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晚上六点，赵德彬见到了凯茜向他推荐的人才，阿提克·拉扎（Atiq Raza）。

“拉扎先生，很抱歉，最近我忙于给维软员工做培训，白天抽不出时间，只好在下班后与你见面。”

赵德彬和拉扎坐在维软餐厅里，两人的面前都摆放着一盘咖喱饭，正在边吃边聊。

拉扎长着一张印达面孔，有着棕色的皮肤，就肤色来说，他并不算是长得白的印达人（在印达是皮肤越白越好）；

从长相上看，拉扎是典型的聪明的印达人，可以完美适配《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面那位机智的阿里巴巴的角色——他的发际线不仅高，脑门还特别大，锃光瓦亮的额头占了整张脸接近一半的位置，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嘴唇上还留着浓密的一字胡。

拉扎用带着印达口音的英语回答道：“没关系，能有机会见到赵先生，已经是我的荣幸了。”

拉扎今年42岁了，但是，面对着年龄是他一半的赵德彬，他恭敬到了有些拘谨的程度。

几天前，一位名叫凯茜·伍德的女士“从天而降”，拉扎一直怀疑怀疑她是个特工之类的，因为她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并且对他正在做的工作非常了解。

不过，伍德小姐一直坚称她不是特工，说她为保护伞科技的CEO彬·赵先生工作。

作为硅谷冉冉升起的新星，保护伞科技在整个丑国科技界都有不小的名气。

拉扎知道，这家来自东方的科技公司以一个令人震惊的速度发布新品，技术水平之高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程度。

不过，虽说保护伞科技的名声大、实力强，拉扎却不明白保护伞科技的人为什么找上他——据他所知，保护伞科技是一家软件公司，而他是做芯片的，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交集。

当拉扎问出这个疑问之后，那位如同特工的女士立刻在电话中回答：

“半导体行业是我们公司商业布局的重要一环。

目前，我的老板正在谋求收购AMI，我带领的交易团队已经完成了对AMI的尽职调查，并展开了谈判，预计收购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完成。

据我所知，拉扎先生你曾与AMI的CEO桑德斯先生会过面，但很遗憾，你似乎没有取得桑德斯先生的青睐。

鉴于AMI即将被我的老板收购，或许你可以在AMI中找到新机会。”

因为最后这一句话，拉扎从硅谷飞到了西亚图，来与赵德彬见上一面。

也许因为之前与桑德斯见面不太愉快的缘故，拉扎打心眼里没对这次会面抱有多大的希望，直到他见到了彬·赵——这位年少有为的硅谷新星与他想象中的形象非常不同。

作为桑德斯先生和伍德小姐共同的老板，从彬·赵身上却看不出存在这两位下属任何一位的风格，赵先生既不浮夸、骄傲，也不是一位热衷军事化管理的特工头子，他的态度很是和蔼，非常平易近人，脸上一直带着慈祥的笑容。

见面后，看出了拉扎的紧张，赵德彬笑着说道：“拉扎先生，初次见面，不如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拉扎拘谨地回答：

“Well，我1949年出生于巴铁，曾在本国一所一流大学取得哲学、物理学两门学士学位，又在英吉力取得第三门电气工程的学士学位；

我在1969年到了英吉力学习，又在1972年回了巴铁，先是在巴铁电话工业的研究部门当了三年的工程师，后来又到了我的母校担任助理教授，直至我79年去了丑国；

到了丑国以后，我先是在俄仂岗州立大学学习了一阵子，随后进入了斯坦佛大学攻读硕博。”

赵德彬耐心地听完拉扎的叙述，面带微笑地说道：

“拉扎先生，这些经历我都在你的简历上看到过了，我想知道一些简历上没有的东西，比如说，你为什么有三个完全不同的学士学位？”

拉扎解释道：

“我对物理和哲学感兴趣，但我的父亲认为这两门专业一文不值，他一度拒绝负担我的学费，并且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

好在我和大学谈过，有三个奖学金给前三名，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慷慨的奖学金，足以够我在外面单独生活。

后来，经过我母亲的努力，我和父亲和好了。

他对我说，他已经存了一些钱，但这钱不是很多，他付不起送我去丑国的费用；但如果我能在英吉力从事电气工程，这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一名电气工程师的原因，他愿意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这是家里能为我所做的一切了。

为了能到英吉力看看，最终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在英吉力学习了电气工程。”

赵德彬了然地点了点头，虽然他没有到英丑那边留学过，但他曾经听伊戈尔提过，就算到了后世，像是印达、巴铁那边的到丑国留学的学生，基本只有两种人，要么就是出身于高等姓氏的豪富家庭，要么就是像拉扎这种情况。

一些中产家庭会倾其所有送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到英丑等国家，为的就是让那个孩子在发达国家留下来，然后把一大家子接过去，不夸张，很多时候，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对这项“伟大的事业”进行投资，所以这些学生会在大学里非常用功学习，学的专业也都是有‘钱景’的移民专业。

伊戈尔曾说，为了留下来，这些学生愿意做任何事，很多学生最后都成功留下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丑国硅谷那么多印达程序员的原因，但也有一些学生承受不住背负一个家族希望的压力，在学校里自杀了。

于是，赵德彬问道：“你在七十年代初已经离开了巴铁，为什么不尝试留在英吉力，而是要返回巴铁呢？”

“1972年，我本来打算在英吉力攻读博士学位，但我的国家陷入了动乱，并且与印达发生了战争，这几乎摧毁了我的祖国。

当我回家探亲时，我对事态的严重性感到震惊，我决定留下来，尽我所能，从平等主义的角度回馈社会，为我的祖国做一些事情。

只不过，当时的情况相当困难，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找到第一份工作，首先是要与八百人竞争笔试，然后接受一群国内和德意治工程师的数论面试，最后才得以研究工程师的身份加入巴铁电话工业公司。

这家公司是由我们国内工程师和茜门子工程师共同经营的，因为巴铁的通讯基本上都是和茜门子签约的。”

“你说一份工作有八百人竞争，这是因为巴铁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好吗？”

拉扎回答：

“是的，当时的状态很差，每个人都在找工作，失业的工程师太多了，一个职位空缺就会引得很多人抢。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份工作。

那三年中，白天，我在电话工业的研究部工作，晚上下班之后，我会去做社会工作。

说实话，赵先生，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成就，即便是天才如比尔·盖斯先生在你这个年纪也没有做出你这样的成绩，我猜你和盖斯先生一样，你的出身一定是非富即贵的——当然，我无意冒犯，我指的是，你应该是家境优渥，而且你一定受过良好的精英教育，这样你才有机会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你的才能。

如此一来，你可能没有见过真正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穷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差得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我并非出身于豪富之家，从年少时起，我父母竭尽全力让我上好学校，所以我一直都是班上最穷的人，工作后我也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工程师，可工程师的生活水平与我那些普通同胞的生活水平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我离开工厂，去看望在农田里工作的农民，我看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那些人生活得实在太困难了，这让我很难不去做点什么。

于是，我开始组织大学教授和医生，尝试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建立图书馆，在村庄和劳改营设立红十字箱，然后为村民申请淡水，并且帮他们写下如何带领家人、邻居去医院的笔记。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表达自己的看法。

可能是因为我的某些观点与当时的一些风俗习惯不符，有人向上面举报了我。

我不清楚，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是否真的相信上帝或真主，他们是狂信徒还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又或者是别的什么，我始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那些事。”

说到这里，赵德彬已经猜到了下面会发生的事情。

果然，接下来，拉扎的语气变得有些苦涩：

“在我工作的三年后，有一天，我接到了研发总监让我去他办公室的电话。

他让我像个犯人似的坐着，对我说:‘有人对你有一些看法，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向当局举报了你。’

我问:‘是什么样的看法？’

他问我是否是某个宗教的信仰者，我反问这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他回答‘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是不可接受的’。

我争辩说我是在做我的工作，并问他‘你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吗？’。

他说：‘不，我对你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不满意，特别是你在工作之外所做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会造成干扰。’

我只好说：‘既然你听到了一些与我的工作无关的传闻，如果你不满意，我就辞职。’

没想到他竟然说：‘不，我不会让你辞职。我要采取一些措施，你余下的人生都不会离开这份工作。’

我认为这有点苛刻，好在，我在做社会活动时结识了一位有名望的人，他帮了我，使我得以从那份工作上脱身。

至此，我才知道，不要妄想改变世界运行的规则，否则你会撞得头破血流。

但我那时还抱有希望，仍是不肯认输。

直到巴铁的社会彻底陷入了动乱，恐怖分子控制了大学和知识分子，所有研究和教学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

有一次，我给了一个学生不及格，紧接着我受到了威胁，他们让我给那个人通过，我拒绝了，然后他们就带着枪出现了。

一位物理学教授对我说，我不能再待在那里了，否则我自己和我的家人的生命都会遭受到威胁。”

说着，拉扎长长叹了口气：

“虽然我很想坚强不屈，就像我一直以来坚持的那样，但我那时已经结婚了，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我不得不为我的家人考虑。

于是，在教授的帮助下，1979年，我带着家人去到了丑国，随后，我申请了丑国很多大学。

当时，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斯坦佛；

我申请了MIT，因为它是在我的国家最著名的理工学校；

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他们有非常丰厚的奖学金；

还有俄仂岗州立大学，因为那里有两位物理学教授，他们过去的每一位博士生都可以直接进入贝儿实验室工作，并且俄仂岗是房租最便宜的地方，一间供一家人居住的房间只需要八十丑元。

我最终进入了俄仂岗大学，但我只在那里呆了一个学期和一个夏天。

托了我导师的福，我的导师当时在俄仂岗国家实验室担任要职，他很欣赏我，对我说：‘阿提克，我认为你应该去斯坦佛大学。’

我只能回答：‘我负担不起，我的奖学金连那里的房租都不够。’

于是，我的导师建议斯坦佛给我提供第二份奖学金，我这才有机会到斯坦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

“那么，你来到斯坦佛是学习固体物理学吗?”

“是的，我在材料与工程系学习固体物理学。在斯坦佛，材料工程学是物理学、电气工程和冶金学的融合。”

赵德彬颔首：

“我明白了。从你的履历来看，你从斯坦佛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半导体领域的工作。

在工作中，你是一个敢于挑战权威、不走寻常路的工程师，你曾提出了很多大胆的、新颖技术和设想，我想，这样的特质与你早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听到赵德彬的夸赞，拉扎有点不好意思，但他仍是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也许说起来有点傲慢，但我辗转了多个优秀的公司，经历了很多的挑战、完成了所有的事情之后，我认为我基本上可以承担所有事情、学习任何东西，并且我能有能力完成我的目标。

所以，Gen的创始人们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考虑进入一家试图挑战因特尔的公司担任技术主管，甚至这家公司不仅要与因特尔较量，还要同时与维软和ICM较量。

说实话，我认为这有点太过激进和夸张了，但我被创始人们所构建出的愿景深深吸引：他们不仅要开发处理器，还要构建具有基于UNIX的新操作系统。

我将他们的话听了进去，对与巨头们较量、以小规模挑战因特尔的目标感到热血沸腾，就这样，我在88年辞去了工作，进入了Gen。

不过，事情却并没有那么顺利，在加入Gen四个月后，我还在为组建团队而苦苦挣扎。

因为，当我进入公司时，我才知道，首席执行官和前任工程副总裁爆发了一场恶战，导致几乎整个工程团队都离开了。

当时，团队只剩下四个人，我必须重建工程团队。

此时，我接到了一位来自前公司合作伙伴的电话，他邀请我去另一家很快要进行IPO的公司，承诺我会得到很多股票期权，我会因公司上市而变得富有，经过考虑后，我还是拒绝了他。

事后，说不后悔是不可能的，有时我也会怀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毕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赵德彬好奇地问道：“那么你是怎样扭转Gen的局面的？”

“1990年，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我成为了公司的CEO。

不过，由于我是一家正在开发产品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实际的工作仍是技术主管。

所以，我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服所有人，将操作系统、用户界面和CISC计算机集成在一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试图开发的处理器非常大，但我们使用的技术是倭国亚马哈的技术，比因特尔的技术落后三代或两代半。

我非常希望能击败因特尔，但我知道以Gen的规模是无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用尽了我的人脉关系，找到了AMI的CEO桑德斯先生，因为AMI拥有芯片制造能力，但却需要一种更好的产品，而Gen可以弥补AMI的不足。”

“那么，你们的会面进展得怎么样？”

拉扎苦笑道：

“当我的丰添凯美瑞停在桑德斯先生的宾利敞篷车旁边时，我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事实也像我预料的那样。

我很愿意与桑德斯先生交流，但我确实不知道如何与他接触，更不知道怎样引起他的注意。

当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时，大概因为我是棕色人种，他甚至都等不及听完我的名字叫拉扎，全程都在叫我拉贾。

桑德斯先生滔滔不绝地讲了45分钟，告诉我AMI会让我感到多么多么迷恋，我只能呆在那里，脸上挂着笑容，但我插不上一句话。

在那几十分钟里，我简直手足无措，我甚至把桑德斯先生办公室挂着的海报上的字背了下来，那上面写着的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没错，虽然我正在走过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但我不怕任何邪魔——因为我就是那山谷中最卑鄙的混蛋’。

看着桑德斯先生考究的服装和闪闪发亮的钻表，以及他恨不得带满十根手指头的钻石戒指，我认为外面流传着他目中无人和华而不实的名声并非空穴来风。”

赵德彬强忍住笑，总结道：

“桑德斯先生是堂吉诃德和冒险家印第安纳·琼斯的混合体。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不畏惧与实力强劲的对手作战，喜欢做那些最不可能实现的梦。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想要与因特尔对抗，这也是他最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在数十年里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英勇地战斗着，但我不得不说，在他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他能在这场战斗中取得成功，他只是在一直致力于谋求第二名的位置。

而你，阿提克·拉扎先生，你和桑德斯先生有很多不同点。

不过，你和他最大的区别，就是认为你可以取得成功，这也是我最看好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