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在两汉二十四帝中亦是名列前茅的伟大君王，在后汉臣民眼中更是可以与文、武二帝并驾齐驱，仅次于高皇帝的圣君。

于民而言，光武帝的许多政令可以说对于洗去奴隶制残渣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如建武十一年春二月己卯下诏，天地之性以人为贵，杀奴婢者不得减罪。八月下诏，敢炙灼奴婢者，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人。

凡此种种政令，或许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有效的推行下去，但确实是以天子的名义，在洗去奴隶制所残留的糟粕。

而于世宦贵戚而言，光武帝崇信今文经学的谶纬之说，在前汉独尊儒术的基础，更进一步的选择了“独尊今文”，对待士大夫和功臣集团极其优渥。

在政局选择了“退功臣而进文吏”，于分封赏赐却是丝毫不吝惜名爵，建武二年使功臣皆为列侯，侯国大者更是食邑四县。光武帝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有因功臣地多而亡者。

然而这一做法却是为东汉一百多年的乱局埋下了祸根。首先是功勋贵戚集团，邓、耿、阴、马、梁、窦，这六家贵戚正是开国功臣窦融、马援、梁统、邓禹、耿弇以及光烈皇后阴丽华的家族。

而也正是这六家大姓，贯穿了东汉一百多年的权力斗争，窦宪、窦武、梁冀、邓太后等等，皆是出自这六家贵戚之中，可以说东汉中前期的政治斗争，就是这六家大姓与宦官、清流之间的斗争。

除此之外，对儒生的极尽优渥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地方士族的特权进一步加强，获得优渥地位的儒生自然不甘心跟在功勋贵戚的后面吃土，借助察举制的特色，耗费百年时光，在东汉王朝末路之时，儒生终于击败了宦官和功臣，成为了帝国最层的阶级。

被后世称为“儒道盛世”，被司马光誉为“三代以来，风化之美未有比其盛者”的东汉，事实便是栽在了这一套“盛世之制”。

刘秀的出身并不算好，他父亲不过是一介县令，前汉宗室里手握大权的层反对派几乎被王莽清洗一空。刘秀能够拨乱反正，中兴大汉，除了他本身的才能卓绝、气运不凡以外，也离不开他宗室身份对世家的感召。

偏偏在那个时代，打着炎汉旗帜的并不只有刘秀一人，他也不是唯一选项。为了能够从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刘秀也对世家豪强们做出了许多的让步。为了能坐稳天命，稳固政权，他又大肆推崇今文经学，借助谶纬之言巩固地位。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种种好处的背后，早已标明了价码，刘秀对于东汉那深入骨髓的弊病或许是心知肚明，但却是无能为力。

对于这其中的问题，荀彧自然也颇为明白，作为帝国层世族的嫡系，作为这天下最有智慧的人之一，他并不像普通的士人那般一厢情愿的将责任全部推到天子与宦官头。

后汉之积弊，以及世家豪强对天下的吸血，如此种种他自然也明白。只是身为世家的代表人物，他显然并不是背叛阶级之人，依照他的构想，自然是在重塑河山后再定秩序。世家的地位不能动摇，但对民众的剥削却必须被控制。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何如可持续发展？

偏偏刘备却笑吟吟的说出了让他脊背发寒的话语，身为大汉宗室，刘备若要继承大统，显然只能承续后汉法理。这也是他选刘备不选曹操的根本缘由所在，祖宗之法便是刘备避不开的枷锁，新生的第三汉朝，逃不开后汉的阴影。

而刘备谈笑间竟然在非议刘秀，这其中的意味让荀彧神情紧绷，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

见荀彧面色终于有了大的波动，刘备轻笑一声，悠悠道：“文若是世之大才，却非奇才。天下大变，却想着归于旧制，岂是智者所为？”

荀彧轻声道：“变化，也未必都是好事。”

“但不变，一定是坏事！”刘备收起笑容，肃然道：“自世祖中兴以来，这一百余年中发生的种种，文若当真不明白根源何在？

世卿世禄，在大秦的军功世爵之下分崩离析，然而却在世祖中兴后再有死灰复燃之相！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当真是文若喜闻乐见之事？”

“明公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百姓愚鲁，不比世家子饱读诗书，择优而录有何不可？至于其中或有无能之人混杂，也是难免之事，明公何以因一点不协便否定所有？”

看着眼神坚定、斗志昂扬的荀彧，刘备笑了笑，反问道：“于文若而言，究竟是以一身才学为傲，还是以身为荀子后裔为傲？”

荀彧微微蹙眉，沉声道：“二者并无矛盾。”

“如何没有矛盾？文若如今的昭昭文华，究竟是来自荀卿的遗赐，还是自己的天赋与勤学呢？那些碌碌的世家子，若是将他们的条件播之于民，这浩浩数千万黎民中，难道真的出不了大才？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这天下黎民，缺的或许只是一个机会！”

刘备的声音很大，微微有些茫然出神的荀彧只觉得仿佛大堂都在刘备的吼声中抖动。

这是发自内心的怒意，来自于年近三十方才立业安身之人的怒火，对于刘备而言，他也一直认为自己差的或许就是那么一个机会。

父亲早亡，家道中落，自认不凡的刘备转瞬便失去了步仕途的机会，一名自幼便出不凡之语的年轻人，二十多岁却只能带着一群游侠做买卖，刘备心中是有怨的。

“明公看来是有备而来啊。”荀彧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他轻轻揭开这一层，淡然道：“那不知明公究竟是有何想法，欲作何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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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彧慕世祖文华，思建武盛世，遂请于帝，欲尽复光武旧制、定儒学正宗。

昭烈曰：“世殊时异，时过境迁，何礼之可循？朕闻古之圣贤多起于野，百家盛世常有异人。今虽独尊儒术，未可泯灭他途。先圣所言囊括万象，焉能偏信一说？”

遂不许。

——《季汉书·列传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