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鉴于在中国战场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原因，被迫调整侵略中国的政策，并逐渐开始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1940年，随着新四军取得对国民党反顽斗争的胜利和对日伪军的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新四军的力量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与八路军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随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扩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把八路军、新四军当着了眼中钉、肉中刺，迫切希望限制甚至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力量，同时，日军也希望假借国民政府之手，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有生力量。

而1940年被称为“黄桥事变”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不但造成国军万余人伤亡，且让本来仅驻安徽的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这更加加大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消灭共产党的决心。

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响应蒋介石要求，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总部发出了攻击和污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皓电”，同时，要求在日军后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将50万的武装力量合并缩编为10万，而且要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进行整训。中共中央根据对目前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了要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方针，要求江北的部队暂时免调，而对皖南的新四军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国民政府进行北移。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

倪克林被派往第五支队后，因为经常在不同的地区作战，平时对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任务比较繁重，他和谭仁龙也是分开之后好久没能见面，所以趁着这次集中转移的机会，倪克林终于有了能和谭仁龙见面的机会。谭仁龙这时已经是第四支队第二团一营三连连长，而倪克林则是第五支队第八团二营三连的连长。

“仁龙，这段时间你瘦了，听大家说你生病了。”倪克林见到谭仁龙之后关切地问到，他也是刚知道，前一阶段对日伪军“反扫荡”进行到白日化的时候，谭仁龙生病了，高烧一直不退，但是他坚持带病作战。谭仁龙咳了咳，半开玩笑地回到：“不碍事，发了点高烧而已，这点小病哪里抵得上敌人的炮火猛烈。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空来看我？”“我们也好久没能见一面了，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和大家，不是部队正好要北移嘛，就抽空过来了。”“你说这次北移，也不知道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突然就让我们北移。”谭仁龙接过北移的话题。“我看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可听说了，前面和我们搞过摩擦的李品仙、韩德勤部正蠢蠢欲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又不是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看多打几次，把这些顽固派打疼了、打怕了，他们也就老实了。”“希望如此。”倪克林若有所思，他总觉得这次转移心里不踏实，本来说好的转移一直没能实施，就这么一拖再拖到了现在，他又听说国民党部队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正在暗中集结，这次国军规模好像比之前又增加了许多。

1941年1月7日拂晓，一阵密集的枪炮声将正在休息的倪克林从睡梦中惊醒，只见一个战士匆匆跑过来向他报告:“连长，有股国民党军队袭击我们。”“只有我们这遇袭吗？”倪克林有点本能地问到，以前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战，虽说是被迫反击，但是好歹是运动中和敌人周旋，而这次北移，路线都是固定的，相当于把自己的行动意图完全暴露给了敌人。“听这枪声，应该不止一处被袭击。”倪克林听了心中隐隐感到事态严重，说到：“组织同志们进行防御，全体准备战斗，要密切关注战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