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皇帝刘维箴，综其帝王生涯，最让人诟病的，不是政治上的不作为，而是贪恋美色、耽于享受、宠信宦官。前者出了问题，自有执政大臣们担责背锅，而后者，则是评价一个皇帝德行的重要指标。

虽然，后者很多时候往往能视作皇帝的私务，无关大义大节，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皇帝的家事与国事可没法这么简单地切割开来。

皇帝的表现如何，对帝国的影响从来都是深远的，包括刘维箴这样一个太平天子，毕竟，他坐在几代先皇打下的基础上。帝国体制赋予皇帝的权力，即便染上了尘埃，其根本上依旧是强势的。

而刘维箴，在享受了二十多年美色之后，也终于遭到反噬，并且，将朝廷内部最大的矛盾彻底引爆。

二十四年初春的“马上风危机”，刘维箴是实实在在往鬼门关走了一遭，事发之时，如非宫娥尖叫，侍候在外的宦官蔡诀闯了进去，凭着自身掌握的“医学经验”，采取了一定紧急措施，或许刘维箴当场就驾崩了。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蔡诀，这真的是个老谋深算的大太监，鉴于皇帝渔色的习性，私下里，很有预见性地同御医学习相关急救知识，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还真用上了......

但即便如此，在一干大医国手的努力下，又是施针，又是用药，刘维箴也足足昏迷了一日多，方才苏醒过来。

作为帝国皇帝，尤其一个在位时间不算短的皇帝，对于帝国的整体格局而言，就是一个最佳稳定器。

即便他怠于政务，久不临朝，但只要他待在皇宫中，修道也好，渔色也罢，他存在着，那么不管外朝斗得有多凶，政局有多乱，都是有个最基本限度的。

当然，所谓的“底线”其实是很低地，真到那个程度，那么大汉帝国的毛病也必然很是深重的。而有一种状况，则能够轻易突破所谓政治斗争的底线：天崩地裂。

在大汉帝国，难道还有比皇帝大渐更严重的事情吗？绝对没有！

比起煌煌至尊之位，那些权贵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尚书令之职，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不是因为刘维箴这一倒下，大汉帝国冒出了多少乱臣贼子，而是因为，当帝国面临天变之际，那此前政治斗争原则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还是那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其中牵涉的权力、利益之争，是以让所有局中人刺刀见红。

于是，当消息传开之后，各方势力闻风而动，不只是在朝重臣，许多沉寂已久的勋贵也都忍不住浮出水面，至少有密切观望局势发展的举动，京畿流言风起，局势波诡云谲。

当然，所有人秘密应对准备之余，最关心的，除了对手的动向，便是皇帝的具体状况，而一切行动的准则与前提，都以龙体安危为先。

刘维箴昏迷了整整一日还多，而一日的时间足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以想见，在此期间，随着时间流逝，宫廷内外是怎样一种紧张的局面。

在这样的氛围下，作为尚书令的王士廪，也不可能无动于衷。甚至于，迫于几年来朝中始终高企的政治压力，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而凭借着尚书令的权威与便利，他也能做得更多。

但有些事情，往往是多做多错，尤其王士廪本身就处在一个敏敏多扰的位置上。

如果可以，王士廪也希望刘维箴能够圣寿延年，但情况紧急攸关社稷安危了，做一些应对准备也是应该的，毕竟也是为国家大局考虑，他可以做此解释。

于是，在确认皇帝昏迷，并且长时间不见好转之后，王士廪开始行动了。

如果说，联（强）合（迫）众宰臣，对朝廷诸部司衙署进行紧急管控，还属他职权范围内的维稳措施，那么以尚书令名义，敦促枢密院下达戒严令，乃至于越过枢密院与几名禁军将领取得联系，并通过武德司监察京畿，这系列行为就很难逃脱逾制乱法的嫌疑了。

王士廪的祖父王玄真，履历实在丰富，从武德使到封疆大吏，再到辅政宰臣（康宗时期），给王氏子孙打下了丰厚的底蕴。当王土廪崛起之时，那些底蕴也就逐渐转变为实力。

经过二十多年苦心孤诣的经营，王士廪的影响力已经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帝国军政的方方面面，其中并不乏强力实权部门。

由此可见，正统时代下王士廪这个尚书令的权威有多强大，也可知在过去的八九十年间，帝国政治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迁。

若是在世祖时期，宰相把手伸多长，他坟头的青草便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与赵普相争的卢多逊了。即便从太宗时期开始，对“首相”的定位越来越清晰，但对其权责也是有相当严厉的约束的，世宗皇帝就更不用说，他统治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收权、揽权，强化皇权上。

也就是到刘维箴继位后，尚书令的权威是一任比一任强，直到出现王士廪这样一位权谋家。但有一说一，王士廪的出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得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方才崛起这样一个权相。

与此同时，以汉帝国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生态与格局，其强大、顽固程度，实则也非王士廪所能轻易撼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皇帝刘维箴。

也就是在倒台之后，王士廪才真正、重新认识到，比起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他二十余年所积攒起来的权势，只是空中楼阁，缺少了刘维箴的背书，就像抽掉了柱梁，面对那些早已深根于帝国方方面面的功臣老贵的反扑，最终也只有轰然倒塌的结果。

在刘维箴昏迷的一日多里，当然有许多忠心耿耿的臣僚，表现最突出也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内侍行首蔡诀，以及大内都指使崔镐。

前者不必多说了，不仅保命，还严格督促御医救治，形影不离地照顾，为挽救刘维箴尽一切努力。

至于崔镐，乃开宝名将、兴平伯崔翰之后，事发之后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领大内军牢牢守备宫城、皇城，控制进出，尤其是御驾所在垂拱殿，五百侍卫严密守护，打消了诸多染指企图。

而其余大臣的所作所为，最让刘维箴寒心的，也莫过于王士廪了。如果说其他事项都还有解释的空间，那么他在晚些时候，将太子刘修远从东宫接到广政殿的做法，则使几十年君臣之间再无一丝信任余地。

当然，君臣之间所谓的心心相应，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东两，其中也必定存在有关政治利益与形势的内在逻辑。

而那套“逻辑”，从刘维箴醒来，并了解到在他昏迷期间帝国大臣们都做了哪些事后，便开崩溃了。

对王士廪的举措，刘维箴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初扶立了一个皇太孙，如今还欲扶立一个皇太子？朕还没死！”

这句评价，也宣告了王士廪政治大厦垮塌的开始。

作为帝国皇帝，哪怕是刘维箴这么个人，一举一动都对朝局政情有着重大影响。在他恢复意识后，京畿之内的风波在短时间内全部平息，一切又仿佛回到之前的样子。

当然，那只是一种错觉。经此一“劫”，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刘维箴，也让帝国政局迎来一个重大转折，而朝野内外反复酝酿了三年多的政潮暗涌终于迎来一场彻底的爆发。

从正统二十四年二月开始，朝中再度爆发出针对“相党”的集体攻讦，从宗室到外戚，从勋贵到大臣，纷纷上表弹劾。

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三年并不少见，但此一次显然要更为特殊，不只是规模，一些从未冒头的勋臣老贵也开始展现其攻击性。

而王士廪此次，再也平息不了，因为他丧失了压制众臣群贵的实力。在朝堂喧器之际，皇帝刘维箴拖着病体，于垂拱殿坐朝问政，听取大臣们奏报。

帝国的行政权力中心，便从广政殿重归垂拱，皇帝此举，自然使王士廪大为尴尬，而群臣态度热切，行动踊跃。

而刘维箴升殿议事，议的当然不是政务兵事、军国大事，他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经验，但他是大汉皇帝！

在听取了大量关于尚书令及其党从的弹劾之后，刘维箴开始了动作，以宰臣中书侍郎萧偃权刑部尚书、都察使王弘范、大理寺卿魏景渊，率三司臣僚，对一应弹劾、举报人与事进行调查……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于朝廷内部那些真正的大佬，于那些对帝国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而言，可谓深悉其妙。三名重臣之间，最大的共通处，便是出身勋贵，无不有一个风光显赫的祖宗。

于是，更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了，一步一步，群起而攻。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又一桩“武德使之死”的疑案，时任武德使的郑旷暴毙于广府中，皇城司的间探们则大肆活动。

半个月间，几十名相党与疑似相党的官僚受到调查，其中有些官员甚至直接被捕下狱。面对这种情况，王士廪这棵参天大树，却连一点风雨也不能遮挡了。

当然，王士廪不是没有尝试挽回，只不过，自刘维箴苏醒之后，他仅同群臣一起觐见过两次，后面连面都见不到了，每次前往都被蔡诀挡驾：官家正忙于国事，不便接见王相公。

一直到吏部尚书毕光琳被皇帝以结党、渎职、逾制、乱法、营私等十项罪名下诏狱。

此诏一下，满朝轰动，而“倒王”事业的大局也基本奠定。毕光琳的身份也不一般，并非因其祖上乃开宝、雍熙名臣毕士元，而因他作为王士廪的姻亲，属于“相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毕光琳被拿下了，局势还不够明朗吗？王士廪还远吗？

到这个关头，王士廪也彻底醒悟过来，就像30多年前辅助刘维箴夺嫡时那般聪敏，洞察局势。他没再做其他多余的动作，而是主动上表请辞，欲以年高致仕，寻求一个体面。

可以，对其辞呈刘维箴选择留中，而不表态就是最明确的态度了。

事实上，因为王士廪之事，朝廷上层权贵官僚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深竣了，朝野内外的怨言，可不是能够轻易平息的。即便刘维箴能稍抬一手，其他人、势力也不可能轻易罢体。

一直到正统二十四年三月初九，已经闭门在家七日的王廪，终于被一些来自宫内的宦官、侍卫带走，府邸也被查封。和毕光琳一样的套餐，下诏狱，但罪名可就多多了，足足罗列了二十七条。

尚书令被狱，从大汉帝国的历史帷度来看，都是一件极其少见并且严重的政治事件。而由此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对王士廪党从势力的清算，也迅速展开，在缺乏分寸与尺度把握的情况下，更进一步地伤害着帝国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