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武二年，春，二月。

汝南，富陂。

此时一名黑巾裹头的精壮憨实青年，踩着一双草鞋正在富陂县寺焦急的等待。

他时不时地就看着县寺的一角侧面，显然在等着寺内的某个人。

突然，一头戴黑幘，衣黑长袍，只在袖口为白色的小吏匆匆从门廊中走出，猛然看到堵在县寺门口的青年，脚下忙就要退回去。

但早就等的青年哪还放过，努力露出笑容，上前就和小吏攀谈：

“陈书佐，不知道咱们里的军输差役的事怎么样了吗？”

这名叫陈书佐的小吏本就不耐烦，见此人竟然还敢在县寺大门口谈这样的事，更是心里大怒，只是担心有人注意，才忍住脾气，呵斥道：

“邓当，你真的是狗胆包天，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你能谈这个话的？军输差役为军国重事，是我定的吗？”

直呼姓名当然是不敬，但对于此等细民，还要敬？

这個叫邓当的其实也是机灵人，不然也不会被全里社委托来疏通这事，只是到底出自底层，很多关节上的事不懂。

邓当这个时候也知道犯了忌讳，忙赔笑道：

“陈书佐，咱是乡野鄙夫，这嘴着实是笨的。但咱们乡里人的心却是热的，咱们乡老想请书佐明日到咱们社，去年社里酿了点浊酒，想请陈书佐尝尝。”

这个陈书佐当然明白邓当话里的意思，也明白这顿酒是为什么吃。

见邓当已经下套，已经拿捏他数日的陈书佐这才悠悠道：

“行，这明天就去你们社，但你可别拿什么乡下酒水糊弄我。”

说完，陈书佐就不理睬在那陪笑的邓当，走了。

望着陈书佐的背影，从军回来的邓当心里一股子郁气，但想到临出发前，社里三老的嘱咐，他最后只能叹了一口气。

罢了，都已经是黔首了，要什么意气，还是尽快回去将这个消息送给社里。

这陈书佐的这个话，他们社里为弄这顿饭，又要大出血了。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自去年平定汝南黄巾后，这汝南刚安生没多久的日子又要乱起来了。

这事要从这袁绍说起。

去年甲子之乱，袁氏一门众被屠戮在金殿中，但偏偏跑了袁绍和袁术二人。

家族血仇在前，两兄弟的那点间隙就显得有点可笑了。

当时两人一商量，为了防止被一锅端，两兄弟分别跑路。

袁术去南阳，他在那里关系很深，能招徕亡命部曲。而袁绍则选择回汝阳，在那里避难等待时机。

黄巾之乱的时候，太原王允随军南下，并在战事中单骑入汝南敌后联络各世家豪族，组织起乡兵部曲联军，合力绞杀汝南黄巾。

可以说，汝南黄巾能被这么快被平定，王允是立了大功的。

但后来，刘宏让王允带兵北上拦截从颍川撤走的泰山军，王允迁延，就被槛车入狱了。

之后，河南豪势在河内前线亲君侧一路向西，刘宏车舆入关西。这王允就被关东朝庭给起复了，因为他在豫州地区有威望，还让他作为豫州刺史，恢复各郡国生产。

王允做回了豫州刺史，就将昔日一同平定黄巾的战友徐缪举为汝南太守。

徐缪作为军功起家的太守，在权力上一直抓得很死。

王允和徐缪都知道袁绍藏在老家，但也是睁一眼闭一只眼，只当不知。但袁绍要想在汝阳搞事，那可能就要被王允和徐缪重拳出击了。

因为不能打旗号，所以袁绍手上就只有核心的家将和部曲，缺乏兵力，所以也一直在蛰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汝南太守徐缪应关东朝庭的命令，要调发转运军资到洛阳。

在那里，关东与关西的第三次崤函之战已经打起来了。

徐缪是太守，自然不可能真关切这些庶务，所以在将任务分派给各县后，就由各县自己完成。

郡里的任务送到富陂的时候，是要此县出役八十二丁。

这个征发的任务自然也不是富陂令去完成，他也是交给下面的人。

在汉室的郡县班子中，专门负责纳输的是集曹。

而这集曹具体做事的又是谁呢？不是集曹长，而是他下面的书佐。

这书佐顾名思义就是负责书写、抄录各项公文档案的人。

比如这次派军输差役，就是书佐来写具体的乡名，社名、户名。

别看这好像就是个抄字的，没啥决策。但实际上，他的刀笔下却能断一户生死。因为他这边随意改动点，只要上面的集曹长不是特别正派的，对这些都是睁一眼闭一眼过去了。

所以邓当来求这陈书佐算是求对人了，因为他就是集曹的，真的就管这事。

其实这已经不是邓当第一次来找陈书佐了。

在五天前，邓当在人指点下，找到了陈书佐，就想问问这次摊役为何不是各乡一同摊派，而是只在他们乡摊。

这次军输差役要出八十二丁，按道理是全县两万多人一起摊，落到一个里社，其实也没多少人。

但偏偏在下发的尺牍传票里，却只发了新乡。这就不公平了。

要知道一个乡不过五百户而已，这出八十二丁，简直是五分之的乡户都要出丁服役。

这次转输军粮虽然不是运到京都那么远，但也是要运到郡治平舆的。其间光路途就是二百里，劳顿之苦就不谈了，只这过程的粮米就需要自己承担。

而一旦这个过程中有任何闪失，转输的军粮只要不够数，都要役丁来承担。

而戏剧的是，通常交差的时候，这军资总是不够的。过往，这点差额还可以由各乡分一分，但现在都集中在新乡，那就是要了新乡的命了。

所以新乡的三老让邓当带了条腊鸡去找了陈书佐，问问这事是怎么回事。

人家陈书佐也给了解释，还特别合理。

他说你们新乡是复民乡，是新转到富陂的，过往摊派的劳役，都是人家各乡摊了，这一次劳役就要你们新乡独自承担，不然这一碗水端不平。

邓当听了这话是火冒三丈。

什么叫我们新落乡的，就要把过去的劳役一并承担了？我都没来落户呢，你劳役和我有什么关系？

天底下没这个道理。

但邓当却忍住了。因为他从陈书佐的话里感受到了更深的意思。

陈书佐说的复民乡是什么意思？就是邓当他们这批人，他们都是复员为民的军卒。

原来前年太平道在汝南起事的时候，其十户就有一两户参与。而汝南地方的郡兵在赵谦手上一战全没，所以在到了王允主持汝南工作后，手里完全无一兵可用。

所以当时王允就从南面扬州一带招徕了一批流民训练成军，参与了后续对汝南黄巾的镇压战事。

这批兵力大概有五千多人，因为普遍都是来自于江淮湿热地区，皆果敢能战。在战事中立功不小。

后来王允被褫夺刺史一职，他手里的这批兵也自然要被解散。因为它不是朝庭的经制之师，朝廷不养他们。

而王允也算对得起他们，用自己当时的权力给这些人定了一个复民的身份。

汉室是以军功立国的，对于国家基石的军卒是比较看重的，在经济上是有一定的优待的。

在前汉时期，复民还能分得宅基地，地三十亩。当然到现在肯定是没这个优待了，但在税赋上还是要比寻常民户要少的。

邓当这批人就是这样被安置在富陂的。

说实话富陂不错，这地方从名字就能看出这里是个富饶的地区。而且气候和江淮差不多，也都种的稻子，这都让邓当他们感到满意。

但很快邓当他们就发现不对劲了。

随着汝南黄巾被平定后，汝南郡的秩序迅速得到恢复。汉室的官僚机构甚至比战前还要强力不少。

原先战前流亡的汝南人重新回到了家乡，却发现自己的陂田被一群外乡人给占了。

从这以后，土客的矛盾就开始了。

而富陂县署帮谁？谁使钱就帮谁。而幸好邓当他们这批兵子还有点钱，最上面也理论上有王允站台，不然他们怕是不好过的。

但这就是理论，王允哪真的看得上这些兵子？人家一个太原名门会让你们这些泥腿子沾边？

而恰恰邓当他们乡又有钱，又势单力薄，自然就成了富陂县署的小吏们盘剥敲诈的对象。

这一次，郡里下发军输差役，这些小吏自然就想到了借此在邓当他们身上再敲诈一笔，再发一点小财。

于是，就有了之前的谋划。

这陈书佐呢，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吏，就可以用摊派劳役的机会来敲诈勒索。像那些直接和钱粮税赋挂钩的户曹、田曹、水曹这些实权曹属，那就是权力大得不行了。

户、田都是事关钱粮，而水曹更是管水利。你要是不喂饱这些小吏，人家说给你断水就断水，这稻子没水，能活？

所以呀，这富陂富陂，到底是富了谁呢？

……

却说，陈书佐刚刚从县寺的前门走了，然后拐了个弯，又从县寺的侧门回来了。

他要再和几个心腹商量一下。

是的，陈书佐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小吏都有帮闲的。

这批帮闲都不入正规编制，都是乡里服差役上来的。

之所以有这批人群，完全是大汉在基层治理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

汉室一县普遍在万人以上，而像汝南这样人口过百万的大郡，甚至治下人数还要翻一倍。

而汉承秦制，对地方上有深度的治理。

县令对于县境之内事务是无所不管，什么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这都是应有之意。

这么多事自然不是县令一个人能做的，所以他下面有各种曹属辅助，各曹都有自己负责的事，级别有曹长、佐史、书佐、循行、干、小史等等。

但干这么多事，朝廷正式给的编制有多少呢？大县不过四五百人，小县不过二三百人。这点人数被各曹一划分，哪还够做事？

所以各县寺的普遍做事是这样的，由编制的斗食小吏牵头，然后具体做事的时候再派役下去，让下面临时来帮忙做事。

陈书佐回到集曹后，就喊来了两个人，一个叫张伯、一个叫马仲。

两人都是这样的帮闲。

对于寻常农家人来说，这差役是苦事。这不论你被征发去做什么，地里的活就要撂，而且一般黔首也畏惧官府，更不说在县里服役。

这个过程中，要是办砸了什么事，命都要丢。

所以一般黔首将这类劳役视之如虎。

但张伯、马仲不一样，他们却乐于做这个事。

因为不管你做什么，披着一层县里的皮，到哪都要好吃好喝供着。就比如张伯就是做了健步。

健步就是专门传驿赍书的信使。大汉驿站交通遍布天下，但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富裕到有马来传驿的，所以就有了用最古代的信息传递方式，用腿跑。

健步按理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如和帝时期，为了传递岭南的贡物荔枝和龙眼，其间不知道死了多少健步。

但张伯这样的人会去做这种苦事？他是做的是给地方传递官牍的美事。

县里凡有事要传召乡里的人上来，就会让张伯这样的人带着官牍跑下乡带人上来。

这个过程中就有了操作空间，多一天少一天的，还不是张伯怎来就来？所以那些被传上去的乡人，为了不得罪张伯，免不得要给一顿好的。

这张伯是乡里的浮浪闲人，本就不事生产，自然不担心误了地里的活。所以这等又威风，又能连吃带拿的美事自然就想一直做下去。

但这既然是劳役，自然就有到期之时啊。这个时候张伯就投靠到了陈书佐的门下，得他安排，替换了下一个要服役的乡人的名额，然后继续留在县寺。

而那个乡人不用去服役自然也欢喜，还私下给了张伯六斗稻米。

属实是双赢了。

见陈书佐又回来，张伯、马仲虽然奇怪，但还是靠了过来。

陈书佐捏了下胡子，又一次问道：

“这一次安排你们去做的事，做稳当吗？”

张伯、马仲拍着胸脯道：

“书佐，你放心，这些小事都办不成，咱们也不用在富陂混了。”

陈书佐点了点头，又交代了一些事情，这才走了。

不怪乎陈书佐这般小心，只因为这次他要干的事，和往日那些勒索个三钱四厘的小买卖不一样，这次是给县里的王功曹办的事，容不得他不小心。

功曹是仅次于县令的主吏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县令权力都要大。因为县令是流官，功曹却都是地方豪族子弟出任。哪个说话管用，就不用说了吧。

更不用说，这名功曹姓王，是当年王霸的后人。往上属二百年，咱这富陂都是人家王氏的。

像陈书佐和张伯、马仲这些都是小人物，前者充其量是个门下走狗，后者也就是两个食腐的蝇虫。而王功曹可就是真正的大老虎了。

而这一次，这个大老虎将噬人的目光看向邓当这些复民户。

而这一切，邓当茫然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