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理宗嘉熙元年五月，也就是公元一二三七年，偏安一隅的大理国生变，三十六蛮部之一的石门蕃部起兵造反，打出了清君侧、诛高氏的旗号，于会无县入寇大理境内，兵势滔天。

大理权相高逾城隆领兵亲征，与石门蕃部在龙首关外大战，被石门蕃鬼卒一击而溃，数万人或死或降，龙首关一夜易主，天堑化为坦途，大理城暴露在石门蕃刀锋之下。

高逾城隆逃回大理城，被国主段智祥趁机拿下，不明不白的死于囚室中，满朝党羽一朝垮台，大理变了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弹冠相庆的段氏还没有高兴两天，段智祥与太子段祥兴就被高氏余孽刺杀于御宴之上，三十六蛮部汇兵大理城外，大有兴风作浪的意图。

石门蕃鬼王长孙弘星夜挥师入城，推举大理宗室段智郎为国主，三十六蛮部纷纷附和，兵围城池。皇后即日下诏令段智郎为大理国主，开国相国董氏家主董若堂为宰相，石门蕃大将段五为大理总管，并分清事权。由宰相主政，总管掌兵，军政分开，各行其是。

诏书上的末尾，有一句小尾巴，说的是但凡遇人事任免、军队调遣以及赋税涨降等等一应决定，都必须加盖大理一字并肩王的印鉴，否则不得施行。

大理的一字并肩王，就是长孙弘。

这是段智郎上位后，封赐的第一位王爵。

期间段智祥的几个儿子，有在镇地兴风作浪的，打起反旗据地为王，叫嚣要为父兄报仇。不过反旗竖起还没几天，就被附近的蛮部平定，起兵的王子死在了乱军之中。

纵然摄于石门蕃声威一时没有轻举妄动的其他王子，也奇怪的死去。死法千奇百怪，有的死于食物中毒，有的死于来势凶猛的疾病，还有一人，居然在入厕时跌进了粪坑淹死，莫名其妙至极。

这些消息，传到宋朝境内，朝堂上的诸位大佬们草草看了一眼，就随手丢在一边，不置可否。毕竟跟如狼似虎的蒙古人比起来，大理的乱局不过是小意思。

大理再乱，也不会乱到大宋来，由得那些蛮夷们打生打死吧。

群山之中的生死拼杀，在意的，似乎只有身处其中的人们，距离他们最近的宋朝四川制置使司，派了人过去吆喝两声之后，也就跟枢密院里的大人们一样，不再过问了。

成都城都丢了，还顾得上大理？

不过，始终还是有人在意的。

由成都府往西南方向看过去，是川西诸夷。在这边，地理与川北不大一样，虽然同样是群山起伏，但山势更加险峻，更加陡峭，几乎没有平地，官道在山谷里转来转去，宛如麻花般复杂。山岭之间，大江大河奔腾驰骋，咆哮向东，水流湍急而暗礁密布，构成了一副美丽而凶险的奇特地理环境。

成都府往南，是嘉州，由嘉州西行，就是雅州和黎州，在黎州往南，与蛮族两林部交界的地方，有一条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大河横隘大渡河。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支流，发源青海，长流千里，在小金川以前的河段叫做足木足河，小金川往后其流经四川的河段，叫做大渡河，大渡河在嘉州注入岷江。

大渡河将川西横截两段，两岸峭壁高山，万仞千丈，堪称天险，沿河几乎都是激流深谷，要想过河，只有有限的几处水流相对缓和的渡口，至于桥梁，在宋朝时期，是没有的。

嘉熙五年七月，天气已经开始炎热起来，长江两岸都是一片烈日暴晒，人们都换上了单薄的夏装。但川西黎州的深山老林里，却还保持着几分清凉。

山风从谷间吹过，凉意习习，葱翠的树木满山都是，高大的山体如一个个巨人一样，用自己的身躯将烈日骄阳挡在了身后，在两山山谷里洒下了一片阴凉。

满驼城就座落于山阴里。

满驼城属黎州，乃黎州州治汉源城南方要隘，虽处宋境，却是白马羌的地盘，宋人与羌人共治，白马羌出人，宋人出钱，共筑此城。

要说为什么会在崇山峻岭间大费周章的修建一座军事要塞一样的城池，倒不是宋朝怜勉羌人穷困，大发善心的给他们修筑一座安身的地方，而是为了满驼城边的一座渡口。

大渡河富林渡口，就在满驼城边上。

在这个交通靠走的年代，要横渡江河，除了桥梁，就只有靠渡口了。

以宋人的桥梁工艺水平，要想在这里架一座桥，不是办不到，但是建桥的花费太大，得不偿失，这里居住的都是羌人，花宋朝的银子给羌人修桥，朝中大佬们傻了吗？

所以富林渡口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大渡河在满驼城外富林一带，流速放缓，两岸虽然依旧峭壁高耸，但河道明显开放，宽阔了许多，在湍急的大渡河沿线，这是极为难得的。

修个渡口，就顺理成章了，宋朝在这边派了摆渡船，建了条石码头，设立巡检司和税司，一整套的衙门班子都有，满驼城等同于一座兵城，驻有一营兵卒，由一个都统率领。

整个川西贸易往来的客商，如果不想翻几座大山绕道数百里从成都府那边走的话，那么满驼城就是必经之路，南来北去的商队从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到落山的为止，就不会中断过，排在码头上等待税司抽检过关上船的队伍可以排上两里地。

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业，人多的地方就更繁荣了。

木板、篾条加上黄泥巴糊成的房屋一片连着一片，瓦片底下，屋檐上头，挂着林林种种的招牌。客栈、酒肆、茶馆、赌坊，应有尽有，但凡一个城镇该有的，满驼城都有。除了因为羌人不同意而没有开张的青楼之外，这里可以买醉，可以吃饭，可以住宿，一旦夜幕降临，寂静的大渡河两岸，就数这里最为热闹。

满城灯火闪亮，如黑空中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奔腾的河岸一侧，远行的客商操着不同的口音，使着不同的性子，在粗木桌子上推杯换盏，抛洒豪迈。走路辛苦，不这样子放纵豪饮，乏气去不掉。

几个穿着布袍子的人，就坐在临河的一间酒肆里，喝着酒，吃着菜，谈着话。

这几个人，长相各异。

一个学究一样的中年人，文文弱弱斯斯文文，拿着筷子端着小杯，矜持的小口抿四五个五大三粗的魁梧汉子，长着或长或短的胡子，腰佩刀子，头戴毡帽，满脸的横肉，宽额细目，几乎每人都戴着耳环，用手撕着羊肉，大口的端碗喝酒，不时大声的笑几声。

众人之间，一个二十余岁的年轻男子尤为引人注目，他身材健壮，举手投足之间仿佛蕴藏着豹子般的力量，毡帽底下一双细长的眼睛如夜空明星，炯炯有神，不像那学究一样斯文，也不似大汉们一样粗犷，却自有一股威仪显于眉目之间。他坐在那里不动，周围的人环伺于侧，似乎这群人的头。

这是一伙从北方来的人。

见多识广的酒客们一看就知道，只有北方大漠里的人，才会有这种长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