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个桓温，平心而论，还真不可小觑，他比董卓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董卓的所作所为，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都是清清楚楚。他残暴的毫无人性，且被万千人唾骂和指责。

《晋书》中对北伐名将桓温有“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评价，让人心生敬佩。在波谲云诡、权力倾轧的官场中，桓温不仅能够脱颖而出，而且能够成为北伐名将，这与他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魄力是分不开的。

石猛道：“古往今来的很多读书人都对桓温非常的不齿，他们认为桓温是谋朝篡位的大奸臣，可是细想之下，这还真不一定。”

杨逍道：“我也说一说自己的想法，二位哥哥莫要见笑。桓温在历史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争议，倒不是因为他的驸马身份，也不是他卓著的武功建树，而是他被后世指摘有篡逆之心。在我看来，其实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证据也不是很充分。因为这些言论都是来自皇宫内部，是东晋当朝的那些人的思想，老百姓才不管你这事呢。即便到了老百姓说三道四的地步，那也是从朝廷里传递出来的信息。换句话说，这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自然有着不靠谱的一面。事实，桓温在世时，并没有这方面的传言记载。只是当时的桓温威振内外，简文帝‘常惧废黜’(这都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明文记载的)，简文帝一直害怕自己的皇位被桓温给废了。咱们要弄清楚：篡位是自己当皇，桓温有野心，有专权之意，这个我不否认，但和篡逆还离得很远。因为简文帝本来就是桓温废掉司马奕后立的傀儡皇帝，即便是废了他，桓温也不一定会自己当这个皇帝。”

独孤信道：“杨逍说的还是有道理的。直接在公开场合说桓温想谋反的，是他的老对手，权臣司马道子，不过他也是在桓温死后才说的。一次宴席，司马道子酒酣耳热之际，当着众人的面，对桓温的儿子桓玄说：‘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意思是：‘你爹死前想作乱犯，是这么回事吗？’这不过是一句醉话，并没有什么实际根据。况且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种假设。当时的长史谢重就反驳司马道子，说：‘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对那些猜疑的言论，您应该有所辨别。’司马道子连说：‘侬知侬知’，(此话皆记载于《晋书》)知道你还乱说！不知是何居心。’而司马道子说人家桓温要作乱，他的下场也没好到哪儿去。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桓温在司马曜继位的第二年就死了)，司马道子与他‘酣歌为务’，并‘窃弄其权’。把人家皇帝司马曜给架空了，自己专擅朝政，干的也是桓温曾经干过的事，他怎么不说自己有谋篡之意呢?况且他‘官以贿迁，政刑谬乱’。搞得朝廷乌烟瘴气的，政绩比人家桓温差远了。如果说桓温有篡位之心，还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后来桓温的儿子桓玄真的谋反了。然而，儿子反叛，不能算在当爹的头。况且，那时桓温已经死了三十年了。桓温当年在路过王敦的坟前时，说‘可人，可人’!也被当做有篡逆之心的证据。其逻辑理论也很可笑：因为王敦曾经作乱，桓温夸王敦，那么桓温自己一定是想效法王敦。这不过是妄加揣测而已。事实，桓温心里并瞧不起王敦。桓温有自己的偶像，就是当年的名将刘琨，和祖逖一起‘闻鸡起舞’的那位，后来做到并州刺史，在北方对抗匈奴大单于刘渊。但有人偏偏将桓温比作王敦。按说王敦在身份可比刘琨显贵多了，他是琅琊王氏中的佼佼者，东晋开国大司马王导的从兄，东晋皇帝封他为汉安侯，掌管长江中游的全部兵马，当时权倾朝野，无人能出其右。然而桓温对这种类比却‘意甚不平’，他的心里那是非常不高兴。因为他所欣赏的是刘琨那样的真英雄。有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桓温北伐时，遇到一个曾跟随过刘琨的歌伎，她对桓温说：‘公甚似刘司空’。你长得非常像我们那刘琨老爷。桓温听后感觉很是受用、舒坦。于是进屋好好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装束，在镜子前看了又看。回头再让那歌伎看，准备等着那歌伎好一顿的夸他。不想那歌伎却并没有像桓温预想的那么说：‘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合着哪哪都长的都不像。桓温这一下子很受刺激，帽子一甩，衣服一扔，‘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唯一最有力的证据，是桓温自己说过的一句后世传为经典的话，那就是‘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成为桓温想篡位的佐证。然而，单凭这句话，就说桓温蓄意谋反，也太过武断了。不知道桓温说的这句话惹着谁了，这不过是桓温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规划而已。虽说话说得有些偏激，表现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过是太想出人头地的一种锋芒毕露。与曹操那句以讹传讹的‘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相比差远了。况且他说这话也没有对不起谁，只是在和自己较劲而已。就像现在一些立志博取功名的读书人，临走前对父母说，混不出个人样，俺就不会来了。成色差不了很多。况且桓温此话的重点，应该是在‘流芳百世’，而不是人们所注意的‘遗臭万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流芳百世’，桓温绝不会选择‘遗臭万年’。也就是说，后者是为了强调前者的，并不是桓温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即便‘遗臭万年’是侧重点，是不是就说明桓温想篡位呢?也很难说。真想篡位的人，谁会把那些对自己不利，容易落人口实的话挂在嘴边呢？刘裕倒是没说过这样的话，结果最后代晋建宋。两相对比，此话只能说明桓温有很重的功利之心，说明不了别的。功利心谁没有呢？最起码当时东晋朝中的大臣们谁都有，否则为什么他们不像陶渊明那样，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最重要的，是桓温毕竟没有形成篡位的事实。退一万步讲，他最多也只能叫有篡位嫌疑的人。桓温那句话不但不能成为其篡逆的证据，反而让我们看到其可敬的一面：那种豪气干云的血性。其实，桓温也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豪爽有风概’，感性多于理性。桓温自小便血气方刚，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苏俊作乱时，桓温的父亲桓彝被叛军杀害，桓温‘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最后终于手刃仇人之子。那时他刚刚十八岁。桓温的血性，还充分体现在他的感性。桓温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重孝道。桓温的母亲病死，他‘疏解职，欲送葬宛陵’。在那个时候，请求辞职给母亲送葬，是典型的孝子行为。桓温主动申请辞职，也充分说明他的权力玉望并不是很强。桓温第一次北伐，走到自己做琅琊太守时的故地，看到以前亲手种的柳树‘皆已十围’，不禁感慨顿生，说‘木犹如此，人何以’!于是折下树枝把玩，‘泫然流涕’。其性情可见一斑。桓温不但孝，而且忠。打败姚襄，进入金墉城后，桓温‘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其对晋室的衷心可见一斑。”