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连部,张伟正在接待团里派来的宣传干事王辉。王辉是来采访英雄事迹的,准备在军区展览。
他坐在张伟的对面,做了一些采访之后,说道:“军师团三级党委都做出决定,要求我们重点宣传你们连梁三喜同志和‘排雷六勇士’的事迹,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过几天就要开馆展出了,我们需要挑选一些物品进行展览。”
张伟将整理好的梁连长的遗物拿出来,放在桌上说道:“这些都是梁连长留下的遗物。”
宣传干事大致看了看,翻动了两下,只有几件衣服,还大多是军装。然后随手拿过上面的一个拨浪鼓,摇了两下,随意的说道:“就这些么?这些都缺乏说服力啊。”
拨浪鼓是连长业余时间用炮弹壳、子弹壳自己做的。梁连长本来想着等孩子出生后,送给小家伙当玩具,为此还被大家调侃过好几次。
但是精心准备的礼物,还没有等到被送出去,他就牺牲了。连长他至死都没能看到孩子一眼。
听着拨浪鼓当……当……的声音响起,又勾起了大家对连长的回忆。
看着宣传干事那轻慢的态度,连部的人都沉默不语。
宣传干事又问道:“梁连长有没有什么遗书遗言呢?他牺牲时就没说点什么豪言壮语?”
张伟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还沾染着大片的血迹,这是在整理连长的遗体的时候在他的衣兜里发现的,是一张欠账单。
上面写着:
我的欠账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在这张欠账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账总额是620元。
这是梁连长前几年为了给父亲治病,向部队上面的战友借的。梁连长平时十分的节俭,连包烟都舍不得买,已经陆陆续续还上了一些,还差这620元。
梁连长牺牲的时候没有想到说些什么不着四六的豪言壮语,而是抓住身边战友的手,提示他们注意自己胸口衣兜里这张染血的纸条,让他至死念念不忘的,只有如何还上欠战友们的这些钱。
事实上,这种欠账单在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面并不鲜见,参战的士兵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这也很正常,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十亿人口八亿在农村。
而且国家经济落后,军人工资很低,军费开支很少,甚至连湾湾都不如。记得“战忽局”的张将军后来回忆这段时期时说过:“当时最大的梦想,不是超过米国,就是什么时候军费能够超过湾湾、阿三、宇宙国,当然最好是东瀛。”
张伟把欠账单递给宣传干事说道:“这是梁三喜同志牺牲的时候留下的。”
宣传干事以为是什么遗书遗言之类的东西,这可是很好的宣传材料。要是牺牲前写的什么入党申请书之类的就更好了,宣传时添油加醋的报道一番,很有看点。
于是他忙站起身跑到张伟身边接过来,但是等他仔细看了下之后,感到事情有点敏感,就敷衍着说道:“欠账单,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嘛!”
张伟只感觉这位同志脑子有病,只想搞些假大空的宣传噱头,于是不耐烦的说道:“实事求是嘛。”
屋里一阵沉默。
这时,一排长走了进来,说道:“指导员,我回来了。”
一排长负责接待来部队探望负伤和牺牲的战友的亲属,他的话语打破了房间中尴尬的气氛。
张伟问道:“情况怎么样,家属都到齐了么?一定要热情接待。”
一排长答道:“基本都到齐了,只有小北京同志的亲属,团里还正在查寻,说不让咱们再催问了。”
张伟又问道:“连长一家什么时候到?”
一排长犯难的说道:“团里说,已经接到齐鲁民政部门的电话,连长的爱人和母亲已经上路十几天了,还带着孩子,可是我们连着几天去接站都没看到。”
张伟嘀咕道:“十几天了,怎么还没到呢?”
于是,他继续吩咐道:“你们派个人在车站一直盯着,一定要安全的接到连长的家属,嫂子带着一老一小的,没准路上什么事耽搁了。”
一排长出去了之后,张伟又将自己和其他几位战士的物品拿了出来,让宣传干事挑了几件个人物品,拿去英雄事迹展览会展出。
宣传干事最后还是没有拿走这张欠账单,而是在梁连长的遗物中选了一件满是补丁的军裤,艰苦朴素的作风也是很好的宣传主题。
等宣传干事走后,张伟回到宿舍,翻出前任留给自己的唯一的贵重财产,那部德国莱卡相机。虽然是很老的款式,但是沉重的机身,充满金属的质感,让他这个摄影外行也是爱不释手。
张伟将相机放进随身的包里,走出宿舍直奔营部后勤处。
张伟在看到欠账单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决定,自己要替梁连长梁大哥还上这些欠债,一定不能把债务压在孤儿寡母身上。
张伟找到熟识的王处长,寒暄两句,给他点上一根烟,说道:“老王,明天你进城的话,顺便把我这个照相机送委托店卖了。”
王处长不敢置信的问道:“恩,卖了?这可是你的宝贝啊。”
张伟应道:“恩,我急等着用钱。”
王处长打量着相机,说道:“还是进口货,卖多少钱啊?”
张伟说道:“随他们估好了,总之最好明天就能把钱带回来。”
张伟知道,在这偏远地区,即使是进口相机也卖不上好价钱,顶天了一二百块钱,自己还得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只能向家里求援了。
王处长办事还挺利索的,第二天,张伟就从他手里拿到了卖相机的一百八十元钱。
张伟又拿出自己的积蓄,算了算即使加上这些钱,也还不到三百元,还差了一大截,不得已只能打电话向家里借了。
在张伟从医院偷跑回连里之后,赶过来照顾他的田雨洁来连里看了他两次,见他确实恢复的差不多了,就回了帝都。
张伟跑到团部去给家里打电话,只有这里的电话才能打长途。可是他还是低估了这个年代通讯手段的落后程度了,一连打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要通帝都的线路。
没办法,张伟最后只能发电报了,幸好这件事还不算着急,但是就这还在电报局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把电报发出去。
沂蒙山区,梁大娘和玉秀在接到那封信的当晚就连夜做好了煎饼,带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踏上了去部队告别亲人的道路。
为了完成梁连长的遗愿,凑够欠账单上面的数字,娘俩卖掉了辛苦养大的那头猪,又带上了全部的抚恤金。
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没了大儿子、在动荡中没了二儿子的母亲,去跟他最小的儿子告别;一个跟丈夫聚少离多的女人,带着他们刚生下三个月的儿子,去跟这个长眠于斯的男人告别。
她们坐了42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按照张伟信件上的指示,找到了去连里的汽车站。可是一问一张汽车票要好几块钱,二人为了省钱就没有坐汽车,而是花了几天时间,翻山越岭步行前往部队的驻地。
路上也是为了省钱,娘俩风餐露宿,饿了就吃点随身带的煎饼,渴了就找人家要点水。越是临近军营,玉秀的心里越是悲痛。
玉秀和梁三喜是一个村子的人,她虽然比梁连长小了8岁,但是二人却也算是互相看着一起长大的,勉强够得上青梅竹马了,所以感情十分深厚。
遗憾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人,在婚后相处的时间却很短暂。
二人三年前结婚,可是连结婚那次的休假算在内,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两次是梁三喜休假,一次是玉秀去部队探亲。
本来原计划梁连长今年要转业回家乡的,可是一场战事却改变了许多东西。
又过了两天,还是没有等到连长家属,张伟决定先召集已经赶到的烈士家属,在连队驻地召开一个见面会。
会场气氛十分严肃,战士们都列队安静的坐在操场上,家属们在对面坐了一排。
牺牲战友的家属都来了,简单的讲话之后,张伟分别给每一个家属敬礼,跟他们握手,然后将一枚枚立功勋章郑重的交给了他们。
战斗中牺牲的战士至少也会荣获一枚三等功奖章,可是唯独靳副连长的立功申请还是卡着没有批准,张伟去营部和团部,找领导谈了几次都没什么下文。
等到张伟颁发完最后一枚奖章之后,看到了靳副连长的爱人红梅,她抱着儿子像是犯了错似的,委屈的坐在一旁,张伟心里极不是滋味。
靳副连长的儿子小名叫虎子,只有五六岁的样子,他眼巴巴的看着其他人都有一枚奖章,可是到了妈妈这里什么都没有,眼睛里面充满了疑惑和渴望。
张伟看着孩子那纯真的眼神,有些内疚,再摸摸自己胸前的奖章,更觉惭愧。
见面会结束了,红梅带着儿子回到了住处。
虎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道:“妈妈,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他到哪去了?”
红梅抽泣着说道:“爸爸啊,到挺远挺远的地方打坏蛋去了。”
虎子说道:“我也要打坏蛋。”说着还拿着手里的甘蔗比划着枪的样子,说着:“哒哒哒……哒哒哒……”
红梅忙一把拉过了他。
这时,张伟走了进来。
虎子看到来人,怯生生的喊了一句:“叔叔。”
张伟走过去坐在桌旁,随手将帽子放在了桌上,想要宽慰红梅几句。
虎子好奇的拿起军帽,自己戴在了头上,冲妈妈说道:“妈妈,看看我像爸爸么?”
红梅抬起头,抹了一把眼泪,端详着儿子,似乎想要从中找到丈夫的影子。结果越看越是难以控制住悲伤地情绪,泪水不住的流淌下来。
红梅冲着张伟问道:“指导员,我想问你一句,开来他是怎么死的?”
张伟心情也很沉痛,想着靳副连长的不公待遇,也差点留下眼泪,他缓慢而坚定地说道:“嫂子,开来他死的很英勇,很壮烈,他是为我们一连牺牲的。”
红梅不信,说道:“你老实告诉我吧,他是不是在战场上犯了什么错?你说,你告诉我。”
张伟立刻否认道:“不,大嫂,绝对没有,开来他是个好同志。”
旁边的虎子不太明白两人的对话,又弱弱的叫了一声:“叔叔。”
张伟一把揽过孩子,继续说道:“开来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华国人要是都像他那样说真话,做实事儿,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说着张伟从上衣的兜里掏出自己的立功奖章,递给红梅说道:“大嫂,这是特等功臣靳开来同志的勋章,您收下吧。”
红梅将信将疑的看着他,推拒道:“不,不,他无功啊,不能受赏。”
张伟说道:“大嫂,开来他确实是英雄啊,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是他带领着我们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最后他是为了我们大伙才去砍甘蔗的。”
红梅打断了张伟的话,说道:“别说了,指导员,我都清楚了。”
张伟继续说道:“开来他,救了我们一连哪。大嫂,这个勋章你一定要收下,要不我们全连都……”说着张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劲的凿了两下墙壁。
红梅还是没有接,旁边的虎子拿过来说道:“妈妈,这个奖章我要,这是爸爸的奖章,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胸前挂满奖章。”说着别在了自己的胸前。
红梅看着儿子没有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