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家的老者之所以威信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辈分，更在于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韩家小辈少有人知道陈同恶是谁，韩纯彦年轻时虽然也只是个小透明儿，但该知道的事情却大致知晓。

比如自家老子当年辞去了相位，回相州老家任职时，其实是回来收拾烂摊子的。

当时韩纯彦还年轻，在韩家兄弟当中也不甚出众，故而不是很清楚当初到底发生了甚大事，只是隐隐约约听得自家阿翁与一個叫陈同恶的武夫有些关系，甚至还不惜脸面折节拜访。

今日听得老者和子侄的话，两下里一结合，却让韩纯彦想明白了当年的疑惑。

什么疑惑呢？

韩琦自来看不起武夫，却为何折节下交那个叫陈同恶的老军头儿。

至于韩琦歧视武夫的事儿，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韩琦以及大宋朝的大部分文官都特麽的有一个坏毛病，或者应该叫做偏执妄想。

他们觉得自己饱读诗书，通晓史册，尤其是那些记录战争的史册，更是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倒背如流，然后他们就觉着自己很行，人均诸葛武侯再世，司马冢虎复生。

只能说，但凡这些大聪明在娘胎里的时候少灌二两黄汤也不至于醉成这样儿，还是集体胎醉的那一种。

这些人均胎醉的武侯冢虎们的思路很敏捷，但凡碰到战事，就把史册上面的经典战例拿出来揉搓一下，脑洞出一个“完美”的方略，然后让武将们带着人马去执行。

如果武将们带着兵瞎猫碰上死耗子真打胜了，自然是胎醉的武侯冢虎们的功劳，军将们只是工具人，要什么自行车啊！

可要是打输了甚至惨败的话，嗯！武侯们的方略是完美的，毫无漏洞的，肯定是那些贼配军心肠坏了，没有严格按照方略去执行，他们肯定学马谡来着，马谡害了武侯功败垂成，这群贼厮肯定也是想要害我这当代武侯。

这不行啊！工具人不趁手，不中用，杀了再换一批吧。

大宋的文臣基本上都干过这种套路，包括韩琦也是如此。

比如康定、庆历年间，西夏李元昊率兵入侵延州，于三川口初败宋兵（三川口之战）。

韩琦在这个时候登台亮相了，他把正在遭贬滴的小伙伴儿范仲淹从叫回来，与另一位叫夏竦的名臣组成了火箭队，三个小伙伴儿快快乐乐的上了战场。

针对西夏入侵军队的攻势，初出茅庐的韩琦自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铁着脑袋就要硬干。可范仲淹早先却是吃过几次胎醉的亏的，认为工具人打进攻不好用，一力要主防守，待敌粮尽气泄自去。

偏偏组成头部的夏竦醉的太厉害，有点不知所措，然后这事儿就捅到上面让汴梁城的仁宗皇帝来做决定，夏竦派了韩琦以及代表范仲淹的尹洙亲往汴梁各自陈说方略。

这特麽都火烧眉毛了，大宋陕西经略府的最高天团还得千里迢迢的跑回京城去找皇帝评判用谁的方略，说来也是没谁了。

韩琦多聪明啊！回京的半路上特意给尹洙作思想工作，结果把对方给说服了，然后他们就回汴梁城的仁宗面前走了个过场，愉快的又回到了战场上。

这时候的韩琦志得意满，他派新收的“小弟”尹洙去找范仲淹，请他一起联合出兵。

被摆了一道的范仲淹可不惯着小伙伴儿，直接回了一句：“滚犊子！”

韩琦一看，只道：兄嘚，哥哥这可是想分功劳给你，你怎的给脸不要脸呢！

算了！谁叫咱俩关系好来着！

就算你不帮忙，哥哥也会分你一份功劳滴！咱就是这麽仗义，甭谢我哈！

然后，韩琦一面往上报计划，一面命令军队出击。

宋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西夏李元昊率大军十万进攻渭州，韩琦派大将任福率战兵两万前往迎击。

本来嘛，西夏十万军队只是个虚数，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二是辅兵、民夫之类的玩意儿（也可以说是民兵），真正的战兵也就三四万（不过大部分是骑兵），而且大宋还是防守方，占有城池地利优势。

任福这两万战兵，在正常情况下挡住西夏人那是绰绰有余的。

只可惜，真正决定这支主力部队的作战方式的并不是统兵的大将，而是在后方拍脑瓜子的韩琦。

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而且为了防止前线大将自作主张，韩琦还警告任福：“如果违命，即使有功，也将定罪处斩。”

任福无法，只好率兵进发，一路按着韩琦的方略绕道，自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经怀远城进至捺龙川（今西吉县偏城东北），即将抵达得胜寨（今西吉县将台北），过了得胜寨就是此番进军的终点羊牧隆城（今西吉县兴隆镇西北）。

此时（二月十三日）大军前锋探得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等正与西夏军战于张义堡（今固原县张易）以南，任福立刻挥兵助战，击败了正在交战中的西夏军队，斩首数千。

这个时候，任福的军队距离得胜寨只有不到里，距离羊牧隆城也不过四十余里。

作为前线统兵大将，任福此时如果选择撤退，不管是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是一种胜利。

可是他又怎么敢撤退？

韩琦临行前可是说的明明白白：你要是不按计划走，就算打了胜仗回来我也得砍了你。

于是就有了史书上记载的：任福贪功，轻兵急进。

早在大军出发前，韩琦认为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辎重在近，自无后顾之忧。所以任福没带辎重粮草，他一边分出一支两千人左右的人马去得胜寨领辎重粮草，一边大部急进，于第二日（二月十四日）早晨赶到了羊牧隆城以东的好水川，然后被西夏大军给围住，打了一上午就嘎完了。

嗯！史书载：宋军三日乏食，人困马乏。

咱也不知道咋一上午饿成三天的。

这就是大宋朝三大惨败之一的好水川之战，包括任福在内的一十六员大将当场战死，万余精兵阵亡。

此战结果出来后，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

这场战败的大部分屎盆子都扣在了统兵大将任福脑瓜子上，反正他已经死了，死人又不会反驳。

然后是作为一把手的大佬夏竦被追究责任撤职。

这厮干了一件恶心事儿，他在派人收拾战死宋军的尸体时，从任福的衣裳里面找到了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并把它给藏了起来，然后上表说战败的责任不在韩琦。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卷第十二的“夏英公好处”中写道“英公（夏竦）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这种士大夫相互帮着推卸责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嘴脸，在整个宋朝几乎司空见惯，说来也是一大奇景。

于是作为这场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的韩琦，就落得一个用人不当的皮毛罪过调职他用。

悲剧的是，真正一点责任没有的范仲淹也跟着吃了挂落，同韩琦一块儿调职他用，突出了一个有难同当的小伙伴儿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