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鲁成公，自从与楚国在蜀地暗中结盟，一直提心吊胆。

这种事，按理不能让晋国知道，但怎么可能隐瞒的住呢？其详细情况，早已传到晋景公的耳朵里。所以，鲁成公总是担心晋国兴师问罪。

公元前588年夏，鲁成公亲自去晋国拜访，感谢晋国把‘汶阳之田’给了鲁国，顺便也平息一下晋景公的不满。

‘汶阳之田’，多年来成为齐、鲁最大的矛盾聚集地。为了这块土地，双方打来打去，‘鞍之战’的胜利，鲁国终于名正言顺地拥有了‘汶阳之田’。

虽然晋国把‘汶阳之田’还给了鲁国，但是，负责管理这片土壤的棘地人并不买账，拒绝加入鲁国，甚至不惜武力抵抗。

小小的棘地想抗衡，鲁国岂能甘心？

不过，棘地太弱小，根本无法与鲁国对抗。秋季，叔孙侨如率军包围棘地，然后轻松收回了‘汶阳之田’。

齐国没有出兵，也不敢出兵。‘鞍之战’刚刚过去，齐顷公的魂还没有安定，只能忍耐。但是，齐、鲁实力悬殊，依仗晋国收回‘汶阳之田’，这一切能长久吗？

冬季11月，晋国派遣荀庚（荀林父儿子）前来鲁国聘问，重温昔日盟约；同时，卫国派遣孙良夫来聘问，也是重温昔日的盟约。

两国使者同时到达，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先接纳荀庚呢，还是先接纳孙良夫？这点跟今天有点类似，是先接收韩国的国书呢？还是先接收日本的国书？

荀庚是晋国的下卿，上军将，在晋国排列第三位；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卫国的执政者。

鲁成公很为难，因为他谁也不想得罪，搞不好还会引起国际纠纷，故而询问知识丰富的臧宣叔。

臧宣叔说：“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次国的中卿，则相当于大国下卿；下卿则相当于上大夫。小国的上卿，则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则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以此类推，这是古代的制度。卫国相对来说是小国，晋国又是盟主，应该先接待晋国使者。”

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问吗？盟主派来的使者，面子也要大三分，当然要排在第一位。

11月28日，与晋国结盟；11月29日，与卫国结盟。

这一年冬季，晋景公为了奖励功臣，建立‘六军’，设置‘十二卿’，齐倾公去朝拜，拥护他称王，被严词拒绝。

夏季，鲁成公再次亲自去晋国拜访，以表达友好。鲁成公连续两年访问晋国，可谓用心良苦。但是，由于‘蜀地之盟’的缘故，晋景公认为他脚踏两只船，非常不满，故而对他十分不敬，害得鲁成公碰了一鼻子灰。

至于怎么个‘不敬’，史书没详细解说。

当时陪伴在身边的季文子认为：“晋景公一定不得善终。《诗经》上说：慎之慎之！上天光明普照，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景公怎么敢不恭敬呢？”

十年以后，晋景公想吃新麦不能，结果掉进茅坑中淹死，搞得臭气熏天，成为死得最臭的国君。

鲁成公回国后，想起晋景公的无情，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竟然决定要背叛晋国，投靠楚国。天下大了，凭什么非要寄居在晋国屋檐下，凭什么看他晋景公的脸色？

季文子一再劝阻安慰下，鲁成公总算心平气和收回杂念。毕竟，晋国近，楚国远，真要惹怒晋国，招来军队，楚国远水不解近渴；而且楚国是‘南蛮’，晋国是亲戚，堂堂礼仪之邦，岂能屈身蛮夷？

做人难，做国君更难。

再说齐国，‘鞍之战’的失败，加上郤克的羞辱，在齐顷公心底打下深深的烙印。

一念之差，造成如此恶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耻辱，是整个齐国的耻辱，是昔日霸主齐桓公的耻辱，是先祖姜子牙的耻辱，愧对列祖列宗。

据《春秋公羊传》记载：齐顷公回国后，吊死问疾，不吃肉、不喝酒。七年，整整七年，与后来的越王勾践一样，为雪耻而卧薪尝胆。

齐顷公原本并不昏庸，嘲笑郤克，纯属偶然；‘鞍之战’的失败，让他刻骨铭心。作为一国之君，他发誓要振兴齐国，洗刷耻辱。

晋景公听说后，感到恐惧，此人也太有毅力了。公元前583年，晋景公派韩穿去鲁国，要求鲁国退还从齐国夺回的汶阳之田。

当初‘鞍之战’，除了为郤克报仇，就是为了救援鲁国。没想到好不容易收回的‘汶阳之田’，刚刚过去七年，如今晋国一句话，就要还回去，岂有此理？

季文子满腹牢骚，送别韩穿的时候，为他设宴送行，私下里对韩穿说：“大国处理事务合情合理，诸侯感念恩德，没有二心，因此成为盟主。汶阳之田，原本就是鲁国的土地，‘鞍之战’后，大国命令齐国把‘汶阳之田’还给鲁国。现在又要还给齐国，岂不是失去信用？没有信用则没有道义，没有道义则失去诸侯。七年之中，忽而给，忽而夺，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

接着，他又打个比方：男人前后不一，尚且失去配偶，何况是霸主呢？

这话有道理，但韩穿只是奉命行事，没有决定权。

既然能让鲁国退回‘汶阳之田’，其它诸侯得到的土地，恐怕也难以保存。

晋景公为了讨好齐国，却惹怒鲁国，失去了诸侯的信任。等到他死后，没有一个诸侯主动去送葬，大家对他这种反复无常之举实在厌恶，甚至痛恨。

中国自古讲究信用，这是优点，也容易成为缺点。在这个世界政坛风云变幻的年代，碰上一些卑鄙无耻不讲信用的国家，吃亏的往往是我们。

诸侯的叛心，让晋国感到恐惧，毕竟不是个别国家心怀不满，而是集体造反。

公元前583年冬季，士燮到鲁国访问，请鲁国出兵讨伐郯国，理由是郯国背弃晋国，侍奉南方的吴国。

其实，此事也不能全怪郯国。

因为在公元前584年春，吴国伐郯。当时的吴国虽然称不上多么强大，吴王寿梦年轻有为，收拾郯国还是很轻松；晋国并没有出兵救援，郯国打不过，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改换门庭，侍奉吴国。

当时，季文子就曾感叹：“中原诸国不能镇慑蛮夷，蛮夷却来进攻，又没有人对此担忧，这是因为没有好国君的缘故啊！我们恐怕要灭亡了。”

季文子的担心不无道理，毕竟，楚国是南蛮，吴国属于东夷，都曾强盛一时，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国，则属于西戎。但诸侯被灭亡，为时尚早。

晋国拿弱小的郯国找茬，纯粹是立威，以此震慑诸侯。

由于‘汶阳之田’的缘故，季文子对晋国很不满，不想出兵替晋国卖命，但又不敢抗拒。于是，送给士燮大量贿赂，请他回去后，在晋景公面前美言几句，希望缓几天出兵。

有些人，不是金钱美女能收买的，士燮就是这类人。他的智慧，不比他父亲士会差。奉国君之命而来，岂能为了几分外财，废弃国家大事。

他严词拒绝，说道：“君命无二，失信不立。除了规定的礼物外，不应该增加财物，公事私事不能两全其美。君王落后出兵，我们国君从此不能再侍奉君王，我会直接向我的国君汇报。”

岂能因私废公？士燮可不干那丢人的事。

季文子听了很害怕，派叔孙侨如率军，汇合诸侯伐郯。

公元前582年春，晋国在蒲地（今河南长垣县）举行会盟，想借助武力震慑诸侯。

对于‘汶阳之田’，季文子耿耿于怀，对士燮说：“德行不够，会盟有什么用？”

士燮也不是一般人，强硬回应：“用勤勉来安抚诸侯，用宽厚来对待诸侯，用坚强来驾御诸侯，用盟誓来约束诸侯，笼络顺服的，讨伐有二心的，这也是次等的德行了。”

次等德行，晋国只能如此了。

蒲地会盟，首次邀请了一个远方的客人——吴国，不过吴国人没有参加，因为吴王寿梦还在观望。

德行的衰弱，让晋国的统治力也越来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