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最早使用的粮食运输制度是粮长制。

就是在各州县设置由粮长负责征收税粮的制度，由他们进处理征收和运输粮食的任务。

但随着大明朝的高度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等各种情况，粮长制度便跟不上发展的需求了，于是漕运则成了明朝最倚重的运粮通道。

并且逐渐发展、形成了完备的漕运组织——漕军。

明代的漕运主要应用过三种方式，它们分别是支运法、兑运法、长运法。

尤其是长运法，是在后期漕运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农民不再参与运粮，但要增纳所谓的过江费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家对漕运的把握，也增加税收，却也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当然，眼下漕军掌控在文官集团的手中。

“竟然有人比你们更早知道情报？”朱常淦看着李若琏，“你们锦衣卫和勇卫营就是这么封锁消息的？”

一大早就让锦衣卫和勇卫营封锁了出入京城的所有信件，竟然还是有信息被送了出去。

如此看来，文官集团果然势大。

“罪臣该死！”李若琏将头低的很低，不敢吱声，他们确是有失职的存在。

“算了，起来吧！”朱常淦沉吟了一下，“京城这么大，他们若是想将信件给送出去，不是你们围着就能彻底杜绝的，查清楚是哪些店铺了吗？”

苛责有意义，但极力的苛责没有任何的意义。

想想前些日子，崇祯的皇宫同样漏的跟筛子一样，更何况是整个京城的掌控，又岂是几天的功夫就能做到如臂使指的？

“回陛下，已经查清楚了，那几家铺子大都是晋商在京城开的铺子。”

朱常淦眼眸不由一寒，“晋商？胆子这么大，竟然敢牵扯到朝廷政务之中？”

他手指敲着桌子，“单单是他们，肯定是不敢这么做的，这么说来，是文官集团想通过晋商想闹出点动静出来？！”

“将他们背后的关系全都查出来。”

……

事情如朱常淦所料的那样，下午的时候，京城之内突然有人传言漕运粮落水的消息。

紧接着多家粮店全都往上提高了粮价，从一石五两银子的价格快速的飙升到了六两，七两……而且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

有些粮商趁机抬价不说，更多的则是直接囤积起来，不卖了。

百姓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价格也随之一涨再涨。

京城的百姓一时之间怨声载道、叫苦连天。

甚至有京城的百姓装作流民，跑到二十里外的施粥棚去吃粥的情况。

朱常淦看着李若琏拿过来的奏疏，列在前面的赫然正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几个晋商家族。

“果然是他们……”

满清八大皇商！

晋商的兴起，还得归结于大明朝的北方边防。

为了防止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大量的囤积大军，但随着土地兼并以及土地贫瘠，粮食根本就不够吃的，另外募兵增多，军饷就成了重大问题。

大明朝于是召集商人将军粮运到边境，给予他们盐额，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

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永乐之后，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再加上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山西，使得晋商迅速抬头。

借助开中法累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将业务扩展到了江南一带，丝绸和棉花生意也是做的风生水起，贩运到各地。

后来，晋商集团搭上了文官集团的便车，由王崇古和张四维的运作，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

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他们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

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

历史上，满清入关之后，也是论功行赏，给他们封官进爵，封为“八大皇商”。

以范永斗家族为例，他们真是唯利是图的典范也是作死的典范。

他们心中没有家国天下姑且不谈，连老家同乡都可以抛弃。

范永斗是山西介休人，而介休当时是汾州下辖的一個县。

在大同失陷后，满清对晋南地区开展大扫荡，在各地实施大屠杀，这次大屠杀史称汾州之屠，大约有四十万人死在这个事件中。范家人可一点都不愧疚，继续广开财路疯狂敛财。

不过最后报应还是来了，范家的主子也随时防备他们像背叛明朝一样背叛自己，最后找了个由头满门抄斩。

“陛下，您一直让我查的不就是这几家吗？要现在动手吗？”李若琏咬牙切齿的说道。

之前他往山西派了几次人马，就是因为皇帝要调查晋商与大同总兵的关系。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之下，发现不仅大同总兵是晋商推上去的，就连下面的副将、参将、游击、千总等将领也几乎都被晋商给腐蚀掉了。

自家的子弟在边关为官为将，朝中又勾搭上了文官集团，不仅如此，朝中权贵多与他们结交，几乎都拿过他们的钱。

这就难怪晋商能这么的有恃无恐。

朱常淦深吸一口气，“再派人去查，除了这个大同总兵，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总兵官也在他们的手里控制着，等所有的东西查清楚再动手！”

“脓疮之疾，最忌讳只刮表面，一旦决定动手，那就得清除的干干净净，永绝后患！”

……

“王承恩，去将前些日子来宫中的那些商贾请来，就说朕想请他们共商义举！”朱常淦将王承恩给叫了过来，低声吩咐了几句。

“是，皇爷！”王承恩心领神会，快速的走了。

上次来的商贾之中，以徽商为多，而明朝中后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所谓“折色”就是将盐业的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他们可以在内地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也正是这样，徽商兴起，与晋商相对峙。

但他们吃亏的地方就在于朝中无人，或者说朝中势弱，无论是大明朝末期还是满清早期，朝廷都更优待晋商而歧视徽商，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遥遥领先。

“危急时刻，朕未尝不可尝试一下红顶商人的做法。”

只给人家一些皇帝的手书显然已经不行。

朱常淦沉吟了一下之后，攥紧手指，“只要捐输和佐辅朝廷有功，赏封人家一些头衔、官服官帽又何妨？

红顶商人怎么也比黑顶商人来的好。”

相比于文官集团、晋商集团相互勾结，既左右朝廷，又左右大明朝经济，借着权利来攫取财富，空手套白狼，将大明的财富统统装入自己的裤兜子里面的行径来说。

与其说他们是“灰顶商人”，不如“黑顶商人”更确切。

客观上说，论大明朝的灭亡原因。

昏庸皇帝；东林党和阉党党争；李自成起义；不堪重负的老百姓；倒戈的祖大寿，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倒戈；袁崇焕私杀毛文龙；袁崇焕被崇祯处死……等等，论资排辈儿，晋商绝对排不到前几名里面。

但晋商的卖国行径，却实实在在的为满清鞑子入侵中原大地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他们就像大明朝的一群“老鼠”，疯狂的挖墙角的“硕鼠”。

眼下，他们不仅毁家、偷吃大明的血肉，而且还爬到脚面上，试图咬脚脖子，那自然就……必须踩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