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于‘游侠’有如下论断：“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独孤信道：“江湖的‘侠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墨侠，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墨家的一支，与墨辨组成墨家。代表人物有墨翟、徐夫人等。二是任侠，他们是先秦时期对于游侠的统称。代表人物有盖聂、荆轲等。第三类是义侠，是春秋战国时期，侠家的别称，据传为苏秦传人创立，以‘侠义爱民’为教义。”

杨逍道：“据我所知，侠是一种特殊人物，影响所及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侠’的名称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侠以武犯禁’、‘国平养儒侠’。韩非之后，在《史记》和《汉书》中，又出现了诸如游侠、豪侠、节侠、气侠、轻侠、伉侠等称谓。与侠的名称联系比较紧密的还有‘刺客’、‘必死之士’等。”

独孤信道：“侠与刺客是有区别的，但在内涵、外延又具有交叉的特点。刺客乃为人所使进行有预谋的刺杀者，他们的行为只向其主使者负责，对其行动很少作是非判断；侠客重信义，更看重的是是非判断。抑强扶弱、惩恶扬善是他们的行为准则。”

杨逍又道：“侠兴起于战国，思想多少受墨家学派的影响。当时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墨家主张‘赖其力者生’，把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根源都归结为人们的不相爱，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改造社会的原则。墨派人物为了推行其主张，皆能赴汤蹈火，不避艰危，故当时的墨家弟子有‘墨侠’之称。”

独孤信补充道：“《墨子·经》解释任侠的‘任’是这样说的：‘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说》更进一步强调说：‘任，为身之所恶。以ChéngRén之所急。’这种行为的最高标志就是‘贵义’。‘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贵义》）。这种为义不避生死的崇义精神，无疑对侠客重义轻生的气节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墨子之徒为‘侠’是为了实践他们的社会理想，这是一种舍命行道的精神；侠客混迹于社会之中，他们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但很难说他们有什么明确的社会理想。墨家把主裁正义的权力，托付于‘天’和‘鬼神’；而侠客是主张恩仇必报的，并以自己的刀和剑去惩恶扬善，思想和行为都与墨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杨逍仍不罢休，接着说道：“

在那春秋战国之际，‘周室道衰，礼法隳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其流至于士庶，莫不离制度’（《前汉纪》卷七）。礼崩乐坏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士’阶层的壮大和活跃。”

独孤信点点头，微笑着继续说道：“‘士’虽然作为最底层的贵族，在分封初期不受统治者的重视与优待。但是他们大抵受过六艺之类的教育，成为诸侯争强称霸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以往的等级秩序早已经无法维持，士阶层得此契机，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那时活跃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舞台的既有以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或设馆授徒而参与社会变革的学士；也有审时度势，藻饰辩辞，驰逐于天下的策士；还有专以武力事人的带剑之客。荀悦称之为三游，‘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前汉纪》卷十）。荀悦指出‘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侠是‘士’中的习武者，他们与学士、策士、术士的不同处在于，侠士勇决任气，常常以‘义’为出发点，以剑为行动的手段，参与社会活动。像曹沫执匕首为鲁劫齐桓公，专诸为公子光刺吴王僚，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以及信陵君窃符救赵所演出的侯嬴、朱亥的义举，无不以节义武力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侠既为‘士’中一部分，就应该从春秋战国的土壤中寻找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太史公司马迁在《游侠列传》没有明确指出游侠产生的原因，但他认为国有困厄之时，人有急难之事。虞舜、伊尹等贤哲仁人尚遇困厄，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因而侠客之义是不可少的。这实际说明了侠与社会动乱的关系。”

杨逍此时插话了：“后汉史学家班固对‘侠’的论述比较明确：‘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疆。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君魏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之义废矣’（《汉书·游侠列传》）。班固强调天下失道，政在大夫，乱而生侠。”

独孤信道：“荀悦所作的《前汉纪》，不仅指出侠生于乱世，而且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认为侠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君昏民暗，纲纪废弛。他说：‘此三游者（游侠、游说、游行），乱之所由生也’。他还断言：‘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其甚焉’（《前汉纪》卷十）。荀悦对游侠产生的社会原因的分析，应该说基本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杨逍道：“不管是荀悦还是班固，他们对于‘侠’的认识，都是在大一统王朝初期社会对他们的普遍认识，可是随着人们越来越睿智，越来越有选择性，天下间的百姓们对于‘侠’的认识高度，那绝对不是他们二人的论断能够说得清楚的。”

独孤信道：“你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问题，说明你对于武林，对于侠义，还真有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好士任侠的‘战国四公子’也各有门客数千人，其中不乏侠客。秦以前侠风比较古直，当时社会处于群雄逐鹿的状态，‘士’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所谓‘得士者存，失士者亡’。侠士可以广泛择主，任意驰骋，一旦遇到知己，就抱定必死的信念为其效命，像曹沫、专诸、豫让、侯赢之类，都具有赴汤蹈火死不回头的节概。秦汉以后，皇亲国戚、权贵豪门仍然沿习先秦招士养侠的风气。但是，汉代大一统的局面使‘士’的地位一落千丈，‘用之如虎，不用如鼠’，游侠之士也失去了战国时走遍天下无羁勒的广阔天地。随着皇权**的建立健全，更限制了侠客的活动，他们不得不寻找靠山，如著名的布衣大侠剧孟，结交条侯周亚夫；郭解结交大将军卫青。武帝徙郡国豪杰于茂陵，卫青亲自为郭解说情，事不行，‘解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汉朝‘侠’的发展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侠士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把任侠作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因此汉代的侠与非侠之间所结成的是一种双向的互利关系，它反映了‘士’阶层在面临新的统一之后所寻到的一种出路。但是，侠客‘以武犯禁’的特性，以及与王公大臣所结成的政治势力，毕竟不合乎最高统治者集权于中央的意愿，因此也就不可能摆脱被镇压的命运。汉文帝、汉武帝、汉成帝及王莽摄政时期，都曾大肆捕击豪侠，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其一是武帝建元二年，徙郡国豪杰于茂陵，名为奉养山林，实为削弱地方分裂势力，便于中央控制；其二是成帝永始、元延年间，尹赏为长安令，一次坑杀轻侠百人。”

听到独孤信说的这些关于秦汉事情‘侠’的处境和故事，杨逍自己也在琢磨：人人都有侠义之心，都想成为名扬天下的大侠，可是在最高掌权者眼中，‘侠’的存在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