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数学水平一直是世界顶级的，一代代的学者们借助于算筹和算盘，将各种实际问题分门别类，进行有效的布列和推演，在比率算法、“方程”术、开方术、割圆术、大衍求一术、天元术、四元术、垛积招差术等等方面都取得辉煌成果，很多理论和计算方法，领先世界几百年。

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所著《四元玉鉴》中的四元术和垛积招差术。

四元术这种四元高次方程组，早于法国数学家别朱(Bezout)于1775年才系统提出的消元法五百年；垛积招差术中的公式与牛顿插值公式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如嘉靖、万历年间的郑王世子朱载堉，他计算出“根号2开12次方”的数据，并以此创建的“十二平均律”被传教士传回欧洲，彻底解决一千多年来，音乐领域的学术难题，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包括钢琴，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朱载堉首创利用珠算进行开平方，研究出了数列等式，是世界上最早解答了已知等比数列的首项、末项和项数，解决了不同进位制的小数换算，其中某些演算方法一直沿用到二十一世纪；朱载堉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精确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北纬39°56′，东经116°20′）和地磁偏角的人，他还精确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什和水银的比重。

朱载堉被盛赞为“中国历史上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世界上第一个平均律数字的创建人”“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圣人”。

所以说，古代的数学和科学人才多的是，但科举只以八股取仕，国子监的算学课很少有人深入学习，朱载堉等人的研究仅出于兴趣，没有门人弟子持续研究，很难形成学派。

但是无论朝廷政治还是民间生产中，都离不开数学应用。户部计算钱粮、户口、税赋，工部水利、建筑、制造，兵部兵马、粮草、武器等等都需要数学人才……朝廷不支持鼓励数学，但又需要这种人才，这就造成了供需矛盾。

柳冲已经制造的嗅盐、摆钟，计划制造的四轮马车、玻璃、水泥、武器这些全都离不开数学和科学方面的人才，所以，他才在报纸上专门开个版面，用数学题来引起一些人才的注意。

那些答出题目的人，全被报社登记姓名、住址，将来若有需要，可以根据名册找人。

在报纸上打广告后，崇文门外专门用于出售嗅盐和摆钟的“百货行”也迎来了许多商人。这百货行是柳冲专门开设，将来他制造的所有东西，都会在百货行出售。

到天黑时分，一群长随小厮来到雅间回报：加印的五千份报纸也全部卖完，今天的大明新闻报创刊号总共卖出一万份。而且，市面上还有很多人在求购报纸。

柳冲当场表示：“明天再印一万份！”

大明新闻报是五日刊，明天肯定是不出版的，但可以加印今天的报纸啊。

第二天，加印一万份‘旧闻’的报纸仍旧只用大半天就卖完。

第三天，柳冲到大兴县衙看榜时，现场有几十个报童在吆喝，而读书人几乎人手一份大明新闻报。经过两天时间，报纸的热度非但没有沉寂下去，反而发酵的更加火热。

县试第一场柳冲名列第三，这个成绩他很满意。

虽说县试要考五场，但位列主榜前二十名的考生，只要在后面的考试中不作死，如忘记写名字、墨汁污染卷子、写出孔子的名字、皇帝的名字等，肯定能过关。

柳钧柳维也排在前五十名，二十一名到五十名，有一大半可能过关，不过后面四场，他们还得仔细，否则，就有可能被副榜上的人踢下去。

而副榜上的一千多人，比较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淘汰，所以要进行激烈的厮杀。

连副榜都没上的几千名考生，属于已经被淘汰的，后面四场不用再参加了，要考就等明年吧。

县试一场考一天，第一天考试，第二天阅卷，第三天放榜，第四天休息，第五天考第二场……全部考完需要二十天左右。

其后连续四天时间，报社每天印一万份‘旧闻’，全都能卖完，这完全超出柳冲、宋钰等人预测的最高三万份的销量。

第五天，柳冲考完县试第二场，一出考场就被宋钰等人拉住，宋钰拿出一叠抄来的奏章，道：“宋师襄和他的同党反击了。”

柳冲接过奏章，随意看看，道：“否认跟汪崇孝有关？他们敢用汪崇孝设局，就做好了丢车保帅的准备，这没什么新意嘛。”

这一次争斗的关键就在汪崇孝，只要打掉汪崇孝，宋师襄一伙就没了安远侯府的把柄，后续计划落空，谋划完全失败，根本不必紧张。

“我知道，皇上下旨后，你们府上就已经胜了。”

宋钰翻了几下奏折，指着一处道：“我担心是报纸，宋师襄上书朝廷，要求查封咱们的报纸！”

柳冲连忙仔细翻阅，宋师襄的奏章上说“大明新闻报妖言惑众，肆意污蔑朝廷大臣，要求通政使司查封报社，并追究办报者罪责。”

通政使司负责内外章疏、臣民密封申诉等事项，也就是说通政使司属于管理文件的部门。所以，它是管不到报纸的。

报纸属于出版物，大明没有管理出版物的机构，谁想印书就找书坊自己刻印出版，完全不需要跟衙门打交道。

原则上，你只要不出版一些大逆不道的刊物，朝廷是管不了的。

至于说“妖言惑众，污蔑大臣”那更是扯淡，京师里的平头百姓，都敢堵着尚书、阁老的轿子大骂。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明初太祖皇帝允许普通百姓捉拿扰民官吏。

在太祖亲自撰写的《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中记录着这样一件事：在北直隶乐亭县，农民赵罕晨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县里一帮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京城告御状。乐亭县主薄汪铎央求赵罕晨等人说：“我从十四岁开始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

结果他并没有被饶过，被捆送到京师，砍了脑袋。

普通百姓都敢捉拿有罪官吏，敢当街堵着尚书、阁老骂，在报纸上骂御史算什么大事？

虽说现在不是太祖年间了，文官权力大增，但大明不因言获罪，官员们骂皇帝啥事没有，百姓骂官员也一样没事，这有什么好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