的总概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即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内圣与外王都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

新中国成立后，新儒学沉寂了几十年，成绩甚少。改革开放后，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学人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教义、思想与终极追求

儒教以孔孟之道为教义，以此规范、引导信仰者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作为了一种传教的载体。孔孟之道不仅被儒士作为立身行事的规范，而且也成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主体部分。其中的条条框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其言谈举止。

成仁取义——儒者的人生路

在人生路上，总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和冲突，如生死、穷达、理欲、毁誉、力命、出仕、公私、群己等，应持何种态度？应怎样选择？儒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儒家看来，选择人生路的原则就是“以仁义为重”，当道德价值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应毅然决然地成仁取义，选择道德，放弃其他；当非道德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人应达观待之，悠然洒脱；而当道德与非道德价值发生冲突时，可灵活权变，相机应对。

生死问题是人生的最大问题。孔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他不愿谈论死亡，认为人应当着力于生存，尽量把生的义务做到最好。儒家并不畏死，他们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并不可怕，关键是人要在死亡中表现出生命的意义和人格的伟大。

成仁取义

儒家对人的死法是很有讲究的，强调人要死得其所。比如，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关于义利问题，儒家主张重义轻利或崇义非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则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公与私，也是人生中一对大矛盾。对此，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敏则有功，公则悦。”即应该以宽仁争取民心，以挚诚争取信任，以公道让群众悦服。孟子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也是强调先公后私、以公为重。

推己及人

在群己关系上，儒家提倡推己及人。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则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具有明确的关心群体、尊重群体的价值取向。

对于理欲问题，儒家最初反对纵欲，倡导以理制欲。如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后世儒家则将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是一善一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如朱熹说：“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

对于人力和天命的关系，儒家讲求“尽人事，听天命”。他们既刚健有为、奋发进取，又不盲目自信，夸大主观力量；在挫折面前能够安之若命、泰然处之；跌倒之后会继续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

出仕与入仕

对于出仕与否，儒家是很达观的。在他们看来，有机会出仕并把道德播扬到天下固然很好，若没机会出仕而能全德以退也很不错。他们主张，国家有道就出仕，国家无道就隐退。可称得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

儒家惯看穷达，相当洒脱，基本上是“区区小事不足挂怀”。对儒者来说，最大的财富是道德，外在的地位、财富并不重要。所以，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孟子说：“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对儒者而言，能正其谊、明其道，人生就有意义，外在的称赞与诋毁无足轻重。如《论语》中所说：“叔孙、季孙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

天地君亲师——儒教五偶像

儒教将神秘的宗教世界观与封建专制宗法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政治神学伦理观，归纳起来就是“天地君亲师”。它对中国人影响极大，比如过去中国堂屋中央的神龛里，就总是摆着一块写着“天地君亲师”的长方形木牌。

“天地君亲师”构成了儒教文化的根本，被称为“礼之三本”。其中，“天地”是“生之本”，是所有生物和人类生命的本源。

“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对其旨意只能顺从，不能违背，简言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西汉的董仲舒在倡导“独尊儒术”的同时，还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认为皇帝是天子，理所当然应该主宰人间。

天人感应

一种神秘主义学说，认为天和人精神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该学说将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其实质，是对皇权的神化。

正所谓“上有天，下有地”，“地”的地位虽然不如“天”，但仍然排在“人”之前，所以有“天地人”之说。天为阳、为刚，地为阴、为柔。天地交合而生万物，地是世间万物的承载者，其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一般将“天地”并称。

天地之间就是“人”了。人分尊卑，其中君、亲为尊。“君”指君主、皇帝、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亲”指先祖，是“类之本”，没有先祖，就没有人类的生存繁衍，先祖是族群生命的源头。

“君亲”是封建宗法制的核心，人生在世，要以“忠君孝亲”为本。其实这才是儒教提出“天地君亲师”的目的所在，前面的“天地”仅是为了烘托、渲染后面的“君亲”而已。而且，儒教主张先“君”后“亲”，即先“忠君”而后“尽孝”，这也是封建士子的行事法则。

那么，“师”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师”是“天地君亲”的代言人，其地位也是非常崇高的，因此自古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师”有时具体指孔子，有时又指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师”担负着向人们，尤其是下一代讲解、灌输“天地君亲”的神圣使命。因此，儒教一贯强调“师道尊严”。

至圣先师

“君”仅限于一代，“亲”只限于一脉；只有“师”，既具体又超越。比起“天地”来，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起“君”和“亲”来，他又超越了一个个具体的王朝和宗族。从这意义上说，被儒教奉为人格神的“至圣先师”孔子，可谓“礼之三本”的真正中心。

“君师”是“治之本”，“君”指皇帝、君王，也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而“师”，则专指“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他代表的儒教礼教文化。只有皇权代表的政治力量与礼教代表的世俗的约束力相结合，国家、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总之，“天地君亲师”是宗法制度与神秘宗教观念的有机结合，其中“君”和“亲”是中国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而“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

三纲五常——儒家处世标尺

“三纲五常”是儒家的处世标尺，也是儒教的伦理观，它正式确立于宋代。

其中，“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要求臣、子、妻绝对服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堪为臣、子、妻的表率。“三纲”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其中“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辅。

与“三纲”并称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三纲”的辅助和补充，是封建社会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师、友等各种社会关系的主要标准和尺度。

三纲五常的先声

“三纲五常”的源头可远溯先秦。如孔子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韩非子也曾指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最早出现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中。书中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春秋》之大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其中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他还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统治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贵阳而贱阴

古人贵阳而贱阴，“三纲”即来源于阴阳之道。君、父、夫体现了“阳”面，臣、子、妻则体现了“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据此，君、父、夫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封建等级制和政治秩序得以与宇宙的根本法则连通。

宋代的朱熹最早将“三纲”“五常”连用，正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他在继承和改造程、张“天理”和“气学”理论的基础上，融进了佛、道的思辨观念，提出“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的哲学思想。

朱熹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他又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但他又强调，不仅要讲“形而上之道”，而更重要的是将这些“道”应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三纲五常”产生后逐步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为稳定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却成了扼杀进步思想的桎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