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这个地方，在宋元之际的战乱中，毁损严重，元朝把这个城毁了但是到了明初，还特意重建了荆州城，说明在明初，还是很看重荆州的重要性。明初的首都是长江下游的南京，位于长江上游的宜昌、荆州、汉口等都是沿江这一线上的物流据点，基本是平等地位的。

但是，随着永乐迁都北京，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汉口地位开始缓慢的上升。

北京是个物产不丰富的政治城市，单一强调首都功能，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一起迁过去的政、商势力聚居在北京，每年需要从南方调运过去物资，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成了国家物流的大动脉。

这点在元朝本来就如此了，到了明朝，这个功能不仅强化了，而且管束力还超过了元朝按照明朝的漕运管理体制，对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管理范畴，不限于运河，而是一直到重要的粮食产地江汉、两湖。

也就是说，汉口所处的江汉平原与两湖地区，是大运河漕运的起点。汉口成了重要的粮食物资集散地。能运粮食，也可以运其他物资。从这里征收上来的粮米物资，先延长江水路到下游，然后转入大运河，北上北京。

这样一来，汉口就不仅是长江这条东西向水运物流渠道上的一个站点，还拐弯向北，成为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长江”水系漕运系统上的起点了。

而同时期，荆州没有发挥过这个功能。由此导致，就从明朝永乐时期开始，汉口的重要性超过荆州了。x

顺初时，更准确说是李来亨经略楚闯时，虽然闯军早期只占领了荆襄地区，而没有占领汉口地区。

可是由于荆州的城市区位又受到襄阳的替代，而且闯军在荆襄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城市又是随州而非荆州，所以荆州在湖广的地位便不再能追赶汉口了。

明朝隆庆、万历时期，漠南蒙古土默特的首领俺达汗与明朝和解，明朝加封他王爵，同时开边市，蒙汉边贸兴起；

同时李成梁经略辽东，把原先当地混乱的、朝廷对建州、海西女真的羁縻、安抚工作整理的很不错，同时，又强力征讨辽西一带的察哈尔图门汗，辽东马市大兴。

那么，这两件事在经济上，导致什么结果呢

一个塞外河套地区、一个辽东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局势比较安稳的市场。这可是巨大的商机啊！

与这两个边贸市场挨着的，是山西、陕北、北直隶和山东，胡汉互市一开，交易量剧增，这四个省份的物资，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蒙古牧民中消费量巨大的紧压茶，这四个北方省份都不出产，只能从南方运。x

这就刺激了商人要从更远的、也是物产更丰富的南方，把更多的内地物资，茶叶、糖料、铁器、布匹与丝织品等等，运到北方边塞市场去；同时，边塞市场蒙古、女真的大量土特产，皮毛、畜牧业产品、河套地区出产的甘草、枸杞，辽东的人参貂皮鹿茸等等，也要运到南方去。

南北之间，互通有无。然而，在这个让人大赚特赚的好机会面前，却出现了一个矛盾物资运输量出现了惊人的剧增，但京杭大运河的运量有限的，而且还要有限保证官府物流运输。要运送的东西成倍增加，路就这一条，还这么窄。

瓶颈问题出现了。

怎么解决呢很简单，也容易再开辟一条路呗。

于是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和他们运用频率最高的一条商路，出现了。

这就是山西晋商的茶马道。

“南茶北马”在明朝隆庆万历之前，其实就有了，但是规模有限，声势还不大。随着“俺达封贡、经略辽东”的实现，这条路迅速繁荣起来。

由此导致，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汉口，成了另一条重要性仅此于大运河的南北大路，中继点、货物集散地、批发零售中心。

从南方福建来的茶，一直走水路，到了汉口，就要准备舍舟上路，改走旱路了；从北方南下的牲畜与各种畜牧业产品、山货土特产，以大宗批发形式到了汉口，就不在继续南下，而是在这里改大批发为小批发或零售。这样一样，汉口就成了东西方向长江水运、南北方向河南旱路转鄱阳湖水运这个大十字架物流渠道的中心。同时，又是商品的集散经销中心、转运中心。

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著作广阳杂记中，曾提到天下的繁华景象，总结有“四聚之地”北京师、南佛山、西汉口、东苏州。

而湖广是世祖李来亨的龙兴之地，汉口是楚闯早期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地位更胜于随州、襄阳。

世祖朝后，汉口城市得到朝廷的政策倾斜，商埠通衢要地的优势地位，又一次次大大加强了。

明朝的俺达互市，仅限于漠南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喇沁等少数部族。

到了大顺，随着大顺军对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的全面征服，把整个西域、蒙古，甚至一部分中亚河中地区都纳入版图，北方草原市场对茶叶等南货的需求量继续剧增。

而且这个时候在北方还出现了一个新邻居，那就是在贝加尔湖以西和大顺已经直接接壤的俄罗斯帝国。

俄国人喝茶的嗜好，一点不比中国人差。他们和蒙古人相同，也是喝发酵的红茶、紧压茶。所以大顺和俄国签署了贸易条约，建立了一系列边境贸易城镇，开辟俄国市场。x

只要内陆贸易存在，汉口作为大顺内地运河、长江、汉水的一个交汇点，它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就不会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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