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韩墨细细讲开。

“苏州府一年核定的税赋为二百八十万石，而整个大明，一年税赋也仅有三千万石。”

“苏州所占之比，几近天下十分之一。”

“然而，苏州的耕田面积，却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点一。”

“长期以来，苏州承担的税赋，比天下平均之数，高出近九倍。”

“若是与某些税赋较轻的地区相轻，相差更是十数倍。”

朱允熞沉默不语。

虽然知道苏州税赋较重，但也没有想到重到了这种程度。

但朝廷定税赋，一定有其用意，反复衡量了利弊，才做出决定。

老朱也不是任性胡来的人。

这种事情，在没有深入了解之情，最好不要轻易表态。

故而，他也就静静听着。

“本朝税制，凡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农田减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注：没官田是指因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

“苏州在元朝时，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后来反逆张士诚起兵造反，占了苏州，便将元朝的官田尽皆没收，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贵族，富贾豪商，亦受到惩罚，被抄没家产，没收田地。”

“如此一来，反逆张士诚治下，苏州的官田得以扩充，几达到近半。”

“及至本朝灭张士诚，再将其官田收归官有，又将曾效力于他的豪商地主家产田地没收，苏州田地便已有七、八成为官有。”

“而这其中，几乎又全部是税赋最重的没官田。”

“依税制，苏州焉有税赋不重之理？”

朱允熞恍然大悟。

苏州税赋最重，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上的概念。

若是寻常老百姓所有的农田，那税赋仍然和别的地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别对待，给予重税。

问题在于，经过元朝，张士诚，大明等一轮一轮的变动之后，苏州绝大部分田地，都变成了税赋最重的没官田。

苏州的整体税赋，也就变得高得离谱了。

“有人认为，大多数百姓并没有多少田地，无非是租种富户大地主的田地，给他们交租，和给朝廷交税，又能有多少区别呢？”

“这样说也不无道理。”

“可苏州的情况与别处不同。”

“外地无田的百姓，租种普通的官田，一亩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税。”

“而苏州大部分都是没官田。一亩要交一斗二升的税，比外地重太多。”

“最苦的，反而是穷苦百姓。”

朱允熞听到这里，不由得张了张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大明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百姓是不能随意去外地的。

可他们必须要生存，要租种田地。

租不到税赋较轻的官田，就只能租税赋更重的没官田，负担可想而知。

朝廷打击豪强地主，最后却变成了由无地的百姓来承担成本。

这個结果，委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但纵观历史，自古至今，大多数政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打击豪强，抑制兼并。

历朝历代都在做。

毕竟，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知道，百姓没饭吃，走投无路，是要造反的。

但收效嘛。

土地兼并这个难题，并没有一个朝代控制住了。

“田税一重，百姓们只能另谋生计。”

刘翰墨笑道：“苏州自古便是商贸中心，田地所产不足，便用商贸补之。”

“无田的贫苦农户，也可进入豪商大户做工，以补生计。”

“如此一来，苏州城不仅不会萧条，反而格外繁荣。”

朱允熞再度愣了一下。

这倒是一个意外的作用。

这算不算另类的“圈地运动”呢？

无地又承担不起重税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促进了苏州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刘翰墨叹息了一声，又道：“可本朝与前朝不同，前朝对商贸不加限制，甚或鼓励。而本朝重农抑商，且禁绝海贸，严厉远甚前朝，苏州的商贸便也渐渐不行。”

“在此之前，也不过是勉力支撑。”

朱允熞笑道：“刘大人所说的这些，与孤似乎并无关系啊？”

他心中疑惑。

自己提议开海禁，对苏州只有好处。

至于加征商税，虽然会暂时加重商户的开支，却绝不至于让他们破产。

而以税证的名义，放开经商资格，更是只会促进商业的繁荣。

刘翰墨行礼道：“太孙殿下经天纬地之才，文有诗词可传千古，武则统千军所向披靡，在朝堂所给的几条建议，也皆切中要害。”

“加征商税虽非让商户收入减少，但目光放长远一点，便知此策可使经商更稳定。”

“况且太孙殿下又制定了发票制，税证制。”

“一方面是放开了寻常百姓经商的门槛，打破了商户的垄断。”

“另一方面，又杜绝了各地官府重复收税的问题。”

“老实说，商户们的实际税赋未见得增加，也许还有减少。”

在此之前，大明的税赋虽然很低，可征收却十分混乱。

地方官府到处设卡收税。

每过一个地方，就可能被收一次。

看似很轻的税，便变得重。

实际上，这些地方官府收的“过路商税”，大多数都没有进入大明国库。

若说全部贪污了，那也不是。

老朱反贪严厉，洪武年间的官员，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只是收过路商税这件事本身，就需要雇佣大量的人力。

而收上钱之后，地方官府便拿着这笔钱，去聘请更多的人，做这事，做那事。

甭管有没有用。

任何官府，都是倾向于不断的扩充衙门和机构的。

没有事做就找点事。

各种文件，开会，点卯……

何况，人浮于事，也是惯例。

即令后世科技文明时代，地方官府的扩充倾向，也是难以抑制的。

朝廷必须通过强制限定编制名额，通过一道又一道行政命令，责令地方官府不断裁员，减员……

仍然只是勉强控制住官僚机构不拼命膨胀而已。

若是朝廷不强制管着，放开口子的话，很多地方官府能迅速将编制人员扩充几倍，几十倍。

家家户户吃公家饭，也不是笑话。

至于怎么养，养不养得起……寅吃卯粮，先混着再说。

真要擦屁股，那也是下一任主政官员的事。

大明的编制，可没有后世管制那么严。

官员上任都是自己带人。

而县衙府衙的人员聘任，基本上主政官员一个人说了算。

如此一来，收到钱之后，衙门办各种杂事的人数，便相应的增加许多。

银子都花出去了，朝廷却没有收到一分。

发票制度建立，按票收税，杜绝地方官府重复征收，对很多中小商户来说，实际上是减轻了负担。

真正加重负担的，也就是那些巨贾豪商。

因为他们往往与权贵勾结，或者干脆就是权贵的家人奴婢。

在此之前，地方官府也不敢向他们重复征税。

故而，朝廷中有权有势的官员，才会对朱允熞提出的改革税制，加征商税之事那么不满。

毕竟，牵涉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刘翰墨道：“除了少数巨贾豪商，苏州的中小商户，寻常百姓，都对太孙殿下的建议赞不绝口。”

“开放海禁，更是让大家欢欣鼓舞。”

朱允熞不解道：“依你这般说，苏州应该因孤而繁荣才对，却又为何因孤而萧条呢？”

刘翰墨神色黯然，深吸了一口气，道：“太孙殿下想必还记得吴忘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