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曹爽软禁郭太后的举动，以及之后吃穿用度自比皇帝，纵容手下挥霍无度，一时之间朝野下全部都要按照曹爽的安排进行。

而这一切，都在司马家人的眼中看着，虽然司马懿受到排挤在家称病不出，可司马懿一直在想着一件事，那就是让曹爽名正言顺的下台。

再积累了足够的怨言之后，司马懿趁着曹爽祭拜祖先的时候，发动了正始之变，先劝慰曹爽交出兵权，之后诛杀曹爽三族。

无论是怎样的一番斗争，但曹魏集团内部曹姓的将军，就此断档，就连夏侯渊的儿子，看到如此情况，也是早早的投降蜀汉。要知道离夏侯霸父亲死于定军山，在黄忠手下折戟时，也就过去了不到三十年。曾经励志复仇的夏侯霸看到曹魏内部的情况，都不得不害怕司马家族及其势力。可想而知的是，整个曹家势力所掌握曹魏多大的权利，也就能够很清楚的看明白，虽然名曹魏，但事实已经是由司马家掌控一切了。

不过这一切，司马昭这个人，应该只算是个看客，但司马懿身的杰出军事才能，司马昭继承的很好。所以对于曹爽的风格，其实司马昭也是十分厌烦的，毕竟当时大将军曹爽伐蜀，而司马昭就是征蜀将军，这一次失败的伐蜀计划，让司马昭也是看在眼里。

而曹在位的时候，兴起了一种奢侈之风，而司马昭却免除当地苛捐杂税，这让司马昭执政地的百姓非常高兴。也不得不说的是，司马昭在前期的时候，脑子灵活且对百姓很好。

而伐蜀时期的司马昭，算是整个曹魏集团当中，战术比较明确的一人，同时却也并没有太多的野心去做一些什么事，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战友和自己的百姓能够安定。

而司马懿死后，由其兄长司马师掌管曹魏军政大权之时，其实司马昭也是很尊敬其兄长。其实司马昭和刘禅的性格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司马昭这个人有些随遇而安的意思，但碰到事情的时候却又冷静的可怕，相对于司马师那种军纪严明不苟言笑，司马昭倒是能够比较乐天的处事，但也能够快速的做出决断且眼光毒辣。

并且司马昭有一玩伴也是非常有头脑的，那就是之后的贾充。不过年龄相仿的两人在之前，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玩伴。

而与他们同龄的人，也不得不说还有一位，那就是诸葛诞。诸葛诞与东吴的诸葛瑾以及蜀汉的诸葛亮，算是同族，不过就从称号，也能大致的判断这人的差距。《世说新语》：诸葛兄弟三人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诸葛亮），吴得其虎（诸葛瑾），魏得其狗（诸葛诞）。

当然，诸葛瑾的后人其实也不咋样，不过诸葛诞，则更是不行。首先战略眼光不行，其次临场指挥也不太行，而且识人的能力也不怎么样。

要知道魏蜀吴三国，无论战争胜负，曹魏的国力一直算是最强的。而司马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西方防御着蜀汉的数次北伐，基本有来有回但也不算消耗过大。而诸葛诞则是一直倾向于东南方的孙吴方向。

也不得不说的是，虽然曹魏的大将军曹爽被诛，可总有忠心与曹魏的人，想要起兵造反，来营救魏国幼年皇帝曹芳。这就好像是当年其他人做的差不多，都想要借着一些理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最终祸乱的不是别人，而是本国的百姓，本国的士兵。

先有太尉王凌计划起兵推翻司马懿，却又另立皇帝曹彪为魏国皇帝，这个心思到底是什么样，大概谁都能看明白。毕竟无论是曹芳还是曹爽，以及司马懿都是魏帝曹留下的遗诏，这些从过去来说，才是正统。然而王凌的行为更像是之前的董卓。可惜事情败露，被司马懿讨伐。

而诸葛诞就在这个王凌被讨伐的阶段，被司马懿任命为镇东将军，登了这个与名声匹配的舞台。转年而来，诸葛诞看东吴有筑城动作，以为是吴国要进攻，自然提议趁对方落足未稳，开始进攻东吴。

此时司马昭为监军，诸葛诞则是万分不服，毕竟这么一个玩世不恭之人，既然能够高于自己的地位，实在是心有不忿。司马昭虽为监军，可前有父亲司马懿总揽大权，调度所有，现有司马师掌控全局，司马昭认为这种全面占优的战事并不会出什么问题，也就未多做参与。

然而战局在冬天急转直下，就因为浮桥断裂，互相踩踏淹水，死亡数万人。三路大军伐吴，算是大败而归。

此战司马师将责任揽至自身，而司马昭也因身为监军而削去侯爵爵位。兄弟二人私下聊天，司马昭充满不解，司马师却说道，‘如果此时我不罚你，又怎能让其他人服从于法律，只有法纪严明，曹魏才不会垮，曹魏这种体制才不会出问题。’

司马昭更为不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取而代之呢，现在的曹魏还剩下了什么，奢靡之风，造反生事？’

司马师摇摇头道，‘我们毕竟身为魏国臣子，就要有为臣子的想法，即使是这个曹魏要倒了，这个法制不能倒。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不会崩塌，相信我们的子民才会得到幸福，而我们想要守护的人才能得到幸福。’

司马昭还是不能释怀，为什么现场指挥官的指挥不当，最终责任还是落到了自己的身。

不过司马昭有一个好妻子，王元姬。王元姬十五岁嫁给司马昭，在此之前，朝中都说如果王元姬身为男儿身，自然是国家栋梁。可惜身为女儿身。

而王元姬则是劝慰道，‘兄长的意思你还不明白么，只有自身做到了，之后执法的时候，才能够让更多而人信服我国的律法，最终形成遵守律法的习惯，没有法治的国家，终究会产生混乱。而只有法制得当，国家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邦。而这一点，只有先从我们自己出发，才能让其他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