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坐上车，驶离松花江，一路的积雪，一路的白。直至进入中央大街，红红黄黄的俄式建筑出来，才增添了几分生气。一连下了几日的雪，好容易放晴，行商的人都出来了，人头攒动，很是热闹。

谭碧想买点特产，随回信寄给苏青瑶，便叫于锦铭停车。于锦铭刹住车，问，他是一起去，还是在车上等。谭碧说不用等，让他先回旅店，自己可以搭公共汽车。于锦铭又问：“真不用？”谭碧道：“真不用，我还会跟你客气？”于锦铭听后笑笑，目送谭碧离去。

他重新发动汽车，驶入傅家甸，停在十六道街尽头的新世界饭店。

那是一幢向两面延伸的鹅黄色大楼，楼上插满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小旗。正面镶嵌一扇圆拱形玻璃，玻璃下是高高的拱门。

进到大厅，两个乌发白肤大鼻头的犹太人在大理石圆柱旁，叽叽咕咕说着话。于锦铭有意放慢脚步，经过二人，听见他们在讨论下周是否要乘飞机离开哈尔滨，局势日益紧张，万一苏联驻军和中国的军队起了摩擦……于锦铭掠过他们，往四楼去。

到客房门口，于锦铭拿钥匙开门，进去，解开皮袍扔到沙发靠背。

一旁摆收音机的小圆桌下压着一张纸条，原先没有的。

他瞧见，抽出便条，里头仅寥寥两行字：

苏宗泉、张寿篯将抵哈市，请予以接应。

留函自毁。勿失密。

正看着，门外冷不丁响起脚步声。于锦铭转头，同时将纸条折成四折。脚步声渐近，谈笑声也靠了过来，吵吵嚷嚷的全是英文，应是隔壁行商的美国佬携女伴归来。

他们热热闹闹地过去，屋内重回寂静。

于锦铭松了口气，捏着手中的纸条，走到窗边。四扇并排的大窗，两侧褐色的丝绒窗帘框住玻璃外连绵的雪光，似是一幅以白为名的画作。他将窗户推开一道缝，从裤兜摸出打火机，点燃便条。一簇细长的火光朝上伸展，快烧到手指，他甩甩手，丢出窗户，叫灰烬随风而去。

折回来，坐到沙发，于锦铭摸出一支烟点上。他两指捏着香烟，深深吸一口，继而弓起腰，手肘支着膝盖，缓缓吐出。

灰白的烟升到雪白的窗户，屋子里静得简直要浮出个静字。

他指甲盖弹弹烟灰，又吸几口，继而夹着烟，长臂一伸，拧开收音机。

无线电接收到异国的电台，正播放一首俄文歌曲，手风琴与口琴响得统一。于锦铭背靠沙发，跟着女歌手轻柔的嗓音哼起来，同时在心里将一种母语翻译为另一种。

歌里唱的是：

“苹果树和梨树上开满花朵，雾在河上飘过；

喀秋莎站在岸上、陡峭的岸上，开始唱歌。

她唱得是草原的雄鹰，她唱得是心爱的人儿……”

伴着悠扬的旋律，他从内兜取出一块用手心盘得油亮的怀表。银质的外壳因曾被坠机的烈火炙烤而变形，底部凹进去一块，导致卡扣难以合拢。他拨开盖子，表芯坏了一直没修，指针蒙着薄灰，永远停在了十六年前。在银盖内侧，贴着一张核桃大小的合照，合照上两人的面目早已模糊不堪，隐约能瞧出是一男一女，并肩在雪地。

于锦铭对着那小小的椭圆，尝试回想那个人的样貌——矮个子，很瘦，瓷白的皮肤透着抑郁的淡青。是短发还是长发？他记不清，且当是长发吧。长发拢着巴掌大的小脸，细眉，杏眼，尖下巴，好似一把装在黑漆描金妆奁里的象牙扇。

他知道她现在一定不长这样。

他就跟从前不大一样了。有时早起刮胡子，他对着镜子，看到自己那凸出来的颧骨，锥子似的，像是能戳死人。白人老得快，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儿同样容易显老。但在相片里、在过去里，谁都还是从前的模样。

一支歌曲快到尾声。

它唱：

“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

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于锦铭由衷地笑了。

赤红的烟头迫近，他灭掉火星，合起怀表，起身去卧房拿纸笔，要给师娘写一封信，告诉她很快暴风雪就要来了，要多多注意。卧室窗帘紧闭，他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摸出纸笔。里头还塞着一封张学铭寄来的信，信封压着一个文件袋，是昨天带去给谭碧的那个。被撕开的封口处露出资料的一角，于锦铭坐在床头，久久凝视着上头的贺常君三字。

他知道，再过几十年，等他们再度重逢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许多关乎新中国的见闻要与他聊。

收音机仍在响，一首歌唱罢了，换作另一首。

隔几重木板，萨克斯与钢琴抖着肩膀跳起恰恰舞，你进我退、你退我进，银嗓子姚莉在这使人头晕的旋律里，滑溜溜地唱：“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艳丽……”谭碧挤在大罗新寰球百货店，周遭亦是看不尽的玫瑰红：广告单，包装纸，圣诞老人的棉袄，商场中央枞树上挂着的红袜，被冻红的小孩的脸蛋与母亲的手。

她猫着腰，在这混乱色块的围剿下，飞快抽走两包同记工厂生产的酒芯糖。

挣扎出人堆，谭碧逃到挂满小灯泡的圣诞树旁，清点起战利品。

哈尔滨灌肠，“金地”白熊棉袜，麻花形的“拉斯克”，金银纸包的奶糖、酥糖、软糖、酒芯糖和咖啡糖……零零碎碎装了一袋。谭碧拎在手里，已经可以想见她收到东西时，暗暗埋怨她的模样了。她含着笑去结账，马上就是圣诞节，百货商店在做活动，可以凭发票抓彩。谭碧抽中一块棉手帕和三块作安慰奖的小人酥糖。

出来，天已昏黄，广告牌陆续亮起彩灯。

她往车站去，路过集市，看见好一群人围在一处高声谈论什么。谭碧以为是在卖特产，便凑上前，谁知人墙里头是一名妇人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女童。女童剪着齐耳短发，穿一件脏棉袄，睁大眼睛茫然地望向四周。

是卖孩子的吧，谭碧腹议着，与女童短暂地对上了眼神。她生了一张俏丽的瓜子脸，和谭碧尤为相似，但因为年纪小，所以脸颊肉嘟嘟的，是个短胖的瓜子。触电般，谭碧连忙扭头，预备离开。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留住了她。

“这小嘎真是日本人？”

“嗯呐，这嘴里说的都是鬼子话。”那妇人讲着，推推身旁的女童，应是想让她开口说两句以表明身份。“她爹跑掉了，娘冻死了，把她丢在屯子里。我家三张嘴等着吃饭，自己的孩子都送出去两个，实在拉扯不了，你们谁行行好，把她带走。”

谭碧回头，仔细打量起那女童，粉雕玉琢的，的确不像是出生在贫苦人家。

她想：怕是难了，都说父债子还，这些年他们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老的少的，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现在他们战败，跑走了，抛下孩子在这里……不叫她偿命已是心善，还收养她？哼，大概是要被扔在路边，活活冻死饿死。

想着，又听见一个男人问：“她能讲中国话不？”

妇人摆手。“捡回来就没讲过话。”

另一个人接话：“这咋整？别不是个哑巴。”

“唉，你多教教就会了。”她答。“还小呢，总不能眼看着死掉。”

周围人听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出声。

一阵缄默后，他们叹息着低语：“不成不成，不成不成。”说着，摇着头，人墙松动起来，很快便要散去。

谭碧侧身，也打算跟随人流离开。

这就是命。她迈出一步，想。又不是能传宗接代的大胖小子，还是个日本人，谁会来多管闲事？譬如她，因为家里吃不上饭，十几岁被亲爹卖到窑子里，又有哪个神仙菩萨来救她了？

可那妇人是抱定主意，今日一定要找到人，把这孩子托付出去。

否则扔到大街上，活不过两天。

她随手拉住一个过路的老汉，急急道：“哥，慢点，哥，再看看。你瞧她这模样，多叫人稀罕，带回去给你家娃当媳妇也——”

“谁家会养个日本媳妇，”那人推脱，“这传出去，我家还怎么做人。”

她立马追上去：“你看你那边哪家没讨老婆的，能不能送去，小孩长得很快，也就七八年工夫。领回去给口饭吃就行。”

谭碧闻声，顿住脚步。

她再度回眸。

那小东西兴许是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呆看着带自己来集市的妇人与一位陌生的老汉交涉，不停比划着手势。她眨眨眼，热泪顺着小脸流进脖子，天太冷，泪痕冻在脸上，她抬起袖子去擦，棉衣也被冻得硬邦邦，脸被擦红一片。

哭什么哭，没出息的东西。谭碧在心里暗暗骂着，不知为何，想起了从前。

是雨过天晴的一天，她被仔细地洗了脸、梳了头，辫子扎上红毛线。离家前母亲给她煮桂花鸡米头，加了好几勺白糖。她弟弟哭喊着要抢，被母亲一巴掌打走。吃完，父亲让她坐上驴车，把她带到城里。窑子点着大红灯笼，红的光照着白的脸，她沉默了一路，却在那时冷不丁哭了。也是这样默默地哭。泪水像两道蜿蜒的血河。

她不禁走过去。

刚巧抽奖得来了一条手帕，谭碧掏出来，递到女童跟前。对方抽泣着接过，擦擦脸，捻一捻鼻子。泪水浸湿了胸口，冻成了亮闪闪的冰晶。她见了，抽回手帕，蹲下替女孩擦衣服。兜里还有三块小人酥糖，她也拿出来给她。

女童小心地拾起一粒，捧在手心，窃窃道：“ありがとう。”然后拨开蜡纸，将糖块含在嘴里。

谭碧没学过日语，但上海沦陷后，日常免不了跟日本人打交道，听得来最常用的那几句。

她回：“大丈夫です。”

因为凭借记忆模仿发音，谭碧说得相当含糊，近乎是谐音的“呆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