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爱娇履行了承诺，当起了岛上的老师，一开始，并没有人去听课，她看起来很失落，险先放弃了。好在有些村民图免学费，也图个新鲜，陆陆续续有几个孩子，可大抵吵闹的很，再加上无任何辅助的教学工具，教起来异常费劲。可镇长总说，万事开头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在朱爱娇一字不差地听了进去，她亲自去了县城采购了粉笔、本子等，还特意去申请了初级小学书本《语文》第二册以及《数学》第一册。另外，我也发挥了自己的手艺把学校的破烂不堪的座椅重新修了一遍，村里的人看着学堂有了几分模样，便把所有的孩子一股脑的全部送了进去，甚至学堂里还坐着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以及大人。

大人们一空闲下来也都搬了板凳去听课，有的大人们在吃饭的时候，用水沾着筷子在桌子上兴致勃勃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们语气透着欢脱与跨世纪性的迟暮：“我终于会写自己的名字了。”而这一切，究其功劳，朱爱娇当之无愧。可以说，饱读诗书的女孩子终究掩盖不了光芒与气质，农田里，时不时少了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指定在学校偷偷看朱爱娇教学呢！抓到的时候，都在争辩自己是去听课的。

每次经过的时候，教室里传来不整齐的读书声“牧童骑黄牛……”伴着微风吹痒了我的心。

而我和镇长每天都很忙，主要是杂事太多。那时候什么都得分，连点柴禾都得分。还得组织大伙讨论工分儿。比方说，把工分定了。全体社员，分成五六个组，还要争取双方同意。分组，还得把当家户族的分开，打散了，不能分在一个组。

我有时非常惊诧于这种民主方式。公开，可以纠错；评议，可以防伪；家族分割，则可以断私。这既是相互的监督，实则也是对上的约束。讨论工分，实际是确定每个人的计分标准。毕竟年纪有长幼，性别有男女，同样的工作时间，但工作效率的差别需要体现出来。于是，大家分成小组讨论决定。

全村土地，按照优劣分大块儿，各生产队再在其中分小块儿。总体而言，肥沃程度并无区别。产量之差别，在于“干部”的不同。但社员，并非自由身，他们不可以从一队跳到二队。这实际上把这种竞争的效益冲销了。

至于粮食具体怎么分，上边都是有规定，比如今年是工六人四，那就是说工分儿占六成，人口占四成。每年比例都不一样。那时候，也没有赏罚分明这回事，讲究平均主义，也是所有管理机构活力的破坏之源。但它的确存在于生产队之中。至于为什么，我难以解释。我的理解，或许和标准难定、不好评判相关，又或者待分配的东西实在过于贫乏。多与少之间，是饱与饿的区别。

大队上还有公社，朱金旺之前做过公社里的会计，至于后来为什么调到大队，我实在是不太清楚。关于工六人四，还是工四人六，都是他下传的，反正每年不一样。那时候都听公社的，让怎么着就怎么着。

至于地里种什么，也由不得大队里面做决定，我记得有一次，有块空地种了一点红薯，结果公社来了一帮人，到那就发火，副队长就稍微哼了一下。结果，立马下令：绑起来！但基本上都是打掉的血牙往肚子里吐，只敢等他们走后，才吐几口淤血。有些话只能说给长有相似心灵和耳朵的人听，不然，当大众听到，他们就会以自己浅薄的看法和自以为是的经验来加以延伸和阐释，并立刻想要上前来指指点点。

在《农业六十条》中，明确提出了公社要监督生产队执行有关计划，并且标明，“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用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但显然在执行时，硬度被强化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朱金旺的管辖之内，他的作用只是仅限于锦上添花，换句话说，如果那个岛上没有他的存在，还是会正常的运转，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加大力度想要把空白教育那一块给填补起来，但他做的很成功，起码，连续两年的队长都是他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